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权制度逆现代性的主要路径-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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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狄亚·森通过对专制体制中饥荒问题的研究说明：在民主制度中，真实的信息和反馈机制启动了那些可以消解制止灾难的有效手段；相反，古代帝国和现代极权主义国家所以容易受到饥荒等灾难的毁灭性打击，是由于在严重缺乏批评质疑、社会信息系统被权力垄断的政体中，了解真相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天长日久，不仅民众被泛滥的虚假信息所统治，而且政府也因社会信息系统的普遍误导而做出越来越重大的错误决策，从而使饥荒等灾难的后果被极大地扩大蔓延。明代全面废弛的“晚期专制统治”正具有这样的典型特征，而社会一旦坠入这种泥潭，则不论后人如何拼命自拔，都会因一切良性社会资源和机制早已被专制体制糜耗戕伐殆尽而无济于事的，崇祯时代就是这样的典型。
　　第五，权力制度下“伪商品经济”的特点、及其与现代商品法权制度的全面逆向化。
　　照流行的说法，明代嘉靖前后，中国已有规模较大的商品经济，其发展指向了近代文明。这个结论似乎有其理由，如太湖流域一些城镇手工业的兴盛、商业资本的活跃等。但是我以为，仅以一些局部的“萌芽”作为这一时期整个经济生活中的焦点是片面的，因为所有这些“萌芽”并不能孤立存在和发展，相反，明代“商品经济”只能置身于当时国家权力体制及其支配下的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因此，考察它们与权力体制间的关联，是把握当时经济形态的关键。而视点一旦落在这个症结就不难发现：曾在中国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并非趋于现代经济法权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相反，它是一种专制权力体制奴役下的“伪商品经济”！
　　中国皇权制度后期的显著特点，是专制权力的高度强化及其所导致的“权威主义”势能向全社会一切角落的强烈辐射和恶性膨胀，并以此为基础迫使一切阶层成为为满足权力阶层最大利益而存在的工具和牺牲。于是也就产生了一系列虽然具备了商品和市场交易的外壳，但却越来越悖逆于现代法权意义上“商品制度”的怪胎，如：皇权对于工商业阶层及其一切财产生杀予夺的“天然权力”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权力体制可以通过兴矿、贡赋、剧增赋税等名目，越来越加重对工商阶层的掠夺；更怵目的，是权力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并直接借助于“市场”以牟取暴利，如：利用国家的禁榷、禁止海外贸易和对专卖商品的垄断权而大肆走私、倒卖大宗专控商品的准卖配额；利用采办、进御、上供、采造、织造、采木等等专制体制征调占用巨额国民财富的特权，从中贪污瓜分，然后再通过市场转手抛售而凭空获得暴利；凭借权力占用通衢要道而开设皇店和权贵家店；开设“官店”以邀集商贾囤积货物；借官员特惠免税权挟带商船私货；偷逃国税，等等。由于明代统治权力与“市场”之间具有的非常密切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的强烈诱导，所以当时权力阶层中的人们为了争得更大的商业份额，竟邀集流氓彼此大打出手；仅一家权贵在京师开设的店舍甚至就有“千余区”的巨大规模；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士大夫们亦“多以货殖为急”。表面上看，商品经营的规模确是比前代扩大了许多，但其本质上却是越来越借重于权力的恶性膨胀、越来越“逆市场化”。
　　亚当·斯密说：“在从事商业的国家中，法律的力量总是足以保护地位最低下的国民。”而“伪商品经济”体制则完全相反：它越是发达热闹，也就越彻底地实现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没有贸易就产生抢劫”；实现了权力对社会弱势群体压榨掠夺的极端化。所以在明代史料中，诸如“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斗升之储”、“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尽宇宙间靡有留利”之类哀诉比比皆是。于是不论从社会政治层面，抑或社会经济层面来说，不但新制度因素孕育生长的可能性被完全阻绝，而且连维持传统社会所需的经济贸易活动，都最终败落雕敝。
　　第六，专制体制中“权威主义”对国民心理控制的深及骨髓。
　　现代国家在文化体制和国民群体中的心理基础，在于公民人格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养成，所以胡适说：“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为了醒目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举出一古一今两例略加比较。前者是明代小说《金瓶梅》描写身为媵妾的潘金莲在当众遭受西门庆侮辱和毒打之后，反倒加倍对施虐者谄媚效忠的情态：
　　
　　西门庆至晚进入金莲房内来，那金莲把云鬟不整，花容倦淡，迎接进房，替他脱衣解带，侍候茶汤脚水，百般殷勤扶侍。到夜里枕席欢娱，屈身忍辱，无所不至，说道：“我的哥哥，这一家谁是疼你的？……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么来，中人的拖刀之技，你把心爱的人儿，这等下无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你）这屋里。”
　　这当然是对传统社会中臣妾们受虐狂心理的入骨刻划，可惜并非只在明代小说中才能读到这样的描述。比如资深的共产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的夫人，在“文革”中与邓拓夫人丁一岚被关在一起，后来她曾转述丁一岚对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惨境的看法：
　　
　　丁一岚大姐不是常说吗：“这母亲做错了事，打错了孩子，做孩子的你能要母亲怎么办呢？”中国有句老话叫“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团团转”。这野鸡你一打它，它就飞了，跑了。而家鸡就不同了，你怎么打，它还是在你周围团团转，离不开这个家，离不开你的小院……老温他们一生受过那么多苦，却常说无怨无悔，这种精神确实是好的，可问题应该往深里一步想，就是说，怎么才能让党让母亲别错打儿女。……这么错打不行。母亲本身你怎么才能做一个好母亲，应该多考虑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根子究竟在什么地方？（99年11月26日《南方周末》）
　　
　　“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得贴天飞”——永远自甘于围着主人“团团转”的“家鸡”的身份、自甘于随时可能落在头上的无端凌辱、自甘于横遭毒打之后反而只能加倍表示效忠和谄媚的境遇，这种植根于全民族亿万成员内心的臣民哲学和臣妾哲学，其产生固然不始于明代，却是从明代开始根深蒂固融入我们国民性的；是以明代权力制度的恶性膨胀为基础，越来越强悍地充塞了整个国民心理的。黄宗羲指出皇权专制化的结果，是普天下之士“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我们从明代社会中看到的也正是：人们由仆妾地位的自甘，固化为专制权力格局之下维持其生存和利益的基本心理机能。
　　人们会觉得：从《金瓶梅》到现代过去了四百年，其间外面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我们这里，不仅人们对权势的恭顺没多少变化，而且连形容概括这种恭顺态度的辞语都还是一毫不改，这太不可思议了！但实际上，这种国民性的延续是一种基本的现实存在，所以真正应该吃惊的，倒是我们对之的茫然不觉。
　　明代权力制度的逆现代性留给后世的镜鉴
　　在明代，“专制权力体制的强化·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腐溃·国民心理的蜕变”三者的互动，造就了一种强劲的“反文化”机制，从而使整个社会无可逃遁地坠入灭顶的深渊；更主要的是，它为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预设了极为危险的“路径”。托克唯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那种已经“不能再存在下去”的陈腐权力制度，为什么偏偏是“最难摆脱”的？这不仅是令后人无限感慨的话头，更是必须做出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学术研究才能清晰地说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