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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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据我们所知，一些中国问题的信息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在其他书中找不到的。跟《满族》相比，卫三畏博士的那本《中国总论》，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另外一个是普鲁士吞并小德意志公国的前大臣斯特劳斯，他也是一位德国汉学家。在他离任之后继续研究汉学。他相继出版了一本《老子》的译著和一本《诗经》的译著。广东的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19世纪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传教士。著有《儒学汇纂》、《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等多部著作）先生对他的《老子》译本中的一些部分评价还是不错的。至少他翻译的《首领颂》也是流传广泛，评价不错的。但遗憾的是，这些书我们无法获取。　　　　
　　　　从马礼逊博士字典的出版开始，上述所提及的学者都被认为是早期的汉学家。第二阶段始于两本权威的著作：一本是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19世纪英国著名的汉学家，著有《语言自逊集》、《寻津录》）爵士的《语言自逊集》；其次就是理雅格博士的《中国经典》翻译。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一）（4）

　　　　那些中国知识已经超越讲官话阶段的西方人，对于威妥玛爵士的《语言自逊集》可能会不屑一顾的。尽管如此，但我们必须得承认，这是一本在所有已经出版的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得最完美的大作。而且，这也是一本顺应时代呼唤的书。把这样的书写出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汉学中现代与未来的机会已经被它全部夺走了。　　　　
　　　　当然，那些必须做的中国经典的翻译，也是时代的必然。我们可以看到，理雅格博士已经完成的是一打吓人的卷册。质量如何，我们暂且不予指责，就工作的量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我们谈起如此浩繁的译著都觉得有点害怕。不过坦白地说，我们并不是太满意这些译者。　　　　
　　　　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1846－1909，19世纪英国汉学者，1870年来华，1881－1886年任上海《字林西报》总主笔。曾把老子《道德经》和庄周的《庄子》又名《南华经》译成英文。并著有《远东浪游》、《中国拾零》等书）先生曾经公正地评价道：翻译这些经典大量依靠的是译者所生造的专业术语。就形式而言，我们可以用粗糙、拙劣、不充分的，并且在某些地方几乎是不符合语言习惯的特点来概括理雅格博士所运用的术语。对于内容，我们不敢妄自发表自己的主张，还是让广东的花之安牧师来代言。他说：“理雅格博士关于孟子的注解，表明了他缺乏对作者的哲学理解。”　　　　
　　　　我们可以肯定，理雅格博士在其头脑中对孔子及其教义有一个完整的理解和把握，不然的话，他是很难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尤其特别的是，在他的注解和他的专题研究中，他都不会让一个词组与句子漏掉，充分表明他用哲学整体来把握孔子教义。　　　　
　　　　因此，总而言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把理雅格博士对于这些作品的价值判断作为最后的定论加以接受。并且中国经典的译者将不断更替。在上述两本著作面世后，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又大量地涌现出来。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中有几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是还没有一部能够表明中国学已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19世纪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1847年来华。曾著有《中国文学札记》、《中国研究录》等。他曾同李善兰一同，翻译出版过《续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等西方自然科学名著）先生的《中国文学札记》。不要说它是一本具有文学气质的书了，甚至它仅仅就是一个目录。另一本是已故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19世纪中期英国汉学家，曾任驻华外交官。1859年来华，他著有《汉语指南》、《中外条约集》、《中国政府——名目手册》等）先生的《汉语指南》。当然，它也存在着许多很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如此，它确实是一部所有关于中国的作品中，最严谨和认真的伟大作品，而且被评价为是仅次于威妥玛的《语言自逊集》的一部作品。　　　　
　　　　还有一位需要注意的是英国领事馆的翟理斯先生，他也是一位中国学家。这位翟理斯先生拥有和早期法国汉学家一样的，令人羡慕的清晰、有力和优美的文风优势。每个问题经过他的接触，都立刻变成清晰和易懂。　　　　
　　　　但这也是有例外的，问题就在于他在选择与其笔相值的题目。—个例外是被看作是中译英的典范《聊斋志异》的翻译。但是，像《聊斋志异》这样的优美的作品，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流之作。　　　　
　　　　在理雅格博士之后，抱负最高的作品就当属于巴尔福先生最近关于庄子《南华经》的翻译。坦白地说，在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宣告时，我们的期待与高兴的程度可以和一个英国人进入翰林院的宣告相提并论。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一）（5）

　　　　在中国民族文学中，《南华经》是被公认为最为完美的作品之一。这本书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诞生以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几乎不亚于儒家及其学说。如同四书五经对中国哲学作品的影响一样，《南华经》对历朝历代的诗歌、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　　　　
　　　　我必须指出的是，说白一点，巴尔福先生的著作根本就是瞎译，谈不上是翻译。就我们来说，我们也是感到很沉重的，因为给予巴尔福先生付出这么多年艰辛劳动的作品这样的评价。但是我们已经对它冒言，我们只有对此做出更好的评价了。　　　　
　　　　我们相信，一旦我们提出庄子哲学的准备解释的问题，那么你觉得巴尔福先生会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吗？最新的《南华经》中文文本编辑林希冲在前言中说：“但是，阅读一本书时，必须弄明白每一个字的意思，这样你才能分析句子。在弄明白句子的结构之后，你才能理解文章的段落安排。如此，最后你就能抓住整个章节的中心思想了。”　　　　
　　　　现在，对于巴尔福先生翻译的每一页都留下的这些硬伤，表明他没有明白每一个单字的含义，没有正确分析句子的结构，没有准备地了解段落安排。正如他们也很难以被证实，如果以上我们所假设的陈述能够证实的话，则只要看看语法规则，我们就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巴尔福先生对整篇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没有把握好的。　　　　
　　　　但是，大家都倾向于把广东的安之花牧师当作当今所有的中国学家摆在第一位。我们并不能看到安之花先生的作品比其他人的作品更具有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展示了他对文学和哲学原则的把握，这是当今的其他学者无法比拟的。　　　　
　　　　至于我们以为的这些原则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在下一个课题中讨论吧。到时候，我一定为大家阐明中国学的方法、目的和对象。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二）（1）

　　　　花之安先生说过：“中国人不懂得任何科学研究的系统方法。”然而，中国的经典著作《大学》却提出了进行系统研究应遵循的系列程序。虽然大部分外国学者把它看作是一部“陈词滥调”。或许，研究中国的学生再也没有比遵循这部著作的课程做得更好了。这种课程就是，在个体的研究中开始，接着从个体进入家庭，然后再从家庭进入政府。　　　　
　　　　因此，对于一个研究中国的人来说，必须先理解中国个人行为原则方面最基本的知识。其次，在中国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原则是如何得到运用和贯彻的。第三，只有完成了这些工作以后，我们才能将注意对象和研究方向转移到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制度上来。　　　　
　　　　当然，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个研究程序只能有一个概括性的贯彻。学者们只有耗费几乎是一生的精力，锲而不舍地去追求，才能彻底贯彻它。但是，毫无疑问，一个称得上是中国学家或者自认为是有很深学问的一个人，他一定对上述这些原则是非常熟悉的。　　　　
　　　　德国诗人歌德曾说：“正如同在自然的造化中一样，在人的作品中，意愿才是真正值得注意和超越一切之上的东西。”这是研究民族性格，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　　　　
　　　　换句话来说，注意一个民族的活动和实践和关注他们的观念和理论是同样重要的。比如，他们是如何区分好与坏的东西，以何种标准划分正义和非正义，如何区分美与丑，智慧与愚笨的呢？也就是说，考察个人行为准则才是那些研究中国的人应该去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研究中国，你必须懂得中国人的民族理念。那么有人就会问：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的回答是，去研究这个民族的文学，从中透视出他们最美好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也能看出他们最坏的性格一面。　　　　
　　　　所以，吸引那些研究中国的人的注意对象之一，是中国人权威的民族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研究必经的过程，还是作为达到目标的手段，这种预备的研究是必须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如何研究中国文学！　　　　
　　　　一个德国作家曾说过：“欧洲文明的基础是希腊、罗马和巴勒斯坦文明，印度人、欧洲人和波斯人都属于雅利安人种，因此从种族上说，他们是亲戚关系。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发展受到同阿拉伯人交往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影响仍然存在。”但是，同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存在的基础是相对独立的。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二）（2）

　　　　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要多了解中国的基本观念和概念群。他们有必要运用与自己民族不同的中国民族观念和概念，而且应在自己的语言中找到对应物。假如没有这些对应物，就应该把它们分解开来，将它们归入普遍人性当中去。　　　　
　　　　例如，“仁”、“义”和“礼”，在中国的经典中不断出现，英文一般翻译为“benevolence”，“justice”，和“propriety”。但是，假如我们仔细地考虑这些词语的意思，我们会发现，这种翻译是很不恰当的。英文的对应词与汉字的全部含义是有差别的。　　　　
　　　　此外，“humanity”一词可能是中文“仁”字最恰当的英文翻译（大多数情况下“仁”被翻译为“benevolence”）。但这时的“humanity”，应该用不同于英语习惯用法中的意义去理解。冒险的译者，可能会用《圣经》中的“1ove”和“righteousness”来翻译“仁”。可能这一翻译比别的含义更符合语言习惯。然而，现在如果这些词所传达的理念被分解为普遍的人性的话，他们的全部含义，我们也就垂手可得了，即“善”，“真”和“美”。　　　　
　　　　此外，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像目前绝大部分外国学者那样，把整体分割，毫无计划与程序地进行研究，而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研究。马修·阿诺德先生曾言：“无论是人类完整的精神历史，即全部文学，还是仅仅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要将文学的真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