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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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需要时间，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但是，帕凡尔，现在是不是调查研究的时候呢？德国人正在进逼，他们是敌人，而我却成了非党分子！我该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不让我参加切尔尼多夫的军队，给了我一个保留；我想要参加游击队，也不让；区苏维埃也不允许我抛开集体农庄。我到党的区委那里去过，普廖德科说：要有希望，不要灰心，你的案子已经送到省委那里去啦！我到切尔尼多夫去找费多罗夫，德寇正在那里扔炸弹，他在抢救工厂和国家贵重财产。我上哪儿去查询我的案子呢。唉，帕凡尔，我没有党籍多痛苦呵……”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博契科对我说，他是按照区委的指示当村长的。”
“是的，当然，他到区委那里去过。他真是非党分子吗？他不过暂时没有党证罢了。共产党员如果遇到困难到哪里去呢？自然只有找自己的同志们。”
我思索了一下，对德涅普罗伏斯基说：“是的，他当然还是有党性的……关于开除他党籍的事，多少是有些错误的。他的案件还没有转到省委我那里。我不记得……”这是我当时说的话。
然而我记起了那一回在空袭时，有一个人在省委会的走廊上找我问过他上诉的事情。这个人的名字是短定的，而且还是乌克兰人，也许这个人就是博契科吧？
“德涅普罗夫斯基同志，十月二十五日，在列索沃耶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我们永远要把他作为一位英雄，记载在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的名册上！”
我希望这些话听起来比我所感觉到的更庄严。
我们最初预定在金娜·卡文斯卡娅——蒲达村里的一位当小学教员的共青团员——的家里举行本区共产党员会议。
但朱勃科在那里侦察回来说，女教师的儿子害了猩红热。
卡文斯卡娅不管儿子生病，还是着手在村子里另找一个开会的地方，然而她也惊惶不安地跑了回来；蒲达出现了陌生人；他们在打听她，显然她已被监视了。
“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过了。”朱勃科说，“我想，或许只是卡文斯卡娅胆小。看来村子里确实有一些长鼻子暗探在跑来跑去，在问东问西。有一个人竟当街走来找我，这是个面目可憎、年约四十五岁的人，好象是个退休的教堂职员，嗓音很甜，胡子稀疏……”
“是浸礼教徒吗？”我冲口说。
“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瓦夏，一个优秀的侦察员也必须熟悉宗教问题。重要的并不是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而是他是否就是我想到的那个坏蛋。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走出村子时，他走过来问我：‘老板，您上哪儿去呀？’”
“他是说‘老板’吗？”
“正是。”
“啊哈，瓦夏，瓦夏，这正是那个科斯特罗马的富农。秘密通知德寇到博契科那里去的那个人一定就是他。好，那你怎么办呢？他一个人在那边遛 吗？”
“他是单身，但是还有两个和他一模一样地难看的人，在村庄的四周游荡。他们似乎互不相识。但即使是乡下女人也说他们是一帮的。德寇必定要来建立政权了，所以预先派这些家伙来制造社会舆论，并且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游击队。他们害怕。”
我急于想要抓住这个卖给贼，差点儿提议要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三个立刻动身到蒲达去，把这些卖国贼抓来干掉。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谨慎小心毕竟是件痛苦的事。那时我真不想谨慎小心了。知道那个害死博契科的人，正在几公里外逍遥法外地骝达而竟置之不理！……我无论怎样打算，无论怎样策划，不，在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追捕那些家伙，我们无权使即将召开的会议遭受危险，也无权暴露自己。
“那么，到蒲达去的计划作罢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会议必须迁到彼柳霍夫卡举行了。”
但是在彼柳霍夫卡，我们的侦察员也发现了可疑的人。我们不得不再度改变开会地点，甚至在指定的十月二十九日开会那天，有些同志（他们中间有共青团员、有少年先锋队员，虽然如此，还有一位龙钟的老婆婆）分散在向彼柳霍夫卡去的道路上开始巡逻。他们发给了暗号。
对于把暗号回答得对的过路人，我们的巡逻队就说：“别上彼柳霍夫卡去了。晚上十一点钟在卡明卡林务区开会。”
地下省委第一次召开了这样广泛的共产党员大会。不错，它的规模暂时还是个区级会议，可是我们认为这个第一次会议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势必向我们表明自己的组织力，表明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团结性。
天在下雨。虽说已是深秋，雨却下得很大，一般说来，最近几天里雨几乎没有停过，地面完全吸饱了，道路变成了使人嫌恶的一片乌糟。我穿的那件用农家羊毛手织的短外衣长久不干。毫不夸大地说，它称起来足有五十磅重。有位同志叫它湿度计。我有时把它脱下来绞一绞——水就象从海绵中流出来的一样。
我想起短外衣，是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淋湿润了，当然，他们也冻坏了，即使在室内也不能暖和过来。记得我曾拿黑铅笔给会议写了一些类似提纲的东西。我总共还得走五公里光景。这些笔记却湿透了，字迹印上了我的胸膛。
然而许多同志都是从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些边远区的角落走来的，没有一个人乘车，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同路人。当时，碰到德寇的可能比后来要少些，但是恐惧却比较大些。因为战线新近才从这里移过。
看林人可能是个好人；但我们不能预先通知他。等天黑了才有几个人去敲门，请他开放办事处。
跟看林人谈判的是朱勃科，他是被派去筹备“会场”的。他很快就说服了看林人，在他屋子里找出了两盏油灯，放在桌上。我们也找到了几块三合板，又向主人要了一条床单，蒙好窗子，仔细地遮住了亮光。
林务区办事处的房子是新造的，有光亮的、圆木头做的墙壁，有自己做的家具，有一张还没沾过墨迹的桌子和长登。他们又从外面搬进来几张靠凳，连雨水都没揩干。
大雨下个不停，单调地敲打着窗户和屋顶。人们集合得很慢。我记得坐在办事处里好一阵，一点都不暖和，于是再走到外边去；我已经不再害怕下雨——我的衣服已经吸饱了雨水。虽然我知道四周都是森林，但是夜里那么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我只
能从小树枝不时摇曳摆动的声息，推测到树木的存在。人们怎么能找到这座房子呢，哪一种感觉能帮得了他们呢？有时我突然听到烂泥的嘎吱嘎吱声，雨水和哗哗声还有含糊而懊恼的咒骂声。
我在黑暗里大叫：“这里，这里，同志！跟着我的声音来！”
看林人是个年龄不明的黑须人，冷淡地执行着朱勃科的命令，他拖泥带水地从自己的茅屋走到办事处里来，在花园里（办事处的近旁布置着一个小花园）暗中摸索了几张靠凳。他既不打听什么，也不要人对他说明什么。
终于大约有五十个人挤进了办事处，大家自行入座。省委和区委坐在桌边。看林人靠着门框站在那里，好象在打盹儿。当然，我们应该打发他走开。
我举手要求大家安静下来，虽然人们原来就在低声说话。
“同志们，请准许我宣布马洛·捷维察区共产党员大会开幕！”
我向房门口瞥了一眼：看林人不在，溜走了。这倒是件好事。我还没有讲完开幕词，房门忽然开了，看林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长卷儿。他靠着墙壁挤进来……绕过主席的桌子，接着在众人面前打开了卷儿。这是一幅斯大林同志的彩色大画像。你一定记得——就是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坐在写字台旁的那幅画；他的左首放着一盏台灯，窗户外面的背景是克里姆林宫的钟楼。
我们大家站起身来，脱下了帽子。看林人趁我站起身来的当儿，爬上我的椅子，把画像挂在墙上。也许正是德寇占领以前他挂过这幅画像的地方。
“谢谢您，同志！”我握着看林人的手，说：“我代表全体同志向您道谢！”
“别客气。”
“您是共产党员吗？”
“我马上要走的，不会打搅你们。我要去告诉我的老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茶杯来给大家用，”他用抱歉的口吻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煮点热茶给主席团喝。”
他又顺着墙壁挤去，在门口消失了。
不久以前，马洛·捷维察的少年先锋队员们把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象旗帜般地在村子上空升起来，现在这位非党人员的看林人却献出了自己收藏着的斯大林同志的画像。难道这不是人民对于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政权忠心耿耿的证据吗？
后来我们知道，在每一个村子里，甚至在每一间草屋里，都藏有领袖们的画像。只要游击队一收复任何居民点，人们立刻就从隐蔽的角落里拿出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画像，在最注目、最尊敬的地方挂起来。他们收藏的不单有画像，还有红旗、标语和带有口号的红布横幅。人民珍藏着和苏维埃政权有关的一切东西。
看林人去了。
我宣读了省委的指示和省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命令，这道命令是我们前一天在格拉博伏村草拟的，它被保存下来了。
原文如下：
命令 第一号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指挥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省司令部司令员命令
德国法西斯匪军侵入我们神圣的苏维埃领土，他们借卖身求荣的国家主义混蛋的帮助，已占领了我们的切尔尼多夫省，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手段——抢掠、枪杀、蹂躏我们的同胞。
一、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列索沃耶村，‘盖世太保’特务人员和当地富农出身的伪警们杀害了苏维埃祖国优秀的儿子——爱国者、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二、一九四一年十月，在伊钦雅村，两度荣膺勋章的、过去的游击队员察连柯同志，遭到‘盖世太保’特务人员闻所未闻的拷打和残酷的侮辱。
三、在戴卡村，富农出身的伪警组织在十月十四日杀害了一名躲过了德国侵略者、不愿投降的红军战士。
四、一九四一年十月，普列卢基城的苏联公务人员们，因为不肯出卖游击队而惨无人道地被处死。
五、德寇及其特务人员们在星期日和宗教节日，借口不准工作，杀害苏维埃人们的优秀的代表。
六、德寇指挥官们正命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出头登记，以便日后消灭他们。
切尔尼多夫省游击运动司令部任命下列各人为马洛·捷维察区游击运动的领导人：德·斯托拉盛科为支队司令员，普廖德科同志为政治委员，姆·伊·普钦科为参谋长。
兹命令：
一、本区成立一个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苏维埃积极分子、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统一的游击队。
二、游击队的任务是立即使普列卢基——尼真的铁路丧失运输力，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