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高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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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看守所关押的一般都是可能判15年以上的大案要案，像我这样的小案件则会转到犯案所在地的区看守所关押，故需要随时做转所的准备。因此那些从区所转到市所的同仓们便会告诉我说，那里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规矩，要过几道几道关，例如“喝啤酒”，即喝洗衣粉水；“吃鸡脚”，即被监仓的每个人用力打一拳；“住酒店”，即睡厕所；“梦游”，即一个星期不让睡觉等。如果是女的，过关的名堂会更多。听着他们对一些细节的描述，虽心有余悸，但我担心的还是有没有人会把我的日记本当作垃圾扔掉，那样对我来说比过关还难受。
如果转所，我想我应该送一本刊有我好几篇文章的看守所杂志给经常和我一起说英语的帮仓阿昌，送一条毛巾给睡在我旁边的阿峰，送两块肥皂给经常和我说话的小胖子。曾在区所当过仓头的阿峰则告诉我，说我太弱小，为了避免吃过关的苦，让我准备两袋鱼（在区看守所不能购买到）作礼物带给仓头。而我则想什么事都要学会去面对，看守所也是一个小社会，同样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就像是在社会上生存一样，要想不受到伤害，首先是不要去伤害别人。
第一章 忏悔：手扶铁窗亲吻阳光第14节：囚车里的“友谊”
2001年8月9日 星期四 晴
转所
上午静坐思过的时候，有管教在外面喊我和阿林的名字，要求收拾东西，我知道是转所，但和阿林一起转所是我没有想到的。阿林和我一样也显得十分高兴。
换穿衣服时，打开写有我名字的蛇皮袋，我发现几个月没见太阳的西服有些发霉，鳄鱼皮带的扣子不见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脱下了看守所囚服，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坐上囚车，第一次出看守所大门，心情异常舒畅。除我和阿林外，囚车里还有另外六男两女，虽说大家都不认识，但相互间照样问长问短。当谈及一些男女间敏感的话题时，两位女孩子没有一点害羞感，也和其他人一样开怀大笑。
因不知还会不会和阿林在同一监仓，我决定把自己那条雅戈尔领带送给他做个纪念物。阿林显得特别感动。他说非常感谢我没有瞧不起他，在我的影响下，他也开始记笔记了，记笔记让他觉得每天的生活特别充实——知识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听后我有一种莫大的欣慰感。
约20分钟后囚车驶进了区看守所。
在干警办转所手续核实个人物品数量时，我没见到自己的手机和公文包等物品。干警说可能是刑事拘留时没有登记，我无言。
办完转所手续，经过3道铁门，我们被带到了逮捕仓，——点名后就开始清理个人物品。区所的干警说，皮鞋、皮带都不能要，衣服上有金属的（包括金属拉链）必须剪掉，否则不能带进监仓。
拿着新的《在押人员登记卡》，我发现我的罪名那一栏写的是“倒卖证件”。
到了新的监仓，正是午休时间。见我带有钱卡（家属送给在押人员的现金记账卡），仓头让我先坐在地上靠墙壁休息一会。也许是养成的午休习惯，没几分钟我就进入了梦乡。
午休起床后，仓头找我问话。因有了在市看守所的经验，我异常冷静地回答着他的问题，并适当夸大了一些内容。当他看到我记了十几本日记时，连忙叫他的马仔给我搬一个“凳子”（用旧报纸叠粘在一起做成的），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自然我也就没有过什么“关”。
虽说我写完的13本日记本没有被当作垃圾扔掉，但我在市所买的10本新笔记本及20支圆珠笔芯却被仓头“理所当然”地充公了，不过我还是很庆幸。
第一章 忏悔：手扶铁窗亲吻阳光第15节：“我还会是你们的骄傲”
2001年8月17日 星期五 晴
会见律师
转所已有一个星期了，由于仓头东北佬将我从市看守所带来的新本子和圆珠笔芯没收了，我的钱卡自己又不能用，必须由仓头统一购物，分给我的是一天两包榨菜和一包方便面，故想记录一些东西变得极为不便。虽说到一个新环境每天的生活有些紧张，但已养成写日记的习惯突然中止了，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特别是空闲的时候，那份心灵的失落总会让自己坐立不安。
有时也想静下来认认真真看看报纸，但多数话题不能引起自己的注意——它与每天仅有一张《深圳法制报》（一份报纸分几个监仓派发）无关，不过有时让人可恶的是仅有的一张报纸全是广告。思想好像停止了运动，心里压抑得有些发慌。每天静坐思过完了，就是吃饭、睡觉，人变得麻木起来。没有了思想，身体好像是别人的一样。
细想或许是找不到一种纾缓情绪的方式，压抑久了，让自己的承受能力达到了某种极限。正如长跑一样，身处极限时，除了累和呼吸紧促，几乎找不到任何感觉。而超越极限后迎来的则是心灵的轻松及机械的运动。这个时刻，不能休息更不能放弃，否则下一次超越时，面临的困难及压力更多。诚然，或许下一次境遇留给自己的将是另一种感受，但它绝没有第一次时的真切和难忘。
人们常说好坏全在一念间。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就是因为极限带来的窒息及惶惶而不知所措乱了方寸，最终选择了放弃，从而错过了一次次可能的机遇。事实上迷茫又是遭遇极限前的征兆，而迷茫期产生的念头极具隐蔽性，给人的错觉也特别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掉进陷阱。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及面临的将来，放弃只有一种结局——失去所有，包括可能实现的梦想。显然这里的放弃是勇敢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对明天的向往。不能记日记，我可以写诗。
中午午休刚起床，头还有些昏沉沉的，管教通知我去会见律师，我高兴得像是马上就要出去了一样——浑身是劲，头脑也清醒了许多。
见到了律师像是见到亲人。当律师告知大姐和母亲一切都好时，上午还有的那种心慌和难耐一下子全没了，整个人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精神百倍。按正常程序律师问了我许多问题，我像是和他拉家常一样一一做了回答。其间我还提出了需要一副塑料眼镜和一本汪国真的诗集，尽管身边站着一名警官。
临走时律师问我有什么话想和家人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还会是她们的骄傲！
第一章 忏悔：手扶铁窗亲吻阳光第16节：“我会被判多少年？”
2001年9月19日 星期三 小雨
过检
这段时间天气一直比较炎热，每天睡觉身上的汗从来没干过，而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冲凉时只能用8瓢水，新兵则更少，往往是打湿了身体就算了。虽说这些不成文的“监仓规矩”令 人可恶，但监仓中两个水池（睡仓和风窗里各一个）一共还盛不了20桶水也是一个极大限制，另外睡仓里水池的水还要用于冲洗厕所。由于水少，许多时候冲凉不能用香皂，而那些没有钱卡的人连香皂都没有，因此监仓的气味特别浓——有的人一件囚衣穿得都有些臭了。
监仓里由于我读的书最多，许多人都喜欢问我一些问题，其中最多的问题是他可能被判多少年？实际上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能按《刑法》上说的讲给他们听，因为我也是一个法盲。而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则能准确地说出抢夺与抢劫的本质区别，入室盗窃与入室抢劫有什么不同，还有盗窃多少财物公安机关不会立案，以及什么情况下法院会轻判等，简直像个“法律通”。难怪有人说在看守所呆久了，傻子也会变得“聪明”。
因为有了眼镜和汪国真诗集，每天所有的空闲的时间我都是在读诗与写诗，没有了以前那么多的杂念。时间的流逝让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心痛感，似乎如果不写一点东西出来有些愧对家人和自己将来的人生。
因为有了写本诗集的信念，我发觉自己不再是关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写诗让我拥有了更多的快乐：有时想到了一个好句子，我会半夜爬起来把它记录下来；有时看到了一些不舒服的东西，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心情的调和剂；有时想家了，我会把它当作是一种幸福的磨难。就这样怀着一颗自由的心，一本汪国真诗集成了我所有情感的寄托。
因为写诗，我终于懂得手头有事做的人是幸福的，无论他身处在什么环境中。
下午检察院做完笔录的时候，我还是情不自禁问了一句，“会判我多少年？”女检察官说，“不会很长！”男检察官说，“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这时我才想起他们在笔录前仅说是检察院的，没有向我出示工作证，因为他们穿的是便衣。
刚开始我以为过检会很复杂，原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问的问题都是公安机关问过的，它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质疑。
已拿了起诉书的人都说，过检了很快就会拿起诉书。我问有没有时间限制，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都说等就可以了。我想，如果要是有一个文件能做出具体规定就好，那样许多复杂的东西就会变得简单。
第一章 忏悔：手扶铁窗亲吻阳光第17节：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
2001年11月23日 星期五 晴
开庭
由于写给管教的关于编辑一本看守所在押人员刊物和建广播站的建议被所领导采纳，又恰逢赶上文明达标所评比，近半个月一直都在监仓外大院里和其他几位在押人员忙着组稿编稿，组织张贴被逮捕人员绘画书法比赛获奖作品，因此经常要到其他监仓去收稿子。我没忘记去看看阿林，他明显瘦了。
自10月23日拿到起诉书后就一直等着开庭，那样我就知道自己到底被判多少年，另外在法庭上还可以见到亲人。因为编稿，我甚至忘记了给自己写答辩词。
下午3点左右，管教通知开庭。我的心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不是害怕承担罪过的结果，而是害怕看到亲人自己会忍不住流泪，那样对她们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认为我会在里面受了不少苦，背负着太大的精神压力。很庆幸我今天刮了胡子。
意外的是阿林也是今天开庭，我们还是坐同一辆囚车。他说见我每天在监仓外大院忙忙碌碌的，很羡慕也很开心，还说因一些条件的限制，他没再记笔记了。听后我有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我问阿林会判多少年，他说肯定是7年，因为起诉书上写的是贩毒10克（《刑法》规定少于10克是3年以下，10克则是7年以上），现在他觉得很害怕——前两次都是在里面关几个月就被家人保释出来，他不知这次家人为什么没请律师？见他痛苦的样子，我也不知如何安慰他，只说也许法官认定的是9克多。
法庭上我见到了大姐还有好友勇华。我日夜思念的女友没有来。那一刻，以为见到亲人会很激动的自己不知为何相反异常地平静，记得当时我还回过头微笑着挥手和大姐打招呼——也许是害怕她们看到我内心的悲痛。
在作完最后的陈述时，我看见大姐含着泪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