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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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锅、几把小刀、一些针线和一盒火柴。中间的两个孩子侦察好哪里没有伪警岗位。到了晚上，全体四个人便披上了被单，爬过菜园到了田野里，然后开始上森林里来。
他们在森林里跋涉了三天三夜，烧起了野火，在火边睡觉。如果可以相信他们的话，在那个时候，在还没有来到我的地下室以前，他们一次也没有哭过。
但是在我这里，他们也没有哭多久。当我们特地为他们开起留声机的时候，他们满意极了……小家伙第一个睡着了。
而舒拉·米亚夫科在睡觉以前很严肃地高声说：“好，弟兄们，如果我们死在这里，那就是为国牺牲！”
孩子中的两个——格里沙和科利雅·赫洛普扬纽克——留在我们身边当侦察员，而米亚科夫兄弟俩呢，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日子中交给一个村子里的善良的人们去抚养了。
在波戈列察战斗的三星期以后，有一个冻伤的妇女爬到了我们这里。这是个四十来岁的集体农庄的女庄员，地下活动的秘密住所的女主人达丽雅·潘琴科。一个居民出卖了她。于是她逃到森林里来了。她是夜里匆匆忙忙逃出来的，马马虎虎穿了几件衣服，连暖和的头巾也没来得及裹上，也没有能够拿上一块面包。她走着深深的雪地，放在毡靴里的一盒火柴也湿透了。达丽雅无法点燃篝仰。
她早先和彼列柳勃支队的巴拉贝有过联系。她不知道省支队驻扎在哪里，可是知道万一队伍转移到别处去的话，那么在靠近被暴风雨吹折了的树根边的一处泉水里，在一块石头下面，应该放着一个有字条的小药瓶。
队伍果真已经转移：和我们合并了，现在到那里有五十多公里路。严寒袭来了——气温在零下二十五度，泉水冻结了。达丽雅看见透明的冰块下面有一只压坏了的小药瓶和字条的纸边儿。不知怎的，小药瓶从石头下面浮上来给弄碎了。在游击队的地下室里，空空洞洞，冷冷清清，又没有什么可吃的。达丽雅不知道上哪儿去好，就想到奥尔利科夫去，那里有些熟人。她走了五公里，却又回来了：想到不能把指示省支队方向的字条留在透明的冰层下面。
达丽雅打定注意，无论如何要把它拿出来。她先用脚来蹬冰，但软绵绵的毡靴在光溜溜的冰面上连痕迹也留不下来。达丽雅竭力想在雪低下找块石头，手冻僵了，头也饿昏了。黄昏时分，她看到奥尔利科夫上空烧起了一片火光。这么说，那里也有德寇呢。
她挨着饿在地下室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走出地下室时，她发现一些狼的脚印。这些脚印都引向一点，然后向各方分散。达丽雅心里想：这可能是什么事呢？
她抬起头来，看见高处树枝上有一整头剥了皮的绵羊。这是游击队遗忘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故意留给象她那样的人的。
狼是拿它不到的。但达丽雅也象狼一样在树的四周跳了好久，不知道怎样拿到那块肉。她饿得那么厉害，使她决定脱下毡靴，爬到树上去。这样她把肉弄到手了。她啃着不带盐的、坚硬的生肉有些吃饱了，可是也完全冻僵了。
达丽雅开始寻找，深入森林好几公里，而夜里仍旧顺着自己的脚印回到地下室里。
那条唯一能够使达丽雅避免饿死的羊肉，她每次都得用折磨人的气力举起来放在松树的桠枝上。
她屡次企图用树枝打开泉水上的冰块，但毫无作用。于是她又用雪掩盖起来。
达丽雅一天天加长自己走出来的小路，越来越深入了森林。终于，她不回去了——老是向前爬着，爬着。有几只狼追逐着她，等她死。
达丽雅在走出波戈列察的第十三天上才碰到了哨所。
我们的看护长阿纳托利·叶麦里扬诺夫为了使她避免生坏 病起见，不得不把她所有的脚趾和七个手指都切除。
达丽雅活下来了。她跟我们一起走完了游击的全程。她是个出色的侦察员，现在是波戈列察合作社的主席。
在这个时期到我们这里来的，以青年居多。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当游击队员的少先队员年龄的少年都吸收到队伍里来。他们没有几千人，也有好几百人。有些人是被斗争的热情，“用真枪射击”的天真渴望所吸引的。但是大多数十岁以上的集体农庄的孩子都十分明白德寇是多么凶恶的敌人。他们看出了敌人的贪婪心、野蛮性、残酷性。跟来到我们这儿的赫洛普里扬纽克和米亚夫科一样，很多人成了孤儿。他们的心头出现了对刽子手们的强烈的、复仇的渴望。
少年们从几岁起才能算是真正的战士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有些结结实实、筋肉发达的十五岁上下的小伙子，在农民的家庭里已是极得力的助手，可是到了队伍里，要不了三天就会胆战心惊地必须快把他送走。并且他自己在行军中也会恳求：“把我留在村子里吧，我再也不行了。”要不他干脆就跑掉，可是非把步枪和一对手榴弹偷走不可。能不能对他提出对全体游击队员来说是必须的遵守纪律的要求呢？当然不能。
但是常有这样的事，一个十四岁的、瘦瘦的男孩子，心头对敌人燃烧着那股无比的怒火，照人们的说法，他已成了一个“坚强的人”。这种孩子对任何的考验都不怕。他睡在潮湿的地上，跳起来还是新鲜得象支小黄瓜。他一连站上几小时的岗也不抱怨，行军时始终快快活活，还用玩笑来使别人快活。我们这里的瓦夏·柯罗勃科就是这样，而格里沙·赫洛普扬纽克也不比他差。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得不在自己未经明文规定的条例中规定：凡是低于十六、七岁的青年人不应该吸收为游击队员。当然，有些人竭力想法哄骗我们，有时侯，说老实话，我们也受过骗。不是每一个人都用证件的。有一回，来了一个身材魁梧、强壮的小伙子，据说已经是十九岁。他手里没有证件，又不能给他做一次鉴定。后来，当他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时，哭了，才承认总共只有十五岁，请求从宽发落。有些支队甚至被迫进行清洗：把年龄过小的青年人整批地清除出去。但这只是在初期的事。后来连村庄里的小伙子也大概知道支队会收容那些人了。而那些终于成为游击队员的人呢，便使自己适合以便的要求。我们的共青团大大地帮助了他们自我教育和锻炼。
来到我们队伍里的共青团员们，即使是身体不很健康的，一开始都格外表现了自己是特别有自制力的、守纪律的，而主要的是表现了自己是自觉的战士。
他们更了解战争的阶级本质。自然，共青团员们也只是从书本上或者年长的人们的谈话中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但是共青团的组织早在战前就帮助他们理解和认识敌人只能从资本主义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它来到我们这里是为了要夺取革命的成果，强迫我们接受资本主义制度。这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而且意义很大！
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德国的士兵不仅杀人、放火和破坏，还给他带来了可怕的未来，使他回到资本主义，变成奴隶。有政治知识的年青人懂得，进行斗争是为了保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政治知识的、自觉的青年人有更多的刺激和理由使得他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不仅是复仇者。不，他是个革命者，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在这个时期的一次战斗以后，省支队来了一个小个子少年，从外表看来，决不会超过十五岁。他生得很瘦，头发蓬乱，虽然天寒地冻，但是鼻子上仍由夏日斑。而眼睛总是充满了欢乐，嗓子又响亮、又富有感染力。傍晚休息时，他常常在游击队的篝火边讲些什么故事。时而在这一堆，时而在那一堆，忽而又在第三堆篝火边听到他很快的说话声。他可以讲出很多的故事。
他险些儿在我们这里被打死。的确，如何是好呢？
在战斗正激烈时，有一个人，腰带上挂着两颗手榴弹，从敌人那边顺着河上的薄冰爬过来。他不是向别的地方爬，而是径直爬向在灌木丛中伪装着的游击队的机枪。他正靠岸边时落进了水里，浑身透湿，但是这个小鬼继续爬行。他抓住草蔟和树根，爬上了敌人看的清楚的斜坡。但是敌人却爱惜他，没有开枪。
我们的机枪手发现这么一件事，叫两名战士去截断他的去路。他们猛得从灌木丛后备跳出，向“敌人的间谍”扑去，把他堵住嘴，绑上手，气得给了他两记耳光，拖到司令部来，他们深信，这可拿住了一条“舌头”啦。
奇怪的是“敌人的间谍”不仅没有抵抗，反而流露出莫大的喜悦，而且坚持想大吻押送自己的人。
然而，要相信他可不这么容易；而后来到了司令部，才知道他真正是渴望到游击队里来的。
有人发出了呼声：“他扯谎！”
“枪毙这个坏蛋！”
但是这时幸而共青团组织的书记玛露霞·斯克里普卡出现了，她朝“舌头”扑过去叫道：“亲爱的伏洛加？！你从哪儿来？这正是科留可夫卡的安德列·伊凡诺维奇的儿子伏洛加·吉洪诺夫斯基啊！”说着这几句话，就把他拥抱在怀里。
当天晚上，伏洛加就开始讲自己没结没完的故事。起初大家都不大相信他，但很乐意听。
“不错，扯得很流利，”有的人这么说他，并且设法拿问题弄他糊涂。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讲的。他得把行动的地点、日期、时间和许多熟人的姓名都说出来。
“伏洛加，你几岁了？”
“十七！……你们又不相信。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我升入九年纪了——那你算算吧。我已经做了两年的乌克兰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但是人家横竖一样把我当作小孩子。连我父亲也是这样。他现在在科留可夫卡的柯罗特科夫那边。瞧，当我们跟他们碰头的时候，我父亲会亲自证实这一切的……”
当时我们的确还没碰到过科留可夫卡支队，但已经知道，这个支队在离我们十八公里的地方活动，同时知道，在它的战士们中间有一位科留可夫卡村苏维埃的副主席安德列·吉洪诺夫斯基——伏洛加的父亲。
“这么说，他们不收你做游击队员，而你自己去强迫人家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吗？”
“不是强迫，只是到达了目的……德寇离村子已经只有三公里，而父亲只是搔头摸耳，犹豫不决。其他的共产党员们早已撤退了，他却在坐守。我甚至起了疑心：‘鬼知道他，也许他打定主意投到德寇那儿去吧。’照他过去的行为来看，似乎不象。可是如果他……老实话，不管他是我的亲生父亲，我会亲自就地把他打死……可是后来一看，有一次父亲在背包里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和母亲叽叽咕咕谈了几句，就打从菜园到森林里去了。我耳边还总是听到了一点游击队的事儿。我跑去追他，追上了，求他把我带走，他摇摇手说：‘你还小呢。’噢，我简直怨透顶啦，只得落后了。
在另一方面，我对于共青团组织也抱怨。为什么把我忘了？很明显，关于游击队和地下活动都是有协议的。我究竟读过一些关于国内战争的书。难道现在就不一样吗？难道共青团员可以袖手旁观吗？可是这里也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