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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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枪毙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格里沙很勇敢地回答，眼睛里充满了决心。
他的相貌诚实可靠，眼睛炯炯发光——这样的人即使受到枪毙的威胁，也不会吐露一言半语。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他就是游击队员，一个坚强可靠的小伙子。
我凑近他的耳朵低声说：“我是费多罗夫，省委书记，明白吗？我今天一定要和支队指挥员取得联系！”
格里沙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他的脸上掠过一阵笑影，然后带着一种过分的严肃说：“费多罗夫同志，我本人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位集体农庄的会计员斯捷潘·波格列勃诺依，他也许可以告诉您一点儿消息。”
“好，要是你再欺骗我们的话，可当心！……”
当然，他又欺骗了我们。不知是会计员受了他的警告，还是他确实没有在家……
会计员的妻子说：“您可以去找季顿科，他在小学校里开村长会议呢。区长已经到那里召集了各村的村长。”
我勃然大怒了。因为三天来我们已经兜了许多圈子而一无所得。我毕竟不能到街当中去喊：我是费多罗夫，指点指点我到游击队去的路吧！以前，不需要的时候，认得我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呢……难道我真的变了样吗？在战前，我至少到普里蒲特尼来过六次……难道我们真要白跑一场，空手回到彼德罗夫斯克去不成？真的，我甚至惭愧起来。忽然，我想到了一个念头，初看起来似乎又莽撞，又无耻。
“听着，帕凡尔！”我对德涅普罗夫斯基说。“让我们，帕凡尔，让我们到小学校去。不错，不错，到伪村长会议去！应该冒冒险！那里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些自己人……况且我们早晚得和区长打打交道，见见这个混蛋。”
德涅普罗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这是一件冒险的事情，要是我们失败了，就可能使全部省组织处在敌人的打击之下。
“您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要是您觉得必要的话……我当然和您一起去。”
我觉得是必要的。我们决定，如果发生什么事故，一定动用手榴弹。弟兄们各人都有五颗。此外，我还有两枝手枪，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有一枝。
学校的入口处停了一辆弹簧钢板、橡皮轮胎的马车，套着一对吃得饱饱的、但是身材并不相称的马。这辆老式轿车的座位上铺着大红的沙发坐垫。一个留着胡须的老头儿，身上裹着羊皮袄正坐在车夫座位上打盹儿。这辆车子十之八九是从本区博物馆里没收去的。
“老爹，”我对老头儿说。“村长在这里吗？”
他狡猾地微微一笑，使了个颜色，接着露出令人可笑的、自尊自大的神气说：“小伙子，你说的是哪个村长，这是副区长帕弗洛·格列博维奇·古锡，他亲自视察来了。”
在走廊里，满积尘土的课桌直堆到天花板。教室的门都关着，其中有一间传来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我们便敲了门，故作温顺地走了进去，脱下了帽子。
在一张大概原来做物理实验用的大桌子旁边，有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摊在圈椅里捻着胡须。他面貌平庸，可是那套衣服……看来他大概已经穿惯了。他穿的发亮的黑呢上衣，很可能也是博物院里的；还有一件绣花的乌克兰式的衬衣。圈椅子背上披着一件毛皮大衣。我敢断定这个家伙正在扮演老爷的角色——要不是地主，那么无论如何是革命以前的大官。不待说，过了足足有五分钟，他才理会到我们。他那伸出的手里拿着一扎文件，摆在眼前，傲慢地皱着眉毛。
房里还有三个人。一个是浓妆艳抹的胖姑娘，长着一张非常愚蠢的面孔。她显然在扮演女秘书的角色。但是她丝毫没有什么事情做，只是在桌子上描画着花儿。
在这位“要员”后面，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兵。他对我们这边冷冷地瞅了一眼，打个呵欠扭过脸去。他是怎样的角色呢？谁知道他是卫士还是当局的代表？他感到无聊了。
那第四个多半是本地人，红鼻子，从帽檐里搭拉下来的一绺额发，还有那一双醉意朦胧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老酒鬼。除了贪杯的欲望以外，在那副尊容上什么也看不出来。他站在那里，两手支着桌子，显然在听候吩咐。总之，这一切就象一幕极愚蠢的闹剧一样。
这间教室里没有课桌。替代课桌的是中央和靠壁的一排排长凳。在远处的屋角里，生着一个圆形的铁火炉。
我们默默地站着，调换着脚。这些人使我激起了厌恶和痛苦。
终于副区长老爷赏光注意到我们了：“你们要什么？”
我真想抓住他的衣领，拖到街上，在所有真诚老实的老乡们面前揍他一顿，来作为答复。但是我温和地说：
“我们是来找村长的。有一条德国的法律规定，应该帮助所有被释放的战争俘虏。因此我们到村长这里来……”
他浮夸愚蠢，装腔作势，简直是沉醉于自己的地位。他甚至没开口询问我们，也不好好儿看看清楚。他一心一意就是想教训教训人。
“我哪是村长？那才是村长呢，”他指着酒鬼说。“他懂得法律，他什么事都可以给你们做的。”
“嗯，”村长咕噜了一声。
可是这位“老爷”话匣子一开，便关不住了。他不可一世地、指手画脚地说着。
德涅普罗夫斯基问了他几个问题。他说，我们正在慢慢走回老家，却不知道前线情形怎样，也不知道以后怎样生活下去。
“大日尔曼英勇无敌的军队正在扫荡乌拉尔山 的最后一批赤军。莫斯科和彼得堡已经听凭胜利者的摆布。乌克兰已经解救出来了……”这位‘老爷’对自己的口才沾沾自喜，甚至站了起来，昂着头、同时不时回头望望坐在窗口的德国兵。但是那个德国兵却不动声色俱厉地敲着玻璃窗，连连打着呵欠。
老乡们开始聚集起来了。
古锡提议我们两个留下来开会：“来听一下应该怎样建立新生活吧！”
我们当然欣然同意了。我坐在靠近火炉的长凳边上。德涅普罗夫斯基坐在离开我三步的地方。我们才安顿下来，我一瞧，季顿科就进来了。他认识我，一下子弄得茫然无措，面色发白。后来他能自持有了，用相当冷淡的声音问村长这些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谁以后，就说要在自己的近邻安排我们过夜。
马车不断地向学校驶来。它们从邻村带来了某种类似的“积极分子”。古锡召集来开会的，除了村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以外，还有教员、农学家。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拘束，谁也不高声说话，连一个面带笑容的人都没有。我还注意到那些人互相避开了别人的注目——似乎感到害臊的样子。是的，大部分人对于答应来听那么一个角色说话，无疑是感到羞愧的。
这时发生了一幕不象样子的情景。另一辆大车驶到校舍来了，我们听到响亮的咒骂声，接着开始了骚动和扭打。
“哎呦！”有人含含糊糊地叫着。“噢，别打啦，好人！”
走廊里又闹了好一阵，接着房门大开——几个怒形于色的农民把一个捆绑着的人用力推进房来。
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壮汉。他象牛一样低着头站在那里，眼睛盯着地板；两只手被一条皮带反绑在背后，扎得发青；蓬乱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鲜血从嘴角上直流下来。他那肿胀的面颊上显出了一个鞋跟的印子。
古锡扮起了命令式的嘴脸：“噢，这是怎么回事？”
绑着的人向古锡冲过去，古锡双手掩住了脸，好象等着打击似的。
“啊，你这个畜生！”押着进来的农民中的一个喊着，一拳把他打得跪了下来。另一个农民冲上去，踢他的侧腰；一个手里拿着包袱的老大娘几次三番地向他脸上吐唾沫。总之，我们弄得莫名其妙。
当怒火稍稍平息下来，绑着的人给拖到了屋角里去的时候，古锡声音中含着希望问：“他是什么人，是游击队员吗？”
大家抢着想回答，又引起了一阵喧哗。古锡嫌恶地紧闭着嘴唇。过了十分钟光景，才算把这件事弄明白。
在红军撤退以后，有个绰号叫“野猪”的斯皮里顿·维丘克回到了格卢霍夫申农庄。他已经长远不在故乡的村子里出现，大概有八年了吧。他是个有名的废物——扒手、土匪，因为在伏罗希洛夫格勒抢劫一家洗衣铺，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在某地劳改营里服役。‘野猪’在农庄一出现，首先就搞了一部做土烧酒的器具。他不断地喝酒，而且扬言要出头告发来威胁大家。昨天夜里，人们听到林边木房子里有叫喊声，红军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就住在那里。赶到现场的农民们迎面碰见她背上插了一把刀子从屋里冲出来，倒地就死了。他们在屋子里，还发现她七岁的女儿娜丝佳被绞死了，她三岁的儿子瓦夏受了重伤，并且给嚇坏了。
农民们急忙去搜索森林，‘野猪’就在那里给抓住了。
古锡开始审问他。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连那个德国兵也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
接着‘野猪’走到古锡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古锡立刻跳起来对着讲堂喊道：“这里有德文教员吗？我们需要一位翻译。”
一个老大娘站了起来。古锡让她在德国兵旁边坐下。
“好，你有什么话说？”古锡故作严厉地问。
这个土匪向古锡拿头点了一下自己上衣的口袋。古锡伸手进‘野猪’的口袋里，取出一张揉皱了的文件，细看了好一会，然后转交给德国兵。德国兵点了点头就把文件还给了他。
“好，”古锡说，“好，好，”他紧皱着眉头反复说。他显然不知怎么办才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公民叫维丘克，是德军司令部的特派员。”古锡转脸对绑着的人说：“这是个误会，立刻给您松绑。”
土匪站了起来，无耻地向全场的人扫了一眼：“区长老爷，”他高声说，“我注意到：玛丽娅·卡柳什娜娅和游击队员有往来。她丈夫是共产党员。区长老爷，全农庄的人都是游击队员！”
“胡说，他在胡说八道！”庄员们齐声叫喊着。
讲堂里传播着不安的情绪。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有人喊道：“吊死这个凶手！”
一直留神监视大家的德国兵跳了起来，对着天花板开放德国式连放手枪，一刹那间房里变得寂静无声。
德国人重新坐下，扯了扯翻译员的袖子。
“我是个警察，”维丘克反驳说。“游击队员们每天去找玛丽亚·卡柳什娜亚……”
“你既然要整顿秩序，为什么要抢这个东西呢！？”老大娘说着这句话，把一个大包袱扔在桌子上。
“这是没收来的东西。”土匪毫不惭愧地说。
“没收”这个词儿对德国兵起了魔法的作用。他激动了，尽催着翻译员。
她站起来用断断续续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德国老总说，要提醒您，副区长老爷，按照现行的指令，一切由市政当局没收的贵重金属品，还有宝石、油画与雕刻的美术品，都应当转交给‘戈林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