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7-中国变色龙-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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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与波斯之间的冲突是造成并由此而永久化的欧亚之间和东西方之间对立的根由。早在古雅典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著的《波斯人》剧本中（该剧于公元前472年首次公演），“亚洲”一词就被用作波斯帝国的同义词，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不朽史著指他的《历史》，或译《希波战争史》，该书是西方史学之源头，希罗多德也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的主题就是希腊与波斯之间、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斗争。早在公元前5世纪，“亚细亚”一词就是带有贬意的表述。它已不再是一个不带情感的地理名词，而是开始蕴含着专制独裁和野蛮的色彩，这两者与希腊人的理想是完全相悖的。在同一时期内，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信念，即在气候和自然地理方面亚洲比欧洲低劣。这种理论可能发源于著名的医师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医师（前460？—前377？），被称为西方“医学之父”，生平不详。现存《希波克拉底文集》，可能并非他一人一时之作。的学派，并在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斯特拉博（古希腊地理学家）和普林尼（古罗马政治家）的著作中常可见到。“亚细亚的”一词也被罗马人用于表示贬意，但通常是在文学著作中。它可以在夸夸其谈的演讲中用作表示性质与特征的形容词。尽管早期罗马的头号敌人是迦太基，并且在罗马皇帝的时代，一些骚乱最厉害的野蛮人是在罗马的北部或西部出现的，然而罗马上述对东方人所表示的蔑视显然是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
但罗马最后还是成为基督教国家，而基督的学说并不支持对东方蔑视的观念。《圣经》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所以大多数神学家认定这个尘世乐园是位于地球的那个地区（指东方），尽管在基督教早期的各种学说中对于伊甸园究竟座落在哪里是有争议的。一种说法是它可能位于北方，13第10—11世纪时的“科顿”或“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地图。大英博物馆，科顿手稿。见L巴格罗所著《制图学的历史》一书，1964年。RA斯克尔顿增订版（图版17）。图的上方为东。
承蒙大英博物馆惠允使用。
在北极人的居住区内，因为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北极人是以虔诚和幸福著称的。另一种说法是伊甸园可能在南方，处于无可责难的埃塞俄比亚人群之中。而在西方则有着金苹果园（希腊神话）。虽则如此，《圣经》的说法却从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东方是光明的发源地，这在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看来成为伊甸乐园的所在地就更为可信可靠。
但这个问题关系到遥远的、想象中的极东，远远超越当时人们所知道的领域。在《圣经》中还有一句话是贬低东方的，并给了基督教徒一个如同希腊人那样蔑视东方人的理由。《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篇中写道：“上帝将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语见《创世记》9：27。紧接着的半句话是“又愿迦南作她的奴仆”。雅弗与闪、含同为挪亚的儿子。作为雅弗出生地的欧洲，是注定要征服闪的出生地亚洲的。这样，早期的教会神父们由于对罗马人的社会准则和基督教学说都有较深造诣，所以就把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看作文明社会，而把外部世界看成野蛮世界了。
东是东，西是西东是东，西是西（二）
十字军东征，引起了另一次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而13世纪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使欧洲人充满了对东方野蛮行为的恐惧，同时欧洲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教徒，使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悬殊差别更为强烈。古典学问的复苏确保了古代关于欧洲具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信念得以传播。例如，14世纪作家拉努夫•；希格登拉努夫•；希格登（？—1364），英国本笃会修士，编年史家，著有一部通史性著作《综合编年史》（Polychronicon）。重新传播了普林尼关于欧洲气候的有利性的观点，这个主题在塞缪尔•；珀切斯的著作中令人惊奇地再次出现。尽管珀切斯的兴趣在于对新发现国家的绝妙报道上，但他却宣称，欧洲主宰着世界，并在事实上成为“艺术与发明”的唯一家园。他写道：“欧洲的质量胜过了她的数量，在数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小的，在质量上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另外一系列有影响的人则回复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表述的观点，说亚洲各族人民比欧洲人更为顺从，因而他们会容忍专横的统治而无任何怨言。这个观点已融合到欧洲政治思想的主流之中。对此观点的一种典型表达可以在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找到，他曾写到欧洲人的“自由风气”和亚洲人的“永远无法摆脱的顺从性格”。他写道：“……在那个国家的全部历史文献中，你找不出一段能够体现自由精神的记载；除了无数的屈从现象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精神。”
14公元1375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集中一幅明细图：从布哈拉向北京行进的商队。见斯克尔顿所著《探险者的地图》，伦敦，1958年版，第6页。
承蒙《地理杂志》惠允使用该照片。
151625年珀切斯先生出版的中国原版中国地图。见斯托尔顿所著《探险者的地图》，伦敦，1958年，第169页。
承蒙《地理杂志》惠允使用该照片。
洲与洲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以孟德斯鸠的著作最为典型）尚需一段时间。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会是西方人可以皈依的最大组织。直至1415世纪，才出现了欧洲与基督教相互认同的趋势。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14世纪时欧洲与基督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共同扩张的阶段。在欧洲本身，到1386年立陶宛信奉基督教时，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了几乎整个欧洲。与此同时，蒙古游牧部落对俄罗斯的控制也已减弱，剩下需要夺回的就只有西班牙地区由伊斯兰教摩尔人建立的格拉纳达小王国了，一个世纪后基督教武装力量消除了摩尔人在这里的势力范围。这时，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基督教会却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小亚细亚地区，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推进，基督教势力受到削弱；在非洲，基督教势力在残暴的埃及马穆鲁克势力面前退缩；在更远的亚洲地区，基督教会正在不断分裂，并同西方的基督教中枢机构相互隔绝，尤其是在蒙古势力的衰败之后，这意味着能够横越广袤的亚洲大陆进行旅行的短暂时期已经结束。因此，当庇护二世（他于公元1458年成为罗马教皇）把“欧洲”一词当作“基督教”的同义语时，人们已并不感到惊讶了。
这种认同关系一经建立，那就用不了很长时间便出现这样一种主张，即把欧洲作为世俗的政治统一体来取代把基督教会作为实现统一的力量的旧观念。教皇的权力正逐渐被各国世俗政府的行动所限制，同时也被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各成员国想在发展其本国实力和民族觉悟时建立起本民族国家教会的动力所限制。这种不可避免的进程由于公元1387—1417年间一系列的教会大分裂事件此时天主教会分裂成罗马与阿维尼翁两处教皇并立的局面。而加快了。当然，基督教会这种可悲的状态后来引发了新教运动。作为整体存在的教会已不再具有普遍性了，也不再具有丝毫团结的外表。这时最主要的事实是，强有力的经济关系把欧洲联结在一起，而且各国政治机构的相似、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上的近似，促成了一种初步的、现成的团结，而这种情况可以再次同亚洲进行随意的比较。
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对比看来可以包含若干不同的部分。这两个洲之间在不同方面似乎都有完全鲜明的对比。欧洲的自由与亚洲的奴役处于对立的两极。对于公元前5世纪时面临波斯统治威胁的希腊人来说，这是确实的。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孟德斯鸠也是对的。孔多塞对希腊人与东方人作了一个类似的比较。他写道：“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立法情况特别是把希腊的审判形式和法规同东方一些民族现有的审判形式和法规进行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后者的法律是一种枷锁，在这种法律下人们就被束缚在奴役劳动中；而前者的法律却是人与人之间公约的先决条件。”黑格尔也认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这一对比至关重要。西方的思想家普遍强调这一点，他们把历史进程想象为人类自由的发展过程，这已成为西方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历史记录了欧洲的渺小面对亚洲的硕大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例，如，斯巴达国王莱奥尼达斯和他的三百名战士面临的是波斯王薛西斯统率的巨大军团；或者来自小小的城市国家威尼斯的马可•；波罗出现在大汗的宫廷，大汗的领地比以往或后来的任何一位君主的领土都要大得多。这样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欧洲人的意识中。
东是东，西是西东是东，西是西（三）
第三，硕大与缓慢、笨重相随，而渺小则与敏捷、麻利为伴。人是如此，而地理上的洲似乎也是如此，具体说来就是面积狭小的欧洲似乎比幅员辽阔的亚洲产生了更大的活力。这又为欧洲与亚洲之间的对比提供了一幅未加修饰的然而是实在的形象。这一形象也得到了关于为什么欧洲进步而亚洲停滞的一些合乎情理的论点的配合。
第四，沿海的欧洲与内陆的亚洲之间似乎也有强烈的对比。这一点以古代的海洋国家希腊与陆地大国波斯之间的冲突最为典型。到了中世纪，意大利的沿海城市国家同蒙古的巨大内陆帝国之间的对比也颇有代表性。正是这种对比，使黑格尔解释中国的一成不变状态是由于她没有“充分利用海洋所提供的文明元素”。这就使人容易忘记早年到中国访问的人所看到的内陆水道上大量的船只以及中国在明朝时期所进行的远达非洲东海岸的卓越的远程航行。尽管有了中国在水域方面的才能和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航行技术的证据，欧洲人仍然常常以为航海方面的技术是他们自己传统中所特有的。
最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宗教是区别欧洲与亚洲的另一个尺度。尽管这两个洲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全面完整的对比，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对比事实上是非常粗浅的，就像我们在政治上使用“右的”和“左的”，或把当今世界分为“西方”和“东方”的那些模糊词汇一样，照道理来说，倒是应该把古巴划在“东方”，而把日本划到“西方”的。
如果我们从宗教的观点看待这种对立，那么，乍一看，似乎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同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和其他教的亚洲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企图把洲的界线同宗教势力范围的界线相统一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基督教是作为亚洲地区的宗教开始发展的，而现已成为一个遍及各大洲的世界范围的宗教了。同样，伊斯兰教传播的范围比人们通常所知道的要广阔得多；并且除了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前哨基地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