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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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共青团组织也抱怨。为什么把我忘了?很明显,关于游击队和地下活动都是有协议的。我究竟读过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书。难道现在就不一样吗?难道共青团员可以袖手旁观吗?可是这里也认为我年纪太小,不够格。当我们的部队退却时,他们给父亲和我留下了两支步枪和两支马枪,被我们埋在菜园里了。这就是说,我反正一样是游击队员,虽说我没有被收容入队。我到埋枪的地方去,心里这样想:‘在逮捕我以前,我要打死他两三个。’我挖着,要想挖出枪来,而那里已经空无所有——我的武器飞掉了。当然,我明白:父亲把枪转交给游击队了。但我可气炸了。
天黑时,我上共青团的区委会去。我至少必须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走到区委会跟前,大门敞开着,房间里有灯光,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我站在门背后,在门缝儿里瞧见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和她同姓的区委会工作人员费佳·斯克里普卡。她说:‘这样说来,您要到勃里德斯克别墅去啦。’我再也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便跑回家去,拿了半公升糖浆,一块面包,一本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把这一切都卷在一条毛巾里,就和母亲接吻告别,动身到森林里去了。我带着这些东西走了两天。有一次在林间小道上碰上了一些人,我老远就对他们喊了一声:‘啊唔!’他们用冲锋枪回答了,我好容易才跑掉:原来他们是德寇。
我只得又回到科留可夫卡。但那里也有德寇。我总还是悄悄地回了家。原来父亲也没有进得了支队。他躲在集体农庄的马 里,后来又转到大麻地里,我好几天往那里给他送饭,走过时叫着‘咕-咕!’他回了一声,我就往他那里爬去。这样在德寇驻扎的当儿,我父亲在那里待了八天。我却到处跑,细瞧着德寇。我生来第一次高兴自己的个子小。他们根本就不注意我。
有一次,我碰到我们的德文教师列戈,她丈夫也是个外国人。我想:‘这个畜生,怎么没有撤退。’战前她是那样积极,是个机关职工委员会的委员,而现在和德国兵在一块儿走,还在指手画脚,自鸣得意呢……很清楚,她是在等他们来,而现在会暗害我们的。当时我就决定盯她的梢。
第二天,她单身在走。我赶过了她,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往前走。走近一家铺子,我故意在她眼前把台阶上的一块木板扳了下来。她当然有所反应:‘孩子,你到这儿来!啊,是你,伏洛加。你为什么破坏财产,伏洛加,要知道这东西现在不是苏维埃的了。在新秩序下,我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教育你。你爸爸在哪儿?他不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道:‘爸爸死了。’原来她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你不是共青团员吗?’我回答道:‘上帝保佑我。’‘伏洛加,你到我那里来串门吧,我看,你是个好孩子。’这样一来,她上钩了。我现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找到游击队员。
德寇的部队开过了,只留下了司令部。行动容易得多了。父亲看到我有点懂事,交给我一个任务说:‘明天约定科留可夫卡游击队员在木材工厂开会。你按着这些地址去通知应该通知的人吧。’我很高兴。这毕竟是真正的工作。所有的人都通知了,我自己也去开会。走近木材工厂时,纠察员向我扔石块,甚至不让我走近。我羞他们说:‘这怎么行,我是召集人,而现在你们把我赶走……’他们让我进去了,我就这样成了游击队员。他们发给我一支马枪,就是埋在我家菜园里的那一支;但是递得很郑重,我懂得,我领到武器是为了斗争……”
讲到这里,伏洛加停住了,慢慢地卷起烟斗形的烟卷……不待说,他是在等人家提问题。他在提高听众的兴趣。
“那么究竟这个德国女人怎么样了?你跟司令员说过吗?”
“您跟父亲走了,那您母亲怎么办呢?德寇没有对付他吗?”
“一来,”伏洛加回答说,“我不仅有妈妈,而且还有个小妹妹。二来,我和父亲也非常着急。她们很可能被枪毙,房子也很可能被烧掉的。但是这时出了这么一件事:从德寇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两个俘虏,在紧靠着科留可夫卡的地方碰上地雷,给炸死了。我们的街坊至少有二十个人在伪警察局里签了字,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也就是说,父亲和我都被炸死了。这样就救了我母亲和妹妹。”
“难道他们没有认出来吗?”
“怎么会认不出来!他们分明知道这不是我们。但是老乡们总是有团结性的。这么着才可以工作下去。我也因此可以在德寇中间横冲直撞。老乡们没有出卖我。但是坏弹毕竟不少。他们老远就看得出来……你瞧,列戈和她丈夫,就是正式的捣蛋。我们的政委鲁多依同志命令我再潜回科流可夫卡去,想方设法博得这个德国人的信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你们要知道,这可真难啊!这一切等于跟毒蛇打交道。试试叫毒蛇相信你们尊敬它吧。我上列戈家串门去了。在那里坐了大约两个钟点。这对夫妻劝我去刺探游击队领导人的踪迹。‘你妈妈会领到一些土地,而你也会得到很好的外国衣服和漂亮的德国奖章,此外,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你还可以领到一千卢布……’你们试试看,顺从地坐在那里听听这样的话儿吧。我答应这对夫妻一定照办;只是要求,每捉住一个共产党员还得付我一普特面粉。他们相信我在做生意,同意另加半普特;可是想要立刻把我带到司令部去具个结,好容易给我拒绝了。
第二天夜里,鲁多依同志和另一位游击队员从窗户里爬进了列戈夫妇的家里。我事先把房子内部的布置画在纸上。我请求鲁多依带我去,很想积极参加,但没有成功。他又对我说,我做这类事,人还太小。真是叫人委屈。我站在街上,以便万一出了什么事打口哨。半个钟点以后,大门开开了,游击队员们出来了。‘一切都很好,伏洛加,咱们走吧!’他们把这对夫妇不开枪就结果了,还在那里找到了市内共产党员和军官妻子们的名单……
此后我奉命继续在市内活动。我住在家里,但白天哪里也不露面。父亲给我送来一卷纸,说:‘写吧。’我整天地写传单。他们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列涅依·科夫列夫,一个很勇敢的少年。后来我们耍的把戏可大呢!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共青团员瑙明科,外号叫邦尼亚,也是个挺机灵的小伙子。他是从游击队里被赶出来的,因为在哨岗上睡觉,如果有什么活动的事情,他总是能办得到的。可是要他呆在一个地方,纪律性就不够了。
有一天夜里,伪警到邦尼亚家里来,他被捕了。他们叫他把高统靴和裤子都脱下,命令他:‘向前走!’他很快地向前走,猛地一下子砰地关上了背后的门,拿木头顶住,就这样光着屁股逃跑了。
我们起初拿槌子把传单钉在房屋的墙上,敲得很响。这是故意的,为了叫人们出来看看。但这样做不太方便。人们害怕,就立刻把自己房子上的口号和传单撕掉了。于是我们决定黏贴。母亲给我们打浆糊,我们在公共场所贴,甚至在厕所里也贴,那里人们可以安心地看完。
后来我们又收到了几种书籍:怎样和象鼻从斗争,斯大林拖拉机厂出品——BATN式拖拉机。从表面上看,这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小册子,头上的两三页真的是谈到象鼻虫和拖拉机的。可是往后便是斯大林同志告人民书,党的省委的宣言,号召参加游击队。我们把这些小册子暗暗地分发出去,在赶集的日子里干脆就散给人家。
我同支队一直保持联系几乎有两个月,完成了许多任务。但后来德寇把支队逼进了森林,我已不知道我们的队伍在哪里。大批的德寇又赶上科留可夫卡来了。伪警们慢慢地探出我在干什么。我不得不逃走了。这下子我可遭了难。我饿着肚子在森林里跋涉了八天八夜。
我顺着森林里的小路走,饿得摇摇晃晃,碰到了一位老大爷。他带我去过夜,把我安置在炕上。他和老太婆一起吃晚饭,吃着马铃薯和黄瓜,我却不好意思开口要。后来老大爷叫我到桌边去。他说:‘你们游击队员是值得骄傲的人!’我很得意。但是我毕竟害怕承认真是游击队员,我总是否认。原来这位老大爷早就发现我衬衫里藏着一颗手榴弹了。他说:‘孩子,我明白你要找谁,游击队员在那边呢。’他对我指了指省支队所在的森林。分别时,他又送给我一颗手榴弹。
早晨,我就到这里来了。但结果我来到了中立地带——在德寇和你们之间。嗳,我想,这一次可完了。我决定,不管怎样,要向你们这边爬。即使被游击队的子弹打死,总比受德寇拷打好些……”
伏洛加虽然自己个子小,却成了一名优秀的战士。他曾是共青团为掌握游击业务的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常出去侦察,彻底的研究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手泪。他参加过好几次铁道破坏战。顺便说一说,伏洛加在森林里生活了三年以后,长得结实了,高大了。现在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叫他小孩子了。
然而来到支队里的人不仅是些问心无愧的人们。有一回来了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名叫齐莫菲。我不打算说出他的姓。我为什么要为了回忆这段插话而破坏年青人的一生呢?
齐莫菲是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小伙子。他在哨所上放声大哭。
“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嚎啕大哭呀?”
“你们要打我的。”
“这么说,你该打吗?老弟,说吧,为什么要打你呢?”
“请你领我到司令员那里去。”
他被带到了特别科。这是那时为了和间谍活动斗争而特别建立的部门,由诺维科夫领导。当诺维科夫问他一些一般的问题——从哪里来的,多大年纪,父母是谁——齐莫菲回答得很痛快。
“现在,”诺维科夫作结论道,“你坦白说吧,你到这里来干么?”
这时,齐莫菲又大哭起来。
“你要把奶妈叫来,是不是?”
“你们把我收容了,当名游击队员。我不能再在德国人那里待下去了。”
“你心上总有点什么过不去吧,齐莫菲老弟。老老实实说吧,你当过伪警没有?”
诺维科夫的洞察力使齐莫菲大吃一惊。
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喃喃地说:“我有罪,你们打吧。我打过人,你们也打我吧。”
“是首长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吗?”
“不是,我自己来的。”
他指天誓日地说是被迫去当伪警的。他没有害过什么人,只是上上操、擦擦枪罢了。
“昨天首长召唤了我,派我到棚子里去。有五、六个德国人站在那里。瓦西里·科楚拉被皮带绑在长凳上。瓦西里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的知己朋友……他是我们这儿的铁匠。我一看,他的脸给打得一塌糊涂,鼻子正淌血呢。我真对他可怜起来……”
“这么说,你这小伙子倒是个挺有同情心的人哪?”
“首长同志,我最不喜欢打架。我们村里孩子们一抓住要打,我总是把他们拉开。大娘们也肯请我:齐莫菲,你去吧,那堆醉鬼们在扭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