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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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声音的颤抖，暴露出医生的意志开始发生动摇。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一时之间停止了熨衣服，严肃而又好奇地望着他。他显得很窘，忘记了自己正在说什么。短暂的停顿之后，他又开始讲起来，不假思索地信口说了下去。他说道：
“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得忠诚而有成效！我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振奋精神的一部分！就在这席卷一切的欢乐之中，我发现您那教人猜不透的侵郁寡欢的目光，那仿佛是不知失落在何方的一种神色。我宁愿付出一切，但求没有它，希望在您的神态上能看到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心满意足，而且在任何方面对任何人都无所需求。我甚至希望有一位您所亲近的人，朋友也好，丈夫也好（最好是军人），能握住我的手，要我不要为您的遭遇担心，也不必用自己的关心给您增添烦恼。不过，我肯定会把手挣脱，而且摆着手表示不同意……唉，我真有点忘乎所以啦！请原谅。”
医生的嗓音又一次失去了控制。他摆了摆手，怀着无可挽回的窘迫的心情站起来，走到窗子跟前。他背朝房间，两只手掌托着脸颊，两肘支在窗台上，～双失神的、寻求内心平静的眼睛凝视着沉浸在暗夜中的花园深处。
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绕过一头搭在椅子上、另一头靠在另一个窗台上的熨衣服用的木板，在离医生背后几步远的房间中央站住了。“天哪，我多么害怕这种事！”她像自言自语似的轻轻说。“这是多么致命的迷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请别说了，别这样。哎呀，您瞧，我因为您干出了什么事！”她大声喊着朝工作台跑过去，忘记拿开的熨斗下面，一件被烤焦的女上衣冒起了一股刺鼻的轻烟。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她气恼地把熨斗砰的一声放到炉盖上，继续说下去，“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您应该清醒一下，到老小姐那儿去呆一会儿，喝点水，亲爱的，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平常那种样子。听见了吗，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我知道您是能做到的。一定要这样，我请求您。”
这样的表白心迹，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再也木曾发生过。一个星期之后，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离开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日瓦戈也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上路了。临出发的前一天夜里，在梅留泽耶沃下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
狂风的咆哮和暴雨的轰鸣交织在一起，雨水一时倾泻在屋顶上，一时随着改变了的风向沿街洒去，似乎是用它那汹涌的水流一步步地夺路前进。
隆隆的雷声不间断地汇成一片均匀的轰鸣。在紧密的闪电照耀下，不时地显现出一条条向远处躲去的街道和弯着腰朝同一个方向奔跑着的树木。
深夜，弗列里小姐被大门外可怕的敲门声惊醒。她害怕地从床上坐起来，仔细倾听。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就没有一个活人出去开门，莫非就该她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吃苦受累，只因为她天生的正直和肯负责任？
好吧，就算扎布林斯基一家是有钱人，是贵族。不过这医院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是人民的。那么现在又把它扔给谁了呢？比如说，我真想知道。那些卫生员都跑到哪儿去啦？无论是负责人、护土，还是大夫，都逃命了。可是医院里还有伤员，两个没有腿的在楼上的外科手术室里，就是原先用作客厅的那个房间，楼下的储藏室里还有一屋子伤号，就在洗衣房旁边。乌斯季尼妞这个妖婆又外出串门子去了。这个傻瓜眼看要有大雷雨，可还是鬼迷心窍地走了。这回算是有了过硬的借口，可以在外边过夜了。
“啊，感谢上帝，雨总算停了，风也不刮了。人家准是看到不开门，摆摆手就走了。这种天气还来敲门也真是见鬼。不过，会不会是乌斯季尼娜？不会，她自己有钥匙。哎哟，我的老天爷，真可怕，又在敲了！
“不过总还是太作贱人啦！对日瓦戈倒是没什么可责怪的。他明天就要走了，心早飞到莫斯科或是路上去了。不过，加利乌林可真不像话！他怎么能这么贪睡，或者居然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听人敲门，指望着到我这个弱不禁风的孤老太婆爬起来，在这可怕的夜里和吓人的地方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去开门？”
“加利乌林！”她突然想起来了。“哪儿来的加利乌林？”就因为还没有完全睡醒，才会有这个荒唐念头！怎么还会有加利乌林，他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难道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了便装，讲清了周围的道路和村庄，让他知道往哪儿逃的吗？当时是在火车站上执行了私刑，打死了金茨政委，并从比留奇到梅留泽耶沃一路开枪追赶加利乌林，搜遍了全城。哪儿还会有加利乌林！
如果不是那批装甲兵，城市就彻底被摧毁了。当时正好有一个装甲师路过这里，保护了老百姓，遏制住了那伙恶棍。
暴风雨的势头已经减弱，逐渐远去。远方还隐隐地听得见稀疏的雷声。雨还继续在下，雨水顺着树叶和屋檐轻轻地流淌着。无声的闪电不时照到老小姐的房间和她身上，稍稍停留一会儿，似乎在搜寻什么。
停了许久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仿佛是有人求救似的拼命敲打。风又刮了起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
一来啦！”老小姐不知冲谁喊了一声，这一声连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一个意外的念头提醒了她。她把两脚从床上伸下来，穿上便鞋，披了一件长睡衣就跑去招呼日瓦戈，免得一个人更加害怕。他同样听到了敲门声，于是拿了一支蜡烛从楼上下来，正好和她相遇、两个人的猜测是相同的。
“日瓦戈，日瓦戈！外面有人敲大门，我一个人不敢去开。”她用法语大声说，接着又讲起了俄语，“您得出去，大概是拉里莎或者加利乌林。”
这阵敲门声也惊醒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他想，这一定是自己人，也许是中途受阻的加利乌林又回到这个藏身之地，或者是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而折回的安季波娃。
在过道里，医生让老小姐拿着蜡烛，自己走过去扭动门扣，拉开了门栓。强劲的阵风把门从他手中吹开，烛火熄灭了，冰冷的雨点溅落到两个人身上。
“是谁？是谁呀？有人吗？”老小姐和医生在黑暗中争先恐后地喊，但是没有回音。突然，他们又听到在另一个地方响起了先前那样的敲门声，似乎是在后门那边，可是一下子又觉得像是从花园里敲窗子。
“大概是风。”医生说，“不过为了安全，还是到后门去看看，弄清楚到底是风还是人，我在这儿等一等，免得真有什么人，或者还是别的原因。”
老小姐回到屋里去，医生来到大门外的遮檐下。他那已经适应了黑暗的眼睛，立刻分辨出天将破晓的征兆。
大团的乌云仿佛逃避追赶一般发疯地掠过城市上空。低飞的云絮几乎擦到朝一个方向倾斜的树梢，恰如无数把弯曲的条帚在给天空清扫。打在房屋木板墙上的雨水由灰白变成了黑色。
“怎么样？”医生间转回来的老小姐。
“您猜对了。什么人也没有。”她告诉他在屋子里查看的结果。储藏室的一扇窗玻璃被一节柞树枝打碎了，地板上积了一滩水；拉拉原先住的房间也如此，地上简直是一片汪洋。
“那里的一扇百叶窗脱掉了，拍打窗框。您看，就是这么回事。”
他和她又谈了一会儿，然后锁上大门，各自回去重新睡下，但心中都为这场虚惊感到遗憾。
原先以为只要把门一开，进来的一定就是那个已经十分熟悉的女人，浑身湿透，冻得发僵，在她拭擦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她发出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她换过衣服来到厨房，借着炉子里昨天剩下来的余火烤烤身子，会一边用手拢着头发一边笑着，向他们叙说自己遭到的那些磨难。
他们对此确信不疑，所以关上门以后，这种确信不疑的痕迹仍留在外面的墙角屋边，从这个女人身上滴落的水迹或者她的影像继续在他们脑海里回旋。
比留奇的报务员科利亚·弗罗连科被认为是这次车站兵变的间接肇事人。
科利亚是梅留泽耶沃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当地人眼看着他长大。小时候他曾经寄养在伯爵夫人“逍遥津”女仆那里，和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在家庭教师的照管下玩耍。弗列里小姐对科利亚很了解。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了一点法语。
在梅留泽耶沃，人们惯常看到的科利亚无论春夏秋冬总是穿得很单薄，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穿的帆布鞋，骑一辆自行车。他不扶车把，挺直上身，双手交叉在胸前，就这样骑车跑在公路上和城里，不断地朝电线杆和电线看几眼，检查线路的情况。
城里有几幢房子是通过铁路电话的一条支线和车站连接的。这条线路由科利亚在车站的服务机房负责。
他在站上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铁路电报、电话，如果站长波瓦利欣短时间木在，信号和扳道的事也归他管，因为这部分设备也在报务机房里。
由于必须同时兼顾好几件设备，科利亚养成了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所说的话隐晦而且句子不完整，令人费解，尤其是他不愿意回答或者没有谈话兴致的时候，更是如此。人们都说，在出事的那天他滥用了自己的职权。
由于他避而不接电话，的确让从城里打电话来的加利乌林的一片好心落了空，而且无意中对后来的事态发展起了不祥的作用。
加利乌林要求把正在车站或者在车站附近的政委找来听电话，要告诉他自己立刻出发到伐木场！日址去和他见面，请务必等一等，在这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拒绝了加利乌林请他去找金茨的要求，借口说当时线路正在给驶往比留奇的列车传送信号，同时又以种种真假参半的理由让这一列车滞留在附近的会让站上，但车上运载的正是调往比留奇的哥萨克。
等到列车终于开来的时候，科利亚并不掩饰自己的不满。
机车爬行般地缓缓驶进月台乌黑的遮檐下面，恰好停在报务机房那扇大窗前面。科利亚一下子拉开了那幅织着两个代表铁路的缩写字的深蓝色呢窗帘。石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很大的托盘，上面是一只盛着水的大凉瓶和一只普通的厚玻璃杯。科利亚往杯子里倒了点水，喝了几口，一面朝窗外看了看。
司机看到科利亚，从司机室里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哼，败类，臭虫！”科利亚心里满怀仇恨地这么想，一面朝司机吐舌头，同时用拳头做出威吓的样子。司机不但明白科利亚做出这种表情的意思，而且自己也耸了耸肩，把头朝车厢那边一扭，意思是说：“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试试看。人家有力量。”科利亚的表情作了这样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