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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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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5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开始一段时间似乎平安无事,只是一个劲儿地作检查。张国焘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往来,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地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地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李立三来后的第三个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李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坦荡而高声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地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做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一位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地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地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的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了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地检讨了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李立三就这样在莫斯科没完没了地检查了7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在监狱里待了长达21个月的时间。1945年,他见到了访苏的郭沫若,并托郭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一些具体情况。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做给斯大林看的。就在这年8月,李立三回国。这是后话。
  李立三被勒令去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并没有平息下来。
  航船驶进险滩
  1930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的冬天,也是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处在极端秘密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因内部政治斗争而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平息了各地的军阀混战,正在调集军队,准备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就在这时,有个叫米夫的人来了。他来自于苏联,来自于共产国际。
  最初的姓名是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降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16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不知何故,自此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过了两年便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他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24岁。随之,他第二次更改自己的名字,浓缩为两个字:米夫。
  此时来中国,他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到上海的。他的到来,给一个人带来了机遇,这个人就是王明。
  然而,王明拥有了机遇,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却驶进了险滩。
  王明与米夫握手的秘密
  王明与米夫是老交情,早在五年前就握手相识了。这交情是王明投米夫所好得来的。当然,这并不是笔者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王明当时的行为。他当时与米夫拉关系,也许在他看来是追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事过境迁,历史自有公论。
  1925年11月28日,莫斯科在满天坠落的雪花中显得那么沉重,似乎一切都处在即将被埋没的时刻,而那被白雪覆盖着的古老建筑,却又像童话世界一般。
  世界竟是这般的复杂,又是这般的简单。
  这一天,王明随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60余人,到达莫斯科,来到了位于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就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中山大学的所在地。
  这里,一切都显得安然与宁静,大学的主楼是一座宽敞的四层大厦,楼前有一个小花园,虽然此时厚厚的积雪压迫着一片枯萎,却使人盼望春天的心情更加迫切。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因为它的存在,又使这里显得十分神秘。
  这里,是一个奇特的莫斯科郊外,来这里的人们,有的走向了辉煌,而有的却走向了坠落。
  王明这次进中山大学学习,同其他留苏学生一样,是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来这里寻求革命真理的。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从此踏上了发迹之路。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但因为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就加入了速成班。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马列主义课程。王明学习很用功,对俄语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尤其刻苦。他想,俄语是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工具,学会了对公对私都很方便,列宁是苏联人的领袖,如果在对列宁主义的学问上有所造诣,必会赢得苏方的好感。因而他俄语学得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对学习列宁主义所下的功夫也颇深,心思用得也比较多。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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