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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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荡的茨冈女人，可是照旧往脸上扑粉，拿手帕擦着手掌，用低沉的吱吱哇哇的声音谈天。当她们用头巾裹住肩膀，走过戈尔东的包房的时候，拥挤的过道就成了打情骂俏的地方。米沙觉得她们正在用沙哑的声音抱怨着什么，要是从她们把嘴～撇的模样来判断，仿佛是说：“哎呀，您说说看，这可是多么让人激动呀！我们可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路基旁边的草地上。一条已经发黑的凝结了的血印，很清楚地横过死者的前额和眼睛，好像在他脸上画了个一笔勾销的十字形符号。血仿佛木是从他身体里面流出来的，倒像是旁人给贴上去的一条药膏，一块干泥，或者是一片湿烨树叶。
好奇的和抱着同情心的人围在死者身边，去了一批，又来一批。他的朋友，也就是和他同车厢的那个身体健壮、神态傲慢的律师，仿佛裹在汗湿的衬衣里的一头种畜，麻木地紧皱着眉头站在那里望着死者。他热得难过，不停地用帽子扇风。无论问什么，他都似理不理地耸耸肩膀，连身子都不转，回答说：“一个酒鬼。这难道还不清楚？这是典型的发酒疯的下场。”
一个身穿毛料连衣裙、披着一条带花边的头巾的消瘦的妇人，两三次走到死者身边。这是两名火车司机的母亲、上了年纪的寡妇季韦尔辛娜。她带着两个儿媳免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女人把头巾裹得很低，一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像是修道院长身后的修女。周围的人对这三位妇女肃然起敬，给她们让开了路。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她在离死者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为的是在这儿能从人群的中间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不住地叹息，仿佛在比较两起意外事故。“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的。”她似乎在这样说，“你瞧，天主要是让他生出个什么傻念头，就一定躲不开，放着荣华富贵不去享受，偏要到这儿来发疯。”
所有的乘客都到尸体这里来过，只是因为怕丢了东西，才又回到车上去了。
当他们跳到路基上，舒展一下筋骨，摘几朵野花，小跑几步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感觉，似乎只是因为意外停车才来到了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件不幸的事，这片起伏不平的沼泽草地，这条宽阔的河和对岸上那高高的教堂和漂亮的房子，好像原本在世界上就不存在似的。
就连那太阳也像是当地特有的，含着傍晚的羞涩照耀着路轨旁边发生的这个场景，悄悄地向它接近，有如附近牧放的牛群中的一头小牛，走到路基跟前，向人群张望。
米沙被这意外的事惊呆了，一开始竟因为怜悯和惊吓而哭了起来。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个现在自杀了的人曾经到他们的车厢里来过好几次，一连几个小时同米沙的父亲谈话。他说，最使人神往的是心灵的纯洁、宁静和对尘世的领悟。他还向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问了许多法律上的细节，以及有关期票、馈赠、破产和伪造等方面的诉讼问题。“啊，原来是这样！”他对戈尔东的解释表示惊讶。“您所说的都是挺宽大的法令。我的律师提供的情况可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个神经质的人安静下来以后，他的律师就从头等车厢过来拉他到有公共客厅的车厢去喝香槟酒。这就是那位身体结实、态度傲慢、脸刮得精光而且衣着考究的律师，如今正俯身站在死者身旁，显出一副见怪不怪的神气。旁观者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处于情绪激动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正合他的心意。
父亲说，死者是个出名的富翁，一个和善的、对自己的一半行为已然不能负责的鞭身泥的信徒。他当着米沙的面毫无顾忌地谈起和米沙年纪相同的自己的儿子和已故的妻子，说到了后来同样被他抛弃的第二个家。讲到这儿他又突然想起了另外的什么事，脸色由于惊恐而变得苍白，谈话也显得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流露出一种无法解释的怜爱，这可能是对另一个人的眷恋的反映。他不断地送给米沙一些东西。为了此事，一到大站他就要跑到头等车的旅客候车室去，那里有书摊，还出售各种玩具和当地的纪念品。
他一边不停地喝酒，一边抱怨说已经有两个多月不能睡觉了，只要酒意一消，哪怕是一会儿工夫，就得忍受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直到结束生命前的最后～分钟，他还跑到车厢里来，抓住格里戈里·奥西波维奇的手，想要说什么，但又没能说出口，然后就跑到车门口的平台上，从车上跳了下去。
米沙翻看着小木箱里一套乌拉尔的矿石标本，这是死者最后送给他的。忽然，周围的一切都震动起来，在另一条轨道上驶来了一辆检道车。从那车上跳下来一个制帽上缀着帽徽的侦查员、一位医生和两名警察。传来了打着官腔谈公事的说话声，提出了几个问题并且做了笔录。几个乘务员和两名警察沿着路基往上拖尸体，脚下还不住地在沙土上打滑。不知是哪一个农妇放声哭了起来。乘客被请回车厢，拉响了汽笛。列车开动了。
“又是那个讨厌的家伙！”尼卡恶狠狠地想着，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客人的说话声越来越近，已经没有退路了。卧室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的，另一张是尼卡的。尼卡没怎么考虑就钻到第二张床底下。
他听见人们在找他，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喊他，对他不在觉得奇怪。过后，他们就到卧室来了。
“唉，有什么办法，”韦杰尼亚平说道，“进去吧，尤拉，也许一会儿就能找到你的同伴，那时再一块玩吧。”他们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生的骚动，让尼卡在这个荒唐而丢脸的藏身之处受困二十分钟。最后，他们终于到凉台上去了。尼卡轻轻地打开窗户，跳了出去，走进花园。
今天他觉得很不舒服，前一天夜里没有睡觉。尼卡已经年满十三岁，他感到烦恼的是还被人当成小孩子看待。他整整一夜没有睡，黎明时从厢房走了出来。太阳已经升起，在花园的地面上洒下露水沾湿的斑驳的长长的树影。影子并不阴暗，而是深灰色的，像湿毛毯一样。清晨沁人心脾的芳香，似乎就从这片湿润的土地上升起，树影中间透出条条光线，仿佛女孩子纤细的手指一般。
突然有一条水银似的带子，像草尖上的露珠一样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流过。它不停地流过去，也不向土里渗透。骤然间这带子猛地弯向一边，消失不见了。原来是条赤练蛇。尼卡打了一个冷战。
他是个很奇特的孩子，兴奋的时候就大声地自言自语。他仿效母亲，也喜欢高谈阔论，追求一些怪僻的想法。
“活在世界上真是美妙！”他心中在想，“不过为什么又要常常为此而痛苦呢？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现在我就给这白杨下命令。”他朝一棵从树梢到树干都在微微颤动的白杨看了一眼（这棵树德湿、发亮的叶子仿佛是用马口铁剪成的），这么想着，“我这就给它下命令。”他像发疯似的用全力克制自己不发出声音，却用整个身心和全部血肉祝祷着，想象着：“你给我停止！”杨树立刻顺从地一动木动了。尼卡高兴得笑起来，接着就跑下河里游泳去了。
他的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曾被判处续刑，后来蒙沙皇特赦才改服苦役。他母亲是出身于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郡主，是个性情乖张但还很年轻貌美的女人，总是醉心于某些事情，比如同情暴动和反抗分子，主张极端的学说，吹捧著名的演员和帮助可怜的失意人，等等。
她宠爱尼卡，把他的名字变幻出一连串毫无意义的、温存而又傻气的呢称，像什么“伊诺切克”或“诺亲卡”之类，把他带到梯弗里斯给亲戚们看。在那里，最使他惊奇的是院子里的一棵枝叶繁茂的树。那是一棵粗壮的热带巨树。它那大象耳朵一般的叶子遮住了南方的灼热的晴空。尼卡无论如何也不习惯于认为这是一棵树，是一种植物，而不是动物。
让孩子使用父亲的可怕的姓名是要担风险的，所以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允许尼卡改用母亲的姓氏。
就在他躲在床上对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感到愤想不平的时候，其中也想到了这件事。沃斯科博伊尼科夫算个什么人，怎么能这样过分地干涉他的事？等着看他会怎样教训他们吧！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因为她十五岁，就可以翘鼻子，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和他讲话吗？瞧着吧，要给她点厉害看看！“我恨她，”他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了几遍，“我要杀死她！叫她去划船，把她淹死。”
妈妈倒是盘算得挺好。她走的时候肯定是骗了他和沃斯科博伊尼科夫。她在高加索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在最近的一个枢纽站换车北上，到了彼得堡以后，又和大学生们一起枪击警察。可是他却该在这鬼地方活活地烂掉。不过，他～定要把所有的人都捉弄一番。把娜佳淹死，离开学校，到西伯利亚去找父亲发动起义。
池塘四面长满了睡莲。小船钻进稠密的睡莲丛中，发出干涩的缓牵声。只有空隙的地方才露出池水，仿佛是西瓜汁从切口当中渗了出来。
尼卡和娜佳开始采摘睡莲。两个人同时抓住了一枝如同橡皮筋一样绷得紧紧的结实的茎干，结果被它拖到一起，头碰到了一块儿。小船就像被钩竿搭住似的向岸边漂去。莲梗续在一起，越来越短，只见一朵朵白花绽开艳丽的花心，仿佛带血的蛋黄，一忽地沉到水里，一忽儿又淌着水珠浮出水面。
娜佳和尼卡继续摘花，把小船压得越来越斜，两个人几乎是并排地俯在倾斜的船舷上。
“我已经讨厌念书了，”尼卡说，“已经到了挣钱谋生，走上社会的时候了。”
“可是我正要请你讲讲联立方程式哪。我的代数不行，差一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的话里有刺。不用说，这是提醒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联立方程式！尼卡根本还没尝过代数是什么滋味哪。
他丝毫没有露出受了侮辱的样子，故意满不在乎地问了一句话，但是立刻就觉得太蠢了：
“长大以后，你要嫁给谁呢？”
“嗅，这还早着哪，不过可能谁都不嫁。我还没想过这事。”
“请你别以为我对这事很感兴趣。”
“那为什么要问呢？”
“你是傻瓜。”
他们开始争吵起来。尼卡想起了早晨他曾经十分讨厌女人的心情。他警告娜佳说，如果还继续说混话，就把她淹死。
“你试试看吧。”娜佳回答说。他拦腰一把将她抱住，两个人挣扎起来，结果失去重心，一齐跌到了水里。
两个人都会游泳，不过睡莲有些缠手缠脚，而且还够不到底。最后，他们总算踩着陷脚的淤泥，躺水走到岸边。水像小溪一样从两个人的脚下和口袋里流出来。尼卡感到很疲乏。
如果这事发生在不久以前，比如说今年的春天，他们一定会这样浑身湿透地叫嚷、嘲骂或是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现在他们却都一言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