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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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东方。表明织女星是定农历七月一日的标志星,而七月七日并不是定的季节,与七月一日并提,这是七夕节原在七月一日的明证。陈久金结合土家族火把节及其先人(chū)人模╨ǘ)祭习俗,指出七夕节实际与火把节相当,他们均源于上古模凇I瞎琵比说哪|祭在立秋,立秋即相当于农历七月一日。据《风俗通义•;祀典•;模芳窃乜芍|节为食新节节日,即食新谷,也猎取新兽用以祭祖过节。至于七夕节在七月七日,是出于古人喜欢选择月日相同的阳数好日子作为节庆的习惯。古人观察织女星一年一度回到原来位置,确立七月和立秋,这时与织女星相对的牵牛星也同时出现,引起了人们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最初人们对牵牛、织女二星的命名,绝无后世牛郎、织女故事的含义,而另有所指。文献中最早有关牵牛、织女的记载是春秋时代的《诗经•;小雅•;大东》: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意思是:天河虽然能鉴人,但只见光而不见影。织女虽一日七更其位,但只往西去,而不向东来,徒有虚名,不能成章。牵牛星也是空有牵牛之名,不能用来驾车载物。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牵牛、织女并非如同一般人们所说象征着农桑的耕织,而是另有所指。中村乔提出他的新见解,首先认为牵牛是牺牲。《史记•;天官书》说:“牵牛为牺牲。”牵牛的“牵”字,非指拉着,原意是牺牲。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是脯资饩牵竭矣。”注曰:牲腥曰饩,牲生曰牵。“《周礼•;天官•;宰夫》:“掌其牢礼……宾肠之飱牵,与其陈数。”注曰:“牵,牢之可牵行者。”指牵行的生牲。从文字学考察,生牲是牵字的初义。《说文》第二上解释“牽”:“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由“牛”和“冖”构成的字是“牢”,牢闲中的牛羊意味着牢牲。即“牵”字是“”和“玄”构成的字,“玄”是引牛的縻,以象穿过牛鼻之绳。这样,牵牢牲是牵字的初义,供荐神的牢牲是“牵牛”的本来姿态。那么作为牺牲的牵牛是什么意思呢?在此,牵牛织女二星常是和天河三位一体,即二星之祭不仅意味着牵牛织女,还应当理解为天河之祭。如果观察地上的河祭,可知主要用大牢。例如卜辞例有:“己卯贞,于河三牛,沉三牛。”(《战后津京新获甲骨集》3916)《淮南子•;说山训》“(kūn 髡)屯犁牛,既以(xiū),决(bì)而羁,生子而牺,尸祝斋戒,以沉诸河。河伯岂羞,其所从出,辞而不享哉。”而且甲骨文证实,以牛祭河是祈念丰穰。因此,牵牛是作为用于祈念丰穰祭祀牺牲被供荐的太牢。
其次,认为织女是嫁于河神之女。在把牵牛作为供荐河神的牺牲的情形下,有必要考察织女与河祭的关系。即织女不是象征一般女子工作的蚕织,而应该是在河祭仪式中和牵牛的对应。《史记•;六国年表》秦灵公八年(公元前417年)条:“城堑河濒,初以君主(索隐曰:君主犹言公主也)妻河。”当在河边筑濠时,把公主作为河神的妻子献上。另外,《史记•;滑稽列传》有这样的记载:魏文侯时,邺城令西门豹改变了当地每年选送作为河伯妻子的民间好女子的风俗。《庄子•;人间世》说:“牛之白颡(sǎn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上述情形下的人,是作为妻献给河神的女子。这些虽是战国时代的事例,却可知古老的河祭有嫁女与河神的风俗。《滑稽列传》的嫁河事例中,让从人家选来的女子洗沐,使其穿新衣闲居斋戒,于河上选斋宫,设缇绛帷帐,在其中住十余日,然后把载有嫁人的床席,浮于河中,行数十里而没。《滑稽列传》没有记载住在河上斋宫的女子织机之事,但是《淮南子•;说林训》载:“曹氏之裂布。”高诱注:“今俗间,以始织布系著其旁,谓之曹布。”把始织布系在机旁,有献给神之意。从这样的观念看,嫁女应当考虑织神的新衣,织女的名字由此表示,特别是织女和作为牺牲的牵牛对应。织女、牵牛出现之时,正值农作物从繁育期到收获期,不难想象古人将此作为带来繁育和丰收而神化,将祈求丰收的地上河祭投影到天河与夹河之二星,天河和牵牛、织女的认识出现了。其性质原本与河神相同。
牵牛、织女传说最早反映的是他们不能聚会的悲剧性恋爱主题。东汉时代的作品《古诗十九首》中有这样的诗: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中村乔指出,牵牛织女悲剧性恋爱反映了河祭主祭者和神的关系。织女常常处于慕恋的立场,与其说是当时女性的地位和心情,不如说是追求神的主祭的投影。《楚辞•;湘君篇》是祭湘水之神所歌,像“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的句子,很明显是把神作为期待的恋人的诗歌。这是因为主祭者希冀神的来临,被喻为思念恋人的恋心。湘君是男神还是女神有两说并存,主祭者是男是女也不清楚。但是《史记•;滑稽列传》所记西门豹之事中,祭河神的主祭者是女巫。《楚辞•;九歌•;河伯篇》的主祭者也是女巫。主祭者是女巫,容易将性格移入织女。这样赋予牵牛、织女二星新的性格,把悲剧性恋爱作为主题的故事就产生了。另外,牵牛的拟人化最早可见东汉班固的《西都赋》:“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关于赋中的牵牛织女,李善《文选注》对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以像牵牛织女。”昆明池为西汉武帝元狩年间开凿,昆明池附近现存二石像,很可能西汉已制作了石人。这样,牵牛、织女在西汉已被拟人化。从魏曹植《七咏》诗中牵牛、织女相会未有日期和七夕聚会最早见于晋周处《风土记》来看,牵牛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恐怕是在东汉末年产生的。东汉末至魏晋是故事兴盛之时。
前面提到牵牛织女最早引人注目,是基于以织女作为七月立秋的标志星,适逢农业尝新丰收祭。而将牵牛织女故事固定在七月七日,还有诸种因素。一是七夕作为半年祭同正月七日创世神话相联系,恰好为半年。二是汉魏时代人们把七日作为阳数,如西汉《淮南子》记七月七日剪瓜叶,《淮南万毕术》记七月七日涂守宫,均以事例说明七月七日是特殊日子。东汉《四民月令》也说七月七日“可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作乾糗(qiǔ),采蒐耳”。七月七日是阳数重叠之日,人们相信此日制药有奇效,做其他与阳有关之事,效果也显著。最反映问题的是《风土记》所引《董勋问礼俗》:“魏时人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太平御览》卷三一)说明了七月尝新,七日为阳数是民间的观念,以此观念构成了七月七日与牵牛织女结合的基础。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三部分七 夕(2)
乞巧种种
牵女织女祈求丰禳的观念引出了祈盼富贵得子的习俗。《风土记》记载:“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白气,有光耀五色,有为征应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后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又由于织女的名称,使人联想到女工,进而乞巧。《史记•;天官书》讲织女是天女孙,“正义”引东汉末占星书《荆州占》,说织女三星“王者至孝于神明,则三星俱明;不然,则暗而微,天下女工废”。看来东汉时织女已同女工即蚕织联系在一起。乞巧事在刘宋孝武帝《七夕》诗中已有反映:“沿风被弱缕,迎辉贯玄针。”表现出以穿针引线乞巧的活动。《南史•;后废帝本纪》说宋帝刘昱在元徽五年(公元477年)七夕节“与内人穿针”。《舆地志》记载:“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谓之穿针楼。”(《岁时广记》卷二六)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七月初七夜晚,家家户户的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有的人用金、银、黄铜做成针,把瓜果等摆列在庭院中以乞巧。如果有蜘蛛在瓜果上织网,就认为是织女星神降临的显示。明确把穿针引线作为提高缝纴技艺的乞巧行为。南朝形成的活动一直留传到后世,民间将穿针乞巧作为七夕的代表性行为,宫廷则建进行乞巧活动的楼台,如唐玄宗建乞巧楼,元在九行台乞巧,明设乞巧山子。
《荆楚岁时记》以蜘蛛在瓜果上织网作为织女神赐巧显灵的观念,也传于后世。唐《金门岁节》说:“七夕乞巧,使蛛丝结万字。”(《岁时广记》卷二六引)至唐代《天宝遗事•;蛛丝卜巧》记载,玄宗与杨贵妃于七月七日在华清宫游宴,各捉蜘蛛放在小盒内,至晓开启,观察蜘蛛网的稀密,以为得丝的表示。密则巧多,稀则巧少。民间也仿效他们。蜘蛛乞巧之俗一直流传后世,清道光安徽《繁昌县志书》说:“闺秀设茶果于露台乞巧,夸朝中有蛛丝罗其上者,谓之得巧。”同治江西《瑞州府志》记载:“妇女置蛛妆盒中,观其成网,以验巧拙。”
生豆芽、浮巧针也是乞巧的主要方式。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引《淮南子》说:“丰水十仞,金针投之,即见其形,乃有旧事。“可知汉代已有以针在水中形状占卜的习俗。明清时代浮巧针之俗在北方较盛。明万历《顺天府志》记载:“七月浮巧针:七日民间女家盛水暴日,令女投水针浮之,初水底日影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槌,卜其巧拙。”小针在水面因表面张力加上水面晒时表面有尘土,可以浮在水面,投射到盆底成各种图形。豆芽菜最初被用来乞子。前引《风土记》可知,民间有七夕乞子风俗。《东京梦华录•;七夕》说,开封“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蓝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种生表达的是得子得富的生殖崇拜观念。生豆芽又演变成验巧的做法。清嘉庆四川《汉州志》说:“以绿豆浸瓷器内生芽,长数寸,摘浮水面,视影成花卉形为待巧。”类似豆芽卜巧的风俗还有用其他物品的,如同治山西《阳城县志》记载:“浮藤萝丝于水,名曰乞巧。”
七夕节还有其他风俗。如望天河以卜米价。前引《风土记》已有望天河占卜之俗,在清代,同治《醴陵县志》说:“七夕夜望天河为来年米贱之征,十一日至十四日河汉复见,年岁不佳,至十五后复见,群相乐,杜子美诗云‘米价问天河’是也。”可见此俗反映的是自古以来七夕祈求丰禳的观念。至少在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