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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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结果是可验证的，其过程，是可操作的。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多数领域，都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学术，可以成为学说，但绝不是实证科学。

　　美国有美国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二者不必趋同，也不可能趋同。他们只要不向我们强制灌输，不把假的说成真的，硬要我们崇奉它，追随它，我们就不必去批评它。人各有所信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才是真的〃信仰自由〃和真的〃自由主义〃。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一些西方政治家，一些崇美的中国学者，大肆宣传对美国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信仰，甚至强要人们相信唯有这一套可以作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这就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威胁和危害。

　　7、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记者：有人引证主流经济学拥有数学模型。他们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规范或尺度。凡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的就不是科学，能建立这种模型的就是科学。因此其推论是，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数学化了，成为精密的专门科学。也就是说，对它的任何怀疑是幼稚无知的。

　　何新：把数学工具引入人文学术，这种见解和尝试至少已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在笛卡尔、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已是流行的观点。也许是笛卡尔最早提出这种想法。那时还未发明微积分，笛卡尔心目中的数学模型就是欧几理德（初等）几何学。欧氏几何是一个自足公理系统。从若干原始公设出发，引用有限的公理，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推导出全部结论。模拟这种几何证明方法，笛卡尔试图建立他的哲学原理体系，斯宾诺莎也以这种方法发展他的伦理学。后来还有莱希尼兹。他的一个著名论点，如果发生哲学争论，那么争论双方就坐下来，打开计算器，说：我们来算一算。但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是意识形态，并非〃精密科学〃。所以是否应用数学模型并不是真理的标准。他们那种严密模仿几何形式的哲学著作，今天让人看去显得十分迂阔可笑！

　　黑格尔曾经嘲讽那些认为数学方法是理性标准和具有深刻性的人，他说：

　　〃认为某种数目或图形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消遣，但另一方面恰是思维浅薄的特征。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某些数字或图形含有深刻的意义，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但是对于哲学，问题并不在于思考某种可能性，而是思考的现实性。思想的真正精华不存在于武断地设定的符号形式里，而只存在于深刻的思维自身中。〃

　　记者：黑格尔这些话出处在哪里？

　　何新：《小逻辑》的导论。我还想告诉你更为有趣的一点。这些经济学家崇拜数学，认为在经济学中由于应用了数学模型就成为精致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数学家自已却并不这么崇拜数学。

　　19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早已失去1＋1=2的那种幼稚的精确性。〃函数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关于导数和积分的基本概念还从来没有恰当地被定义过。〃（M．克莱因）数学的逻辑基础本身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至今还未得到解决。

　　人们以之作为精密工具而应用数学，但这个工具本身的逻辑基础和严密性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来说，20世纪是一个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其中一大危机就是数学基础中的逻辑危机（可参看M·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卷）。

　　正是面对这一危机，罗素讲过一句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古今数学思想》，P．306/4。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位数理逻辑专家的手里可以说被发挥到极点了。数学哲学家本身不会迷信数学，是怀疑论者。倒是一些只对数学的皮毛有所知的人象孩子玩积木一样喜爱在经济学中制造数学的模型。（笑）并且用这一套玩意儿来吓唬人。

　　记者：如果您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价值系统，那么它就十分接近于伦理学。

　　何新：对。经济学的本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伦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别名是所谓〃福利经济学〃，请你注意这个名称。所谓〃福利〃，所谓〃幸福〃，以及所谓〃主观偏好〃，所谓〃欲求〃（需求/欲望），这些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所常使用的范畴，其实也都是伦理学中的范畴。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价值体系就是论证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以及永恒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永恒的经济形态。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为什么不可语冰？不是因为冰不存在，而是因为夏虫坚信冰不存在，并且的确，在它生命的全部经验中也没有冰这种事物的存在。但是严冬仍会到来，冰雪仍然会到来。

　　记者：您谈的这一点很重要，至少是人们通常面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很少言及的。

　　何新：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海德大学哲学、经济学教授、汉诺威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著作《资本主义伦理学》（1982）关于这本书的书名，这位有良知的西方学者特别指出如下一点：

　　〃不同方面的人们曾向我提建议，用较少感情色彩的概念〃市场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我还是在书名和问题的提法中保留了这一概念。

　　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对于我来讲，'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分析上不够尖锐。〃市场经济〃，它描述的是经济的协调工具市场的更为有限的方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会起作用。

　　资本主义则相反，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的利益和收益最大值）来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比市场经济更准确全面地标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而且更适宜于表征这一社会制度的理想典范的模型。〃

　　这位西方学者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伦理特征就是它具有一种道德空想性：

　　〃作为社会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它仅仅是关于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念。作为经济学理论它没有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

　　〃一种仅仅以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和通过市场与价格体系加以协调为基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它并未成为现实。作为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幻想的、非现实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空想。

　　当它的代言人用现实资本主义尚不完善为理由使其免遭对手的抨击时，这种空想的特征就更为明显。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指出，资本主义还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应归因于模式之外的诸种影响。

　　然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声辩是缺少充足理由的。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能够与现实相联系，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它历史的场合和它历史的实现条件。

　　如果一种理论虽然介绍了一个出色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却由于外在的影响或不可达到的前提而永远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拙劣的空想，仅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的废话〃之中（黑格尔）。〃

　　这些观点非常精彩。在80…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理由是它具有非现实的空想性。

　　人们转过头模仿和抄袭以被误解的美国模式为样板的市场资本主义。结果几乎无一不掉入陷阱。只有中国没有陷入这种泥潭，为什么？恰恰是因为中国保留了改革前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经济和政治框架。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江泽提出〃三个代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人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由于制度改革不彻底。但人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反论，就是某些问题的出现，是否向资本主义的让步和模仿走得过多了？孰是孰非呢？对此，我认为第一要进行理论的重新思考。第二理论并非一切，还有实践和历史。历史就是上帝。

　　批判社会主义模式的人说，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但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供求自我均衡的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伦理的空想吗？陈岱孙先生曾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论述的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的行为，其本质乃是一种长期静态均衡理论，不能说明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均衡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30年代出现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和大量失业这种数量波动现象。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是提供了一种能解释这种产量和就业量剧烈波动的短期动态的宏观非均衡理论。

　　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瓦尔拉斯〃喊价人〃通过〃试错过程〃来寻找均衡价格，以便协调全体交易者的需求计划，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市场总是趋于均衡状态，因此绝大多数交易和经济活动是在非均衡价格上进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看不见的手〃、〃理想均衡的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空想。要知道，供求自动均衡的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供求均衡即意味着利润的消失。我赞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前旧经济体制不良性的批判。但是，我不赞成在放弃一种空想的同时引入另一种空想。对一些崇拜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推荐给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认为我们同样必须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必然错

　　记者：总而言之，您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唯一的方法。

　　何新：我的观点是，数学绝不是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关于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模型的争论的实质，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否已经脱离庸俗经济学的轨道，而成为了一门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已形成规范性理论的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没有！因此，对西方经济主流经济学，根本没有盲目崇信它的必要。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边际革命〃是在19世纪即已发生的。

　　何新：人们常指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似乎马克思不了解主观价值论及其供需均衡的自动市场模型。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J·萨伊。关于萨伊，劳尔爵士告诉我们：

　　〃J．B．萨伊（1767…1832年）一向把他自己认为是亚当·斯密的阐述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于1808年，在选择和提炼的过程中，萨伊把斯密的理论加以曲解。萨伊自己的贡献在于强调效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

　　萨伊的效用价值学说是以一定的传统为根据的。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过一些强调效用的经济学家。孔迪拉克神父在1776年出版了名为《论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效用学说的最早的申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