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是非曲直 作者:文显堂-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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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10万！”
　　张国焘回答的这个数字有点夸张，有意显示一下四方面军的实力。其实，四方面军是8万多人。
　　“嗬，不错嘛。国焘兄领导有方。一方面军西征以来，几经征战，有些损失，现在还剩下3万多人，但保存了一大批干部。”周恩来高兴地说道。
　　周恩来回答的这个数字也有些夸张，实际上，这时的一方面军由开始出发时的8万多人，减少到只剩下2万多人了。那么，是周恩来不知道确切的数字，就自己作了这个估计，还是有意不告诉张国焘这个实际的数字，以免他产生轻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思想，今后不好打交道？也许这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从遵义出发，红一方面军一路激战不断，并且翻越雪山刚到这里，究竟还有多少人马，在那样的条件下，恐怕一时也很难有准确的统计。
　　其实，两军会师，不在于谁兵多兵少，只要会师了，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但张国焘却很关心红一方面军人马的多与少，因为他要依此作为采取何种政治策略的基本根据。
　　尽管周恩来把一方面军的人数夸大了一些，但张国焘的脸色一下变了，顿生疑窦。心想一方面军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为什么减员如此程度？不及四方面军人数的一半，他为之不安，同时也感到自身很有力量。在那必须以武力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年代里，张国焘作为拥有比一方面军多几倍的四方面军统帅人物，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也是自然的。不过，这种对自我力量的感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膨胀为断送事业的野心，另一种结果是凝聚成事业发展的动力。眼下，张国焘对自我力量的感觉，究竟会演化成哪种结果？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方面军既然有那么多的干部，今后可调一些到四方面军中来，我们正缺干部哩！”张国焘心口不一地说。
　　“不成问题。”周恩来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毕竟，红军是一家人。席间的气氛是热烈的，欢宴也在这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欢宴过后，张国焘便拉着朱德来到他的住处。
　　张国焘住在抚边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门是敞开的，远远就能看见里面放着的柜台，他的随从人员住在柜台外，柜台内则是他临时办公的地方。张国焘热情地将朱德迎进柜台内，两人相对而坐。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相识很早，但张国焘对朱德的了解要比对毛泽东的了解深一些，尤其在南昌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和朱德在一起。那时张国焘是带着中央的决定，由汉口往九江到南昌，因张国焘“假传圣旨”，阻止南昌暴动而受到开除中央委员的处分。这次相见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朱德在向张国焘介绍红一方面军一路过关夺隘、死里还生的历险经历之后，说道：“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后，我带着的那班人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只剩下28个人。后来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又与当年不相上下。但这次却保存了大部分的干部。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因而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珍贵。”
　　听了朱德这番掏心窝的介绍，张国焘突然问道：“玉阶兄，一方面军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是中央的路线出了问题，还是苏维埃运动失去了前途？”
　　“中央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已经有了个说法，我的看法也在那个说法里面。眼下最要紧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应采取何种军事行动。这次有劳你远道而来，就是专门商量军事方面的事情。”朱德看出了张国焘的用意，便把他提出的话题撇开了。
　　“我不知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装备状况如何，但就四方面军的情况而言，要谋个立足之地，还是不成问题的。”张国焘话中套话，两眼盯着朱德。
　　朱德见张国焘想了解一方面军的兵力和装备情况，也就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介绍。朱德这样做，也是出于一种维护团结的愿望，如果不把红一方面军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一旦他自己了解到以后，反而使他产生疑心，不利于团结，更何况张国焘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现在会师了，要在一起共事，应该让他清楚一方面军的情况，不然怎么研究军事问题呢？
　　但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知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后，他却走向朱德良好愿望的反面。
　　张国焘从朱德口中得到的并不多，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就那样，一旦明了他反而觉得没什么价值。现在他最想了解的是中央存在什么分歧，这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因而他四处打听，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其中就有一些人向他谈了一些不该谈的话。聂荣臻回忆道：
　　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一些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
　　当然，张国焘不仅了解到这些，尤其了解到了会理会议的情况，了解到那时林彪要毛泽东下台和彭德怀在会上受到毛泽东批评的详细情况，他由此断定一方面军内部不团结，并寻思着“挽救”中央的策略。
　　焦点时刻开始到来
　　在中国，一些政治问题、政治争论、政治斗争，都与地缘有一定的关系。这也许是地域广阔，拥有太多选择的缘故。从长征开始引起的争论，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到遵义会议的争论，也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引起的争论依然是红军向何地去的问题。
　　这也不奇怪，因为地理环境是人类能否生存的基本条件，红军目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到何地去才能生存下来，只有生存下来，才有可能谈其发展问题。
　　建立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一种有效方式，在何处建立根据地才更有利于红军生存，这是一个亟待决定的问题。
　　张国焘来懋功与毛泽东会晤之前，中央就感觉到张国焘对军委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持有异议，因而才通知张国焘赴懋功开会解决。
　　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共商大计。
　　在这一带地方，举行大型活动，离不开喇嘛庙，前些天张国焘设宴款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在喇嘛庙，这次开会的地方又是一所两进院落的喇嘛庙。这座庙的四周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则在第二进院落后面的屋子里举行。西征以来，中央已多次举行了类似的会议，坐在一起的都是熟悉的面孔。而今天则不同，虽然彼此都曾经相识，但因张国焘的参加，使与会者都感受到了几分陌生，因而整个会场的气氛就显得有些严肃而沉闷。
　　“同志们，”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主持这次会议，并拿着一份讲话提纲，“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由于我们的会合，大大地提高了全体红军指战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战斗情绪、胜利的信心；使两大主力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得到了相互的交换与总结；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的两主力，现在完全放到了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之下。”
　　讲到此处，张闻天虽然有些激动，但他的目光仍然紧紧盯住那讲话提纲。看来，他对今天的会有着特殊的感受。不过，他并没有一丝的紧张，有板有眼地继续讲道：“这一会合虽是在松潘等县，地形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上非常困难，但正是这一地区，使我们能够利用地形，箝制追击与进攻我们的敌人，使蒋介石刘湘一切阻止我们会合的企图归于失败，使野战军得到整理休息的机会，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就有可能实现这一战略方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我们野战军无后方的大规模的游击战，转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间。
　　“红军主力不利于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在这一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种不良的地形，使我们不能以大踏步的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这种地形，是便利于我们箝制敌人，但同时也便利于敌人封锁我们。给养的困难，在这一地区内是不容易解决的，并且在我们的西北与西南，则是广袤无际的青海草原与西康，很难成为我们后退的依托。
　　“现在，敌人正在使用全力，力图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杨森、邓锡侯的部队，正在从南面建筑工事，逐步推进。东南，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队，正在完全封锁岷江以及威州到川北以南的地区。胡宗南指挥27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平武松潘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也正在川军的后面集结待机。在我们的西面的西康与丹巴一线，刘文辉、李抱冰也集中了约15个团的兵力，防止我们向西康发展。综合起来判断，蒋介石封锁我们在这一地区内的企图，是十分明显不过的。”
　　张国焘听着张闻天的讲话，心想，过去一直认为张闻天是个书生，肚内马列主义的东西倒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甚少。今天，当着大家，竟大谈起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了，不简单！说明人都在变化。但他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张闻天明显不同意他对目前战略方针的看法，还影射了数日前他给中央电报里提出的问题。
　　张闻天并不知道张国焘此时此刻的感受，他只想立即结束自己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不能长久地停留在这一地区。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目前的战略方针，朝有利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发展来考虑。下面，请总政委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然后大家再讨论，发表意见。”
　　张闻天的这个开场白，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开会前两天，就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的态势，为了解决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曾写下《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印发向部队宣传。这个开场白，基本上是那篇文章的前半部分。
　　张闻天讲完之后，周恩来开始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代表中央与军委回顾了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来，战略方针几度变化之后，话锋一转，“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再转到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应在什么地方建立苏区呢？这是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周恩来一下端出来一个“怎么办”的问题。
　　在一个政治集团内部，一旦提出“怎么办”的问题，无论涉及什么，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都已成为严肃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在为着“怎么办”而产生和形成；所有的政治分歧也都在为着“怎么办”而发生和消除。
　　列宁，为着解决俄国革命“怎么办”的问题，就有了那篇著名的《怎么办》的论著。
　　中国共产党人，现在就面临着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怎么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