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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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而且，我们相信，儒教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如此美好的道德体系寄予的希望。可是，它是怎样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我们可以通过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来揭示一个人真实的性格品性：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
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可以准确地定位一个人的性格。相信读过前面几章的读者，已经知道现代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了：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缺少真诚和信义；他与别人的关系中缺少对别人的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缺乏的不是智慧，也不是耐心、现实性或者乐观精神，事实上，他们这些方面的能力都是突出的。中国人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抵制不了贿赂的诱惑，不能拒绝办理一些明显是错误的事情，他们认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件事。
事实上，在中国，有多少人能够抵制得了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而来自家庭的压力呢？想象一下这一抵制在家庭中带来的后果吧，每个中国人都会害怕面对这一后果的，这就不奇怪他们会那样做了。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带来的道德问题呢？如果你看到中国的民政机构、军队机构、商业机构中充满了寄生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奇怪中国门卫和警察的失职吗？
想了解中国人道德状况真实情况的人，都能够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因为，中国人虽然竭力掩盖自己和朋友身上的缺点，对自己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却一直直言不讳。一些中国人对另一些中国人的描述，常常让我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弗雷德里克君主相当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苏泽先生，喜欢和他谈话。一天，弗雷德里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很美丽很迷人，但再近一点看，就会发现很多破破烂烂、令人讨厌的地方，空气中也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没有一个中国的风景胜地，可以通过照片客观地反映。因为中国的照片是不同的，它们把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遗漏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有如此之多的象征幸福的东西了。可是，不需要多久，我们就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表面现象，如果说亚洲没有幸福的家庭，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
每当对中国的现状进行理论分析，或者讨论使理论与现实相适应的方法时，我们都会想起那些竖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后的那些石碑。竖立石碑是为了“永久地纪念”修桥的人。有时候，不远的距离就会有六块石碑，同样的缺头少角，残破不堪。我们一直对过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很感兴趣，于是向人询问立这些碑是为了纪念哪些桥的建成。得到的回答是：“啊，那个啊，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谁知道什么时候。”
几年前，当我们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船被迫停下。到岸上闲逛的我们，发现农民们正在忙于耕作。当时是五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看到此情此景，任何游客都会赞美那些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正是他们把广阔的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
但是，和这些农民们交谈没多久，我们得知，他们刚刚度过了一个艰苦的冬天。上一年，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本来只是零星的一点点，对农民们的救济只是杯水车薪，却还会受到官员们无耻的侵吞。对此，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这一切从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而其他的地方正是丰收在望，人们安居乐业。
《中国人的气质》中国的现实与时务（2）
这一事实，无论是北京的《邸报》，还是在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当地人都无法避免忍受饥饿。即使对这些事实断然否认，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靠经验推断出的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后的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都知道，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中，也存在中国社会这些弊端。或许读者会对我们未能对这一事实做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而感到失望。我们的确也想这样做，但是最后因为我熟悉的西方国家十分有限，无法完成，不得不放弃这一设想。还是请读者自己进行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自己的“爱国主义偏见”。在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如暂时假定中国人是无辜的。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比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读者不妨好好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思考这种差别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观点：中国缺少的东西很少，只缺人格和良心。或者说，只缺少一个东西，因为二者本来就是一样的，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曾经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谁遇到过这样的人？
在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的结尾，他的妻子这样描写他的刚刚去世几年的丈夫：“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位作家、一个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是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在他人眼里，必定笼罩着一层面纱。但把这层面纱揭开后，我可以说，如果在人世间的感情中，有一份最高尚、最甜蜜、永不褪色的爱情——纯洁、热烈，六十三年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在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样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有幸永远享受这份高尚的爱情的女人可以证明，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产物，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这样的记录，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生是大众还不知道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也许有些读者还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样的例子。那怎样来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是从哪里获得的动力？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是无法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的，否则，那将是道德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奇迹，甚至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
任何人类制度都无法逃脱社会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能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成就了。它已经使中国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过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儒教造就了中国。”
关于中国改革的问题，有三种不同的态度存在。
第一种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改革。毫无疑问，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即使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此外，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
第二种态度是，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成功。巨大的障碍必定会出现在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前，许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是毫无希望的。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论述没能阐明这一点，那么在这里做任何进一步的阐述都不足以说明这一点。
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首先，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自我革新？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这是认为中国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中国政治家的观点。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乱不安，并说他已经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希望借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风易俗。这种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虽然毫无结果，但是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当这次教化失败后，人们只能像过去那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而没有别的办法。
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只修改了具体的细节，并没有改善结果，因此，它必定失败，其收效肯定为零。这一点，可以由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寓言，即本身能说会道，但腿却是石头的老人的寓言得到详尽的证实。
格言不起作用，于是，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再次提出，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榜样总是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将这种动力普及到更多的人那里。例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并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是他的下属中有几个能真正配合支持他的决定呢？没有这种配合，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所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没有能力在中国问题上做任何事。同样，无论职位多高的中国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只能束手无策。最多也就是在确定目标后，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的）。这种情形就像一只待在阁楼上的猫，要清除阁楼上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走，几乎还没等他完全走开，老鼠就又各就各位，一切恢复原样了。
中国的政治家应该抱有亲自改革自己祖国的理想，这不仅是可信的，也是极自然的，因为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如果了解“东方人特有的冷漠和宿命观”（席勒说，即使是上帝，对这种极端的愚蠢，也毫无办法。），并且知道长期“改革”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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