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4-中国人三书-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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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继续讨论猜疑这个问题与外国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人强烈地不信任外国人，但是同时，他们也相信，外国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最难办的事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中国人会认为一个外国人在察看风水，因为他到了一个自己从前很少去的地方散步；中国人会认为一个外国人在测定河中是否有金子，因为这个外国人正在凝视一条河。人们认为，外国人能够看穿地面，看到地底最值得攫取的东西。如果外国人在赈济灾荒，人们就会认为他的目的不过是掠走大批的当地人，把他们卖到外国去做苦力。　　　　
　　　　在中国，外国人是经常被禁止到城墙上去的，他们的建筑物的高度就像中国的边界线一样，也有严格限制，这是出于“风水”的考虑。看起来，中国人完全缺乏对自然一致性的认识。巴伯先生曾提起四川某山区的一种说法，说外边长鸦片，里边长煤炭。这并不只是没有知识的人的观点。　　　　
　　　　帕普利教授说，北京的一位高级官员也告诉过他同样的话，并且在不知开采进度的情况下，将它作为反对过快开采煤矿的根据。已故的政治家文祥看了马丁博士的《基督教的证明》一书，当有人问起他的看法时，他回答，他准备接受该书科学的部分，但宗教部分，即关于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断言，让他难以置信。　　　　
　　　　外国人进入中国后的很多行为完全超出了中国人目前的理解水平。温·里克茨芬男爵骑马在四川乡间游历，在当地人眼中，这种行为完全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把他想象成一个因某场恶斗而不得不逃亡的人。初次见到外国人，很多中国人都会充满神秘的恐惧感，到后来才发现这些外国来的野蛮人原来也都挺好的。许多中国妇女受到警告，说她们一旦自愿进入外国人的住所，就会出现致命的咒语，使她们中魔。如果最终她们还是被引诱进去了，就千万不要踩他们的门槛或者照镜子，那样会很不安全。　　　　
　　　　几年前，内地的一些省份对外国人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在我的努力劝说下，内地某省的一位年轻学者终于答应来教一位新来的外国人学汉语。在那人家里住了几个星期后，年轻学者突然以家中有老母亲需要自己照顾为借口，离开了。临行前，他和我约定，到某一天赶回来，可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回来。　　　　
　　　　这个聪明的孔门弟子，住在外国人家里的那段日子，因为害怕吃了迷魂药，所以从来没有喝过一口茶或者吃过一样东西。有一次，他要写信给母亲报平安。另外一个老师就送了他一个外国信封，告诉他，只要用舌头舔湿就可以封口。年轻学者却害怕因此遭到毒害，所以“急中生智”，以自己对此不在行为理由，温和地请那位老师帮他封口。　　　　
　　　　这种观念也导致了中国人拒绝接受外国人印刷的汉语书。人们普遍认为，书中放了迷魂药，药是在排版印刷时就掺进去了，证据就是它所散发出来的油墨味。有时，他们还互相传着这样一个观点，说要是读了外国人的书，就会成为外国人的奴隶。据说，有一个小伙子不相信这一点，于是就找了一本外国人的小册子来看，刚看了个开头，就惊恐地把书扔掉跑了。他回家告诉他的朋友，说书上说假如读了那个书后，说了谎话，将来就会下地狱。兜售图书的小贩也经常发现，那些宗教书刊送都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书中的内容因不为人知而受到敌视，而是因为人们担心送书的人别有所图。这种观点在中国相当普遍。　　　　
　　　　如果一位外国人不谨慎从事，试图记下一些孩子们的名字，就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引起一片恐慌，而且，确实有一所正在兴办的学校因为这个原因解散了。中国文字的罗马拼音体系一开始引入，就遭遇了怀疑和排斥。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希望教学生写一些他们本国朋友看不懂的文字？　　　　
　　　　世界上所有的解释都不足以消除老一辈中国人的疑心。他们认为，汉字已经很好地使用了好几代了，是最完美的文字，对下一代也有好处。比起连祖先都不知道是谁的外国人的文字来说，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几乎可以说，外国人的一切建议都会招来一片反对的声音，原因很明显，只是因为它是外国人的建议。这种“柔顺的顽固”的性格使中国人，用最温和却也最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你：你的建议令人非常敬佩，但也非常荒谬。　　　　
　　　　讽刺是西方人手中的一种便利的武器，但是中国人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种语言方式。了解中国人的外国人绝不会按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向中国人发号施令，表达自己的愿望或需要。有一个外国人很不满自己中国仆人的失职和过错，就用英语骂他“骗子”。仆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向一位汉语很好的女士请教。得知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后，他痛心地说：“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和这个仆人的思维模式一模一样，清朝的高级官员曾盗用汤姆先生《伊索寓言》译文的版本时，也不能领悟到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等背后隐晦的含义。后来明白了后，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们便查禁了全部版本。　　　　
　　　　在遍布大部分中国的医院和诊所里，你可以看到最顽固的，不信任外国人的例子。在人数众多的病人中，外国医生的善良和医术，使许多人对他们表现出不言而喻的诚意和令人感动的信任。但也有不少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很少，只是通过小心的探问得知，他们仍相信外国人用人的眼睛和心脏入药，外科医生有将人切成碎肉的嗜好，外国人还将中国儿童藏在地窖中，进行可怕的处理等等荒谬的谎言。一两年之后，这样的医疗机构取得的广泛成功的经验，有可能驱散所有的这些无稽之谈。但是，一有机会，它们还是会像温暖潮湿八月中的霉菌一样，疯狂地蔓延的。　　　　
　　　　在中外关系史上，虽然外国人存在着严重的失误，但是，整个历史还是一段中国人猜疑与搪塞的历史。这是一段令人很厌倦的历史，没有任何成就的外交人士造成了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所有教训。　　　　
　　　　在中国，经常出任外交家的往往都是一些被强迫的平民，他们很清楚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列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外国人想在中国内地某城市租赁一处住所，对此，地方官员用各种借口应付。在一次安排好的会见中，这个外国人身着中国服装，带着纸和笔，到了见面地点。初步交谈后，外国人慢慢取出文具，摆好纸，拧开笔，检查一下墨水，神情严肃专注。好奇的中国官员默默地看着他做完这些，忍不住问道：“你在做什么？”外国人解释道，他只是准备好文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


《中国人的气质》相互猜疑（5）

　　　　　　　　
　　　　“文具？准备文具干什么？”　　　　
　　　　“记下你的答复。”这位官员忙向外国客人保证，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住所肯定会解决的。可是，这位官员又怎么能保证，他下次再听到这个神秘的记录时，里边的内容就都是他说的？　　　　
　　　　中国是一个谣言泛滥的国家，这些谣言使人们心中经常充满恐惧。几年前，关于在新加坡的中国人的报告说，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以后在某一条街道行走。他们认为，那样会有突然神秘地被砍去脑袋的危险。这些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巴黎人感到的那样真切，看来中国人永远不可能从这种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无限度地轻信谣言和相互猜疑的性格，是恐怖的谣言产生、弥漫的沃土。当这些谣言波及外国人的时候，长期痛苦的经验表明，绝不能轻视他们，而应该彻底查清。假如当地官员认真查处，就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如果敷衍了事，任其蔓延，就会产生像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惨剧。　　　　
　　　　中国所有的地方都适合迅速传播谣言。无论是哪一个省，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省没有产生过谣言。为了彻底铲除谣言，就必须重视时间，如同重视地质新纪元一样，把它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最好的办法是用无可非议的实例告诉中国人，并且让他们相信，外国人是他们真诚的祝愿者。一旦树立了这一坚定信念，人类史上将第一次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　　　　
　　　　


《中国人的气质》缺乏诚信（1）

　　　　信，由“人”和“言”这两个字根组成，是中国汉字中的一个会意字，英文里通常译为“Sincerity”。在中国人所推举的“五德”（仁义礼智信）中，它位居第五。　　　　
　　　　在许多中国通看来，“信”是中国这个天朝上邦最少见的一种美德，相信他们也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基德教授在谈了中国人的“信”这一教条后说：“假如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选择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与他们现有的实际处世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而且在实践中遭到蔑视，那么这一美德一定是‘信’。中国人公开或者私下表现的品质与信都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他们的敌人讽刺他们的地方。虚伪、不真诚、口是心非和趋炎附势是这个民族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在详细考察下面这些事例后再来判断这些评论是否符合事实，还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并没有多少差异。我们不但觉得这一点推测完全合理，而且我们相信，有资历的学者也会支持这一观点的。毫无疑问，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信的标准是很不相同的。一个思想敏锐的学者，当他仔细推敲中国的古代经典时，会在字里行间发现很多拐弯抹角、含糊其辞的地方。他还能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直率有着很奇特的看法，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直率到了没有分寸，就成了无礼”。　　　　
　　　　《论语》中有一段关于孔子和孺悲的故事，西方人觉得这个故事意味深长，而儒家学者们却一点儿也不理解。下面一段选自莱格的译文：“孺悲想拜见孔子，孔子托辞有病，谢绝见他。等传话人一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这种做法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孔子不愿意见孺悲，却不会直接说出原因。　　　　
　　　　后来，孟子效仿了孔子的这种做法。当孟子客居某国时，朝廷曾邀请他上朝。但是孟子托辞有病，目的是希望国王能赐给他首先召见的荣誉。为了表明上次不去的特殊借口，第二天，他在别的地方觐见国王。负责陪伴孟子的官员，在晚上的时候就孔子借故不见孺悲的做法，与孟子长谈了一番。然而，讨论只局限在礼节惯例方面，没有涉及到为方便而说假话，是否合乎道德。现在的孔门弟子在给学生讲解这段故事时，也没有超出上面的讨论范围。　　　　
　　　　古代的中国人在保存典籍的本能方面，要远远高出同时代的许多国家的人。他们的史书冗长而包罗万象。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历史赞赏不已，言辞中也常常流露出对他们记录的绝对信任。　　　　
　　　　1788年7月，维也纳大学教师基辛格博士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段：“据科学考证，我们很早就认识并且证实了中国古典文献的历史真实性。”例如，最新一代中最广博的中国研究者——瑞恰斯芬，在讨论中国人性格中惊人的矛盾成分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