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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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道理，孔子时代的道德家认为，儿女们必须为父母砍柴挑水，将家里最好的事物留给父母才是孝，但孔子不以为然，他说：“不，那不是孝。”履行对父母的义务只是真正的孝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以什么方式、态度，以及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什么是难的？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履行才是最难的（色难）。　　　　
　　　　我将最后说的是，孔子就是通过教义中的这种力量，将人的道德行为看作是内在的力量，使得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如一些基督传教士所言，只是一个道德家。　　　　
　　　　为了对孔子教法的进一步解释，我将以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说明。那些正忙得不亦乐乎的官员，都是些受外国报纸肯定的进步官员。他们甚至想去欧美，试图从彼岸寻找一些改良中国的偏方。但是很不幸，不是这些进步官员推动改革，而是改革如何被推行来拯救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我既没有能力组织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研究宪法，也没有资格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一下孔子。　　　　
　　　　在中国，只有让当下这些官员真正领会孔子的教法，并且注意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才能防止目前的改革运动的混乱、灾难与痛苦。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翟理斯博士《翟山笔记》中的另一篇论文——《四个阶层》。　　　　
　　　　日本人末松男爵曾经在一次招待会上说，日本人将他们的国民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翟理斯博士对此说：“将士翻译成士兵，这是不对的，那是后来的意思。”并且他进一步说，“‘士’最早使用的含义是指相对于警察而言的百姓。”　　　　
　　　　但是，事实恰恰与此相反，正如现在欧洲那些穿着制服的佩剑贵族一样，“士”字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国的绅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军队里的官兵就被称为士卒。　　　　
　　　　在中国古代，“士”就是指平民官僚阶级。平民官僚阶级的崛起，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除的时候开始（公元前2世纪）的，之后他们成为统治者，此后打仗就不是士人的唯一职业了。从此，与原先那种佩剑贵族不同的，平民官僚阶级也形成了穿袍贵族。　　　　
　　　　武昌总督张之洞阁下曾求问于我，他说：“外国领事属于文职，但为何穿制服时要佩剑。”我回答道：“因为他们是‘士’。他们与中国古代那种平民官僚不同，而是那种服役的士大夫，或者说是武士。”我的说法被总督阁下接受，并从次日起，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昌学堂的所有学生都换穿军服上学。　　　　
　　　　由此可见，翟理斯博士提出中国的“士”到底是指平民还是指武士的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中国是否拥有强大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中国那些开明的统治阶级是否永远回归到“士”字的古代含义上去，即不做文者，而是做肩负武器，能够保卫自己的祖国不受外敌入侵的武士，未来中国才能独立自主，不会受人管制。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一）（1）

　　　　不久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时髦，在他的一些文章的封面自称为“宿儒”，这是非常可笑的。毫无疑问，这个想法当然是相当荒谬的。　　　　
　　　　在整个中华帝国，还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宣称自己是宿儒。在中国，“宿”字代表一个文人学者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但是，我们常常听人说，某某欧洲人被称为是一个中国学家。在《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传教士中间，高深的中国学正在艰辛地耕耘。”接下来，就是一堆撰稿者的姓名被罗列出来，并称这些学者的所有的研究都是可信与可靠的。　　　　
　　　　现在，我们是否有必要用德国人费希特在《文人》演讲中，或者美国人爱默生在《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所谓的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高深学问的高深程度呢？　　　　
　　　　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把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公认为大德国学家。事实上，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的英国人，最多也就是在杂志上发表过翻译的海涅的诗歌而已。许多认识他的人，都把他捧为德国学家，但在印刷品中，他自己是决然不会这样自称的。　　　　
　　　　如前所说，对于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而言，只要有人出版了一些省的方言或收集了一百条中文谚语，这个人就立即被给予汉语学者的称号。当然我也说过：“取一个名字是无关紧要，在条约的治外法权条款之下，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可以称他自己为孔子，而且不会受到任何的惩罚，只要这样做会令他高兴。”　　　　
　　　　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学中，早期开拓时期已经结束，就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新的阶段，字典编撰这样的简单工作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研究者的需要，他们想写作专著，把中国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翻译并介绍给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非常理智与论据充分地去评判它们，而且找出了中国文学殿堂中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　　　　
　　　　下面，我将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　　　　
　　　　第一，考察一下经历上述变化的欧洲人，他们具备什么程度的中国知识；　　　　
　　　　第二，所谓的那些中国学家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第三，考察现今中国学的实际情况；　　　　
　　　　第四，指出我们的发展方向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学。　　　　
　　　　俗话说，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象得比巨人更伟大。但是，大家必须承认的是，正因为侏儒拥有这样位置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必将具有更加宽广的视野。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一）（2）

　　　　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我们的先人的肩膀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一番审查。如在这个过程中，假如我们提出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意见，请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在炫耀。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利用了自身所处位置的优势而已。　　　　
　　　　首先，我们从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变化来看，就说明学习一门语言知识的难点已被克服。翟理斯博士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汉语中的方言是很难的。这种历史很早就在其他的历史小说中有所表述了。”　　　　
　　　　的确，对于书面语言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英国领事馆的学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后，就能看懂一封普通电报的大意了。所以我们认为，如今在中国的外国人，中国知识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改变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超过这个界限的夸大其辞是感到非常怀疑的。　　　　
　　　　在早期耶稣会传教士之后，被公认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起点就是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中国学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主要汉学著作有《华英字典》、《汉语语法》）博士那本著名字典的出版为界的。确实，从那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认真、热心和尽责。　　　　
　　　　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以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19世纪上半期英国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等，还译过《汉宫秋》）爵士、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德国人，19世纪早期著名汉学家。著有《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道光皇帝传》等）博士等为代表的学者里。德庇时爵士供认不讳地说，他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肯定在讲官话，并能够不太费劲地阅读那种方言的小说。恐怕在今天，就他所知道的那点知识，只能胜任一个领事馆中的洋员职务。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大多数英国人的中国知识，都是与德庇时爵士的书本分不开的。　　　　
　　　　比起德庇时爵士，郭士腊了解得更多，但是，他却不打算做进一步的了解，因为他的自负。对于这个人的自负，已故的托马斯·卖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19世纪前叶的英国汉学家，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其语言的杂录》、《中国人及其叛乱》）先生在后来是有揭露的，以及另外这种传教士如古伯察（Evariste　Keyis　Huc，1813－1860，19世纪前叶法国汉学家，著有《鞑靼、西藏、中国游记》、《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游记”续编》等）和杜赫德（Du　Halde，著有《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巴黎正式出版）。之后，在蒲尔杰（Boulger，19世纪欧洲学者）先生的新著《中国历史》中，我们很奇怪地发现了他居然把上述人物引证为权威。　　　　
　　　　法国的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19世纪初期法国著名汉学家。1815年出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首席教授。1826年翻译出版中国小说《玉娇梨》，其所著的《汉语语法基础》是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是欧洲所有大学中最先获得汉学讲座的教授。对于他的工作，我们现在还无法进行恰当的评价。


《中国人精神》中国学（一）（3）

　　　　但是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法译中文小说《双堂妹》。这本书经利·亨德读过后，被推荐给了卡莱尔，再由卡莱尔传给了约翰·史特林。读过此书的人都认为，很高兴并说书一定是出自一个天才之手，“一个天才的龙的传人”。它的中文名叫《玉娇梨》，这一本书读起来是令人愉悦的。　　　　
　　　　但是，在中国文学中，它只是一个次品的代表，甚至可以说在次品中也没多高的位置。不过事实上，令人感到高兴的是，通过了卡莱尔和利·亨德的心灵，已经把中国人的大脑的思想和想象得到了验证。　　　　
　　　　儒连（Stanislas　Julien，1797－1873，19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曾翻译《老子道德经》、《大唐西域记》等。继雷慕沙任巴黎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四十余年，此后以他的名字设立的“儒莲奖”，是欧洲最高的汉学家奖）和波迪埃（Pauthier，19世纪中期法国汉学者）是继雷慕沙之后的汉学家。　　　　
　　　　德国诗人海涅说过，儒莲认为蒙斯·波茨尔对汉语一窍不通，这是他的一个惊奇和重要的发现，当然，蒙斯·波茨尔也有一个发现，即儒莲根本就不懂梵语。然而，这些著作者所做工作的开拓性意义是相当大的。完全精通于本国语言是他们所拥有的一个较大的优势。　　　　
　　　　另一个我们要提及的是法国作家德里文（De　Saint　Denys，1823－1918，继儒莲之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曾翻译唐诗、屈原《离骚》等），因为他的唐诗译作，使得研究中国文学有了一个突破，这是他所做的前无古人的贡献。　　　　　
　　　　在德国，慕尼黑的帕拉特（Plath，1802－1874，19世纪中期德国著名的汉学家，曾任哥廷根大学东方学教授。著有《满族》、《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与传说》、《中国古代的家庭》等书）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的，名叫《满族》的书，它是无可挑剔的。描绘中国满族王朝起源的历史是这本书的明显意图。　　　　
　　　　但是，据我们所知，一些中国问题的信息在这本书的后面部分涉及到，这是用欧洲文字书写在其他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