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6-岁时节日里的中国-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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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推和乞雨观点富有启发性。　　　　
　　　　事实上，改火、分野与参星信仰也是寒食节形成的重要原因。　　　　
　　　　杜公瞻注释《荆楚岁时记》说：“《周礼•；司烜（xuān）氏》：‘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把《周礼》反映的禁火作为寒食的起源原因。基于此，日本学者重泽侍郎在《介子推》（《青木正儿博士还历纪念•；中华六十名家言行录》）中指出，乞雨是火禁忌的要素。他就《后汉书•；周举传》寒食之事中的“龙忌之禁”指出，此“龙”指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此星与乞雨的云祭关系很深，具有和火不相容的性质。关于改火的季节，和司火的苍龙七宿的心星（火星）的隐现对应，寒食的季节与此大体一致。此外，前面已介绍了守屋美都雄关于断火和雩祭关系的论述。他们关于改火与乞雨关系的论述也给人以很大的启发。　　　　
　　　　陈久金也从天文出发解释寒食的起源。认为禁火、出火之“火”是指大火星，即商星，参星和商星是相对的，三月参伏，则意味着火见，也就是火出。自八月至来年二月，黄昏时都见不到大火星，故后人推广而统称为内火。所谓三月火出即是指大火星皆出东方。二十八宿的龙神位于农业生产中最关键的季节，受到人们对大火星的崇拜，便形成民间禁火、出火习俗。然而，正如中村乔所说，由春季论述寒食起源之说，基于魏晋以后的寒食是冬至之后一百零五日进行，这和《周礼》的《秋官•；司烜氏》“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夏官•；司爟（ɡuàn）氏》“季春出火民咸从之”的时期大略一致。但是，所见寒食风俗最古老的事例是后汉桓谭的《新论》和《后汉书•；周举传》，因其在冬季进行，所以应该把寒食的古制在冬季进行作为其起源。　　　　
　　　　中村乔还指出，后世的寒食是由山西的地方风俗扩展的，故寒食的起源也应当由此中探讨。认为《后汉书•；周举传》所说“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的龙忌是忌鬼神，指介子推的神灵。并引守屋美都雄的观点：战国末以来分野说流行，使天界的星座和地上的区域对应，山西地区相当参星的分野。因为参星和火星不相容，所以认为参星是守护神的山西地区的人们，对于应该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有其他地方所无的禁忌观念。进一步明确指出，山西有把参星作为守护神的参星信仰，因此在参星出现的冬季，为了参星而禁忌是火星在地上显现的火。　　　　
　　　　基于参星信仰和介子推信仰，中村乔将两者结合，特从禁火和乞雨两方面更为全面地阐述了寒食节的起源。《左传•；昭公元年》有一段关于火星和参星关系的传说，接着讲：“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崇之。”不时的雪霜风雨系星辰所司。这样一来，暴风大雨大雹属于参星。大约因为参星信仰，禁火以祈丰穰，如果犯此，由于异变田地就要被伤。另一方面，介子推原本被认为是介山之神，关系到水旱。卜辞中山岳是祈雨的对象，介子推的祈雨属性形成焚死的说法。商代有将巫烧死以请雨的习俗。已知寒食的重要因素是为乞雨的火的禁忌，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求雨法有：“开神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是燔积薪以祈雨。可见旱魃（bá）时，属于把巫投其中焚杀以请雨的古俗。介子推焚死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古老的乞雨习俗，即本来是介山地方镇守神的介子推，随着作为介子推信仰扩大到其他地域，作为乞雨对象的属性被扩大了，同时结合着作为焚巫的习俗传承。另外，到了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四说：太原“郡东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烧此山，以求雨。俗传崖山神娶河伯之女，故河伯见火，必降雨救之”。俗传暂且不论，烧山乞雨之俗自古以来见于太原地方，把文公烧山故事的要素求之于古俗是可以的。焚巫、烧山的古俗，无论如何是事关祈雨出现的，由此形成的焚死故事，在此具有了接近火的禁忌的条件，其结合是由于参星信仰衰退。和战国末汉代分野说的流行相反，焚火的风习经过时间的流逝，参星寒食的原意被忘却了。如此之事在民间习俗是常有的，这个空疏化的禁火寒食有必要注入新的动力，在具有介子推信仰的太原郡一带，其信仰与此结合。


《岁时节日里的中国》　第二部分寒食与清明（2）

　　　　后汉初桓谭《新论》说：“太原之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这里的“不火食五日”在《周举传》中所见的后汉中叶的寒食，变成一个月。即便是有夸张，禁火时间延长当是事实，这一变化是由介子推信仰推动的。据曹操《明罚令》，太原一郡的这个风俗，是汉末扩大到上党郡、西河郡、雁门郡等山西一带。直到以后的东晋末出了山西之外。引人注目的是，《明罚令》的寒食时期变成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二三日之交，相当于二十四节气的清明，属于春季。此后晋朝孙楚的《祭介子推文》说：“太原，咸奉介君之灵，至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北堂书钞》卷一四三）从冬季向春季的移动是一大变化，其原因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是由于完全脱离了参星信仰。在冬季进行就无必然性了，此时选择了清明节。　　　　
　　　　直至东晋时限于山西地区的寒食风俗，此后次第扩展到其他地方。南朝梁时，在荆楚地区已能看到它的流行，变成了中国的一般风俗。而且在隋代，久绝的改火仪式复活，作为寒食终了清明日出火的改火仪式，使寒食更盛，在唐代遂成为宫中的活动，原本兴起于太原地区一个民间鄙俗，由于和经义结合，成为国家的节日。宋代承袭唐风寒食亦甚，但是到了元代后次第衰落，明代虽存寒食之语，禁火习俗几乎绝迹。　　　　
　　　　从节气到节日的清明　　　　
　　　　清明作为节气，在汉代完备的二十四节气中已经出现，它位于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的第八个节气。由于是节气，所以有农时方面的活动。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说：“清明节，命蚕妾治蚕室，涂隙穴，具槌、持箔、笼。”唐末五代韩鄂《四时纂要》也记载：“清明之日，修蚕具蚕室，宜蚕。”可见汉以来人们认为清明是预祝蚕室的吉时。直到明清时期，“暖蚕种”、“祀蚕姑”仍是清明的农桑习俗。崇祯浙江《乌程县志》就说：“其日农夫浸谷种，晚则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却蚕祟也。”嘉靖安徽《石埭县志》则有“妇女制米茧祀蚕姑以祈蚕”之俗。　　　　
　　　　不过，清明作为节日广泛进行，并不是因为农时，而是改火观念的结果。前引晋孙楚《祭介子推文》说“三月清明断火寒食”，可知晋时寒食在距冬至一百零五日的清明。由于汉末寒食从冬季移到春天并选择了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所以到了南北朝末便将寒食后两天的一百零七日作为清明，一直沿袭到隋唐宋时代。明清时代的清明节既有继承一百零七日传说的地区，也有一百零六日和本来是清明节气的一百零五日的地方。清明错后在寒食终了，从清明节名称上便会给人一种开放的感觉。不仅如此，如中村乔所说，作为再点火日的一百零七天，清明是随着寒食的特别日子的意识开始了，名其日是必要的。决定作为再点火的一百零七日是隋初王劭的建议，复活了古代的改火仪礼。古代改火之意复活，其钻火日相当于寒食终了的出火，不仅表示这一出火，而且具有奉火的重要意义。这里，清明离开寒食，在岁时节日中占有独立的位置。　　　　
　　　　唐代清明由朝廷赐新火。谢观《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说：“国有禁火，应当清明，万室而寒灰寂灭……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于时宰执俱瞻，高卑毕赐。”新火仍是平明而钻燧献入。钻火是在宫中进行，《辇下岁时记》记载的具体情形：“至清明，尚食（内膳习）内园官小儿（供奉禁苑者）于殿前钻火，先得火者进上，赐绢三匹、金碗一口。”唐诗中咏清明出火的作品很多，表现出寒食终了的喜悦心情。把出火作为改火的奉新火之义已经巩固。　　　　
　　　　宋朝宫中也有钻火之仪。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说：唐时惟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宋朝因袭了这一做法。南宋的《梦粱录》卷二也记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每岁禁中命小内侍于阁门用榆木钻火，先进者赐金碗、绢三匹。宣赐臣僚巨烛，正所谓‘钻燧改火’者，即此时也。”宋朝钻火之仪完全承袭唐代。　　　　
　　　　元以后见不到钻火之仪了。　　　　
　　　　墓祭　　　　
　　　　根据清代著名学者赵翼《陔（ɡāi）余丛考•；墓祭》的研究，可知墓祭祖先起于春秋战国之际。最初祭墓只是在宗子出国的时候，庶子因无爵不能到宗庙祭祀，而临时采用的补救办法，是“望墓为坛而时祭”。战国时代，《孟子》讲齐人到国都临淄的东郭以外墓祭区讨酒肉的故事，反映出时人在冢墓间用酒肉致祭是经常的事情，祭墓已成习俗。　　　　
　　　　至少从秦汉之际开始，墓祭被称为“上冢”或“上墓”，且在岁时节日进行。《史记•；留侯世家》说，张良在夏季的伏日和冬季的腊日墓祭传授他兵书的黄石公。《汉书•；萧望之传》也说墓祭萧望之的时间是“岁时”。　　　　
　　　　墓祭至迟至唐代与寒食结合。唐高宗在《禁止临丧嫁娶及上墓欢乐诏》中说，当时“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全唐文》卷十二）。墓祭自古不合礼制，至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正式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受到国家的承认。玄宗增颁《许士庶寒食上墓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全唐文》卷三○）唐穆宗时公布《定寒食假诏》，规定“其茔域在京畿者，自今任寒食假内往来，不限日数，若在外州，任准式年限请假”（《全唐文》卷六五）。进一步完善了寒食上墓制度。文中的“准式”，依《唐六典》规定，是五百里五年给一次拜扫假十五天，并除去往来路程所占天数。　　　　
　　　　唐代寒食墓祭风俗在唐诗中有所反映。中唐时期，杜甫《寒食行》：“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但看垅土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诗中反映出寒食到坟墓“洒扫”已是“家家”的行为，上坟时要使用纸钱，因不用火，据后世风俗可知撒掉或挂起来，还要为陇墓培新土。对于那些远行在外的人来说，要在水边“望乡拜”，即进行望祭。事实上，上述唐诗中描写的风俗一直流传到后世。另外，白居易《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诗中说“冢墓累累人扰扰”，反映出唐代已有清明上墓之俗。而李绰《辇下岁时记》讲长安清明时“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闹”，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