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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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德国工作去了。
我们的侦察员查明了马·奥努科娃和阿·科斯特罗马都不是霍尔梅当地的姑娘，人家都不大认识她们，组织上的一些领导者能允许这些外来的、认识不够的人来参加地下活动的工作，是一种冒失的、粗心大意的行为，科斯特罗马甚至还不是共青团员。
我们的侦察员拿到了阿纳斯塔西亚·列兹尼琴科的日记原本。她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记的。在这种情况下写日记，无论如何都是不智之举。固然，她没有写过关于地下小组的任何事件，但提到过她所遇到的许多人的名字。她没有举出姓来，但写得不难使人猜到谈的是谁，如：‘布罗尼亚·姆，奥利亚·恩，科利亚·耶，萨沙·奥来了。’她把姓的开头的字母都写了真的。
从日记里可以看出，阿·列兹尼琴科受了科斯特罗马的影响，传给了她宗教的情绪，终于介绍她同一些伪警相识。
带便谈谈，我们在这里应该指出，在乡村里，在小镇里，甚至在小城市里，年青人照例认识所有的同年人。关系是很普通的：一起上过学，一起在集体农庄的地上干过活，晚上一块儿散过步，在电影院里见过面。德寇也是从这些“朋友们”中间招募伪警的。为了和这些老朋友鲜明地划清界线，必须有警惕性和党的原则性。外加，乡村的伪警往往上街不穿制服，甚至连袖章也不带。
在沙皇俄国的情况下，工人和农民从小就知道工厂主、老板、地主、官僚、富农、村长、警察和宪兵——这一切人都是敌人。工人和贫农从母亲的奶汁里就吸收了对于这些阶级的异己分子、甚至对于他们的儿女抱着警戒的态度。工人会对自己儿子说：“你别相信少爷。”农民经常劝告自己的孩子远离富农的儿子，特别是地主、巡官和神甫的子女。
在我们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孩子们是在平等的环境下长大的。在学校中，在家庭里，在街道上——关系到处都是不受拘束的、自然而然的、真心诚意的。不仅消灭彼此的疑心，而且指责彼此的疑心。这样做是对的。苏维埃人的道德品质变得一年比一年高了。
但是战争，特别是沦陷，急剧地改变了环境。警惕性成了日常行为的法则之一。在战争期间，没有纪律、没有警惕性是一步也迈不开的。
我们很快就了解游击队中军纪的必要性。在地下工作人员之间，如果不是特别严格的纪律，也需要同样的纪律。可惜的是霍尔梅的人们不认识这一点；即便知道，也没有认为它有重大意义。他们没有经验。甚至一些领导者对党史也学习得不够深入。诚然，革命前俄国的地下活动的条件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史却教导我们不仅在地下活动中遵守纪律的必要性，而且教导我们怎样去达到目的。
科利亚·叶列明科是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战前是政治教育工作的指导员，一个快活、积极、很活动的小伙子。他看过很多书，是个运动员：滑雪手、溜冰手、第一流的游泳家和酒精厂足球队的队员。他的名字是农村青年中间最受爱戴、最有声望的名字之一。当发生了沦陷的危险时，科利亚请求参加游击队。上级建议他留在地下活动，领导组织。他兴高采烈的同意了，并且马上就以自己素有的精力着手干实际工作。他从来没见过德国人，当然，也不知道挑拨离间和间谍活动的卑鄙手段。他主要的缺点是轻信人家。但我们已经见过，列索沃耶地方的博契科——经验丰富得多的、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上了年纪的老党员——也是由于自己轻信人家而牺牲的。
在里霍尔梅不远的琴奇基村子里，有一位非党的、名叫马利亚·瓦西里耶夫娜·马兰申科的老太太，就是尼古拉依·叶列明科的亲伯母。她原是波多里斯克城的纺织女工，退休领养老金以后就打从莫斯科附近搬到这里。早在大革命以前，马里亚就参加了革命的罢工运动。从德寇占领的第一天起，她就跟游击队和地下工作者取得了联系。她的小房子成了秘密住所，我们的侦察员们常常隐匿在那儿。老太太转送人员到支队里来，给游击队员烘面包。一句话，她是自己人。
下面是马里亚讲的关于英雄共青团员们的殉难日情形：
……从那个该死的三月一日早晨，当我知道科柳什卡和同志们又被‘盖世太保’逮捕的时候起，我就离开了家，开始在霍尔梅的人家，东过一夜、西住一宵。我在霍尔梅走来走去，打听到那两个姑娘——科斯特罗马·舒尔科和马尼卡·奥努科娃也被抓去了，但是她们好象被允许给送东西，甚至答应释放。
早先他们到我那里来的时候，我总对科柳什卡和舒拉·奥麦年科说，她们对秘密工作了解得不够。我对他们说：“应该小心防备科斯特罗马和马尼卡·奥努科娃。这倒并不是因为她们是外来人，主要的是这两位姑娘不够严肃，行动轻佻。她们只喜欢打打纸牌，跟小伙子们卖弄卖弄风情。”而科利亚回我，说是年青人越多越好。他的真理行得通倒就好了，可是结果你瞧，却应了我这句倒霉话。
霍尔梅没有真正的监狱。当这些孩子受到折磨时，老远就听到他们从秘密警察占据的房子里发出的叫喊声。有一个伪警，也是个年青人，忍不住跑掉了，他一看到拷打就病倒了，而且抖了两天。我想大概是通过他，人们才知道秘密警察机关里的刽子手们怎样把我们的孩子用针插进手指甲，怎样用步枪的通条来抽打。为了更有力的撕破皮肉，他们还在通条上缠着橡皮。老乡们说，德寇用木槌来打菲佳·列兹尼琴科的胸膛。但是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说出什么来。我又怎么知道的呢？你瞧我不坐在你们面前，活着，很硬朗。还有别的和我联系过的人们，他们也没有被捕。只有这两个姑娘认识的一些人才被抓去。可见一切事情都是通过她们干的。
三月四日，我们的孩子被带到了严寒的暴风雪里。起先有命令要把他们绞死。但可能是没有来得及搭起绞架，给带上河边去了。押送的一小批人全是体格强壮、脸腮红红的法西斯匪徒，而我们的共青团员们看来却那么小，那样瘦。他们全都赤着脚，恶棍们只给菲尼亚·奥努科娃留下了鞋子和头巾，但是面孔也被打得血肉模糊了。舒拉·奥麦年科缺了一只眼珠——被打破了。他自己勉勉强强地拖着腿，但还是托着菲尼亚的肘子，和她小声地说着什么。
老乡们站在街道的两侧，变得象石头人一般。德寇推开他们，人们却不散。舒拉·奥麦年科的母亲马里亚·费多罗夫娜冲过了德寇的警戒线，扑在地上，抓住了自己儿子的两只脚，喊道：“把我，把我也带走吧！打死我吧，我不要活了！”舒拉向阿俯下身去，想把她从地上搀起来。这时候德寇冲到跟前，把马里亚·费多罗夫娜摔开了。舒拉对她喊了一声：“妈妈，他们打不死所有的人，我们的真理会胜利的！苏维埃政权会来的！”
科柳什卡是我的外甥，我一下子认不得他了。头发白了，唉，白得简直象个老头儿。他看见我就扭过头去。这时我保不住密了，就对他喊道：“亲爱的科柳什卡，永别了！”随后我听到人群中有好多人在叫喊、告别。还有许多人在哭泣。菲佳·列兹尼琴科、舒拉·奥麦年科和列尼亚·特卡琴科——虽然他是最小的——却向人们答话，喊口号，摇晃着拳头，也就是号召反抗德寇。只有科利亚一个人不做声，他白白地是他们的带头人。
街道在拐角处开始急陡地上升。当他们登上了最高处——那儿德寇就不让我们上去——科利亚在最陡峭的地方转过身来对着人们，拿存心保留下来的嗓音大声叫道：“我们死也不投降！斯大林同志万岁！”德寇扑过去把他打倒了。还没有走到河边，他们就忍不住了，开始径直在村里的大路上开了枪。而且没有瞄准……
德寇在第二天，才允许死者的亲属把尸体抬回去埋葬。每一具尸体上都有二三十处伤口……亲属们把所有的死者都抬去埋葬了，只有小小的列尼亚·特卡琴科独个儿留在河里。他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又没有姐妹。第二天夜里，我偷偷地劝服了一些好心人去把他从河里捞出来，那地方的水不深。我们去了，而尸体已经不在，后来才知道其他的同情者早已先我们去了。我们哀悼了……
有一回我走着，碰到了科斯特罗马，可见她已被释放了。这么说来，我的话说对了，她和她的朋友马里亚出卖了我们的人。有个小伙子和她在一起，可能是个伪警。我把她叫到一边。她看我是个老太婆，并不害怕，走到我跟前。我悄悄地问她道：“姑娘，人家说你是信教的，常上礼拜堂去，是真的吗？”她答道：“真的，老奶奶！”并且拿无耻的眼睛瞧着我。“那么，姑娘，人家说，你是犹大的子孙，对不对？”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只是尽眨着眼睛。而我转身就走开了。
在我们共青团员被处决以后，大约只过了三天，老乡们当中突然又全都知道，苏联的传单在各个角落张贴开了。于是又和从前一样有从莫斯科广播的最新通报，此外还有科柳什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死也不投降！”这时人们才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你们虽然是自己人，但我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传单是谁印的……
我们得到报告，说是在科留可夫卡区·阿列克谢夫卡村边的一位老大娘家里，有个快要死的犹太人。他不知怎的侥幸地从德寇那里脱逃了，现在害着斑疹伤寒快要死了。他说梦话时常常提到费多罗夫、巴丘克、波普科和波布特连科……
也许是祖谢尔曼吧？
这已经好久了，我一到省支队，便问起雅可夫。谁也不知道他一点儿消息。因此那时我同意这种想法，认为雅可夫在从依琴雅支队到省支队的路上落入德寇的手中而牺牲了。不管这种想法多么痛苦，但是要知道，战争就少不了死亡……
一天晚上，我摆脱了自己支队里的事情，邀请第一分队的指挥员格罗明科一起带了一小队战士，动身前往离营地三十公里的阿列克谢夫卡。
派在先头的侦察员报告说，村里没有德寇，而那里的伪警都是很恭顺的，也就是说，不过是一些胆小鬼罢了。我们直向指定的房子奔去。窗户里暗淡地点着灯。我命令随伴的战士们在四周布好岗哨，我和格罗明科上前敲门。
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给我们开了门。她穿着一件外套走到台阶上，用背推上了门。
“西多罗夫娜有病，”小姑娘说，“她正在浑身发抖，吩咐我谁也不让进去。你们是些什么人呀？是警察吗？”
“我们是亲戚，”格罗明科说。
“您撒谎。西多罗夫娜根本没有亲戚，只有妈妈和我一个人……你们最好还是别进去，我们这里有人害伤寒。妈妈派我照顾西多罗夫娜奶奶的，给她弄吃食。我正在给她煮稀饭。”
但是我们还是走了进去。小姑娘那对灵活的、稍微有点儿古怪的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们。屋子里月光比灯光还亮。墙壁都熏黑了，炉灶也好久没有粉刷；又冷，又不舒服。
老大娘在黑洞洞的角落里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