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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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书记同志，怎么办？责骂呢、赞扬呢、还是哭呢？人们看惯书、听惯收音机、看惯电影了。从前我们村里每隔三天就有新片子运来。
新近又出了一件事，说来惭愧，我差点儿给孩子们打死。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发现有人在偷偷地拆走风车、打谷机和马拉的草耙上的零件。如今农庄的院子是没有人守护的。说实话，我甚至没有好好地考虑一下这样的举动是好是坏。多半是好的，因为它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破坏农场，不要留给德寇。但是我自己还没有想到呢。
前几天，我顺着田地朝室内打谷场的方向走去，突然看见从那里跳出几个男孩子，躲进灌木丛中去了。到了打谷场——那里我们放着拖板——飞轮已经拆下，点火球已经扭开，所有其余的螺丝帽也已经卸下了一半。我摇了摇头，倒并不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而只是觉得出乎意外。后来我四周瞧了瞧，看见离矮林不远有一堆新土，上面放着一块触目的石头。我走到那里，拿脚碰了碰石头，突然象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耳边刷刷飞过。我弯下腰，有个什么东西叭哒一声正好打在我的脊背上。回过头去一看——一颗螺丝钉在地上打着滚呢。我火冒了，不顾一切地闯进灌木丛里去。巧得很——我拿住了浑名叫做郭切特的米沙。我抓住他的后领摇晃了一下，他就咬我的手，吐唾沫，同时还对什么人发号施令：‘小伙子们，你们还等什么，扑上来呀！’
这个米沙在去年对集体农庄很帮了些忙。他曾宣布‘铁木儿运动’比赛，领导少先队工作组收集麦穗；并且在集体农庄的花园里组织了守卫队……那时候他是朋友，而现在呢——成了敌人。他两眼冒火，象狼的眼睛一样，而且气得直咆哮。忽然又有五个孩子向我扑来，把我掀倒在地上，拿小拳头使劲向我的腰眼儿打。我的怒气已经消了，喊道：‘住手，小伙子们，别把我打死了，我也和你们一样是……’他们相信了，松了手，以后我们就在那灌木丛里开了半个多小时的秘密会议。我稍微向他们露了些口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把机器零件涂上机油，埋在地里，而且在它上面放了一块显著的石头。我批准了这件事，不过我们想出了另一种形式的暗记。因为石头过于明显了。
书记同志，现在有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知道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话：人民是最宝贵的资本。我在这里是地方官，表面上好象是德国人委派的，实际上却是苏维埃政府和地下布尔什维克党派定的。我习惯设计和统计，也习惯会计。好，我结算出，村子里有二百零六个有劳动力的男子和五百十二个有劳动力的妇女，上了年纪的老头儿和老大娘不计、少年人不计。男子有很多种：新来的——那些可疑的任务，还有过路的——那些脱逃的战俘和战区的难民。当然，我保护着他们不让德国人伤害，并且将继续保护他们。这是我顺便说的。可是血统上属于我们村子里的自己人，可以说也不少。妇女们差不多个个都是本地人。
您要问：为什么要计算呢？理由是这样的：因为不论从和平时代和战争时代的观点来看，他们毕竟是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却待在家里。双手支着头眺望窗外的景色。书记同志，您看我究竟应该怎样使这种力量转过来反抗德国人，让每个人都起来斗争！？”
博契科激动地说着这些话，差不多在叫喊，他时而坐下去，时而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显然，他提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完全为了要获得解答，而是多少想说说，一吐肺腑罢了。
西蒙年科的母亲拿了一桶水走进房来。博契科双手捧着桶，凑到唇边，久久地喝个不停。我注意到他那双工人的大手，全都带着黑色的刮痕。真是个热爱生命和劳动的人！然而命运却逼迫他扮演一个卖国贼的角色。
这里面有一些事情我必须纠正他：
“博契科同志，您刚才说，要人人反抗德国人。要人人反抗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待别人，必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小心。您自己不是说过，富农们正在回来。您说过多少男子和女子的数字。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们坐在自己屋子里想些什么事……”
博契科没有好好听。他一心一意想打仗。
在我离开列索沃耶之前，我们又会过好几次面。
我也到他家里去过一次。他的妻子和成年的女儿招待十分殷勤，请我吃饭：“请尝尝我们自己腌的火腿吧。我们杀了一只很小的乳猪。我很少说，把所有的牲畜都宰了，免得给德国人拿去。”
博契科这里还有几个客人围着桌子坐着。我低声问他：“那是些什么人？”
“请放心，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都是自己人，是躲避德国人的苏维埃人。”
这些“自己人”中间的一位显然不合我的心意。他脸上有一种假仁假义的、教派分子的神色。
这个人年纪四十五岁左右，小眼睛骨溜溜地乱转，胡子稀疏而带光泽。我心里叫他：浸礼教徒。他身上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但是一直坐立不安，好象在他军装里面，还穿着一件苦行者所穿的马鬃内衣似的。他不知怎的，尽量佝着身子鞠躬说：“多谢主人们的掩护和盛情……！”
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落在德国人手里，爸爸为了小宝贝们在淌眼泪……”
“喂，朋友，战前你是干什么的？”我忍不住问他。
“跟您的行业一样，”他回答了，马上咧着嘴笑。
“跟我的行业一样，也就是说，象我一样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喽，”我开玩笑似地说；可是突然发现这个家伙慎重地眨着眼睛，好象在警告我别透露得太多。
他相当自在地回答了我的问话：“我并不重视我服务的地方，现在，您瞧，我是个讨饭过活的流浪汉。”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挨近我，趁没人注意的当儿，小声说：“看来，我们的主人是顽强的苏维埃人出身。”
我故意凑近地同样低声问：“你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在有些谈话中……究竟是谁指定他当村长的？”
这时我立刻把他说得窘住了，使他意气消沉，不再追根究底地问下去：“是我委派他的，就是没来问你！”
经常有些人在博契科家里作客。他欣然接待这些人，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治病，还供给他们穿着。大概至少有二十五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他这一点应该受到荣誉和赞扬。他大多数的“临时住客”后来都假如了游击队。不过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是个极重情感的人，对任何人都不分好歹地开诚布公。我警告过他，但无济于事。
由于我的请求，博契科到普列鲁基去联系那边的地下工作者。
这件事他没有办成；可是打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在伪村长会议上，听说在区里昂城里已有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八人已遭枪决。又据说，费多罗夫已在本省出现。全体伪村长和伪警察奉命立即向上级报告可能发现您的行踪的任何消息。”
这时，博契科开始低声地对我说，不过这个人的低声说话说得那么响，大约在街上也听得见：“区长个别召见我说：‘我听说，费多罗夫正在您那方面活动。显显您的本领吧。假如我们把他捉住就好了……’他的诺言是如此慷慨，害得我几乎是一路奔回家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应该迁移……”
夜里三点钟光景，我醒了，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的心情是惊惶不安的。我从枕头下抽出手枪，放在自己身边。我的心卜卜地跳得挺厉害，妨害了听觉。仿佛大门外有人在叽叽喳喳说话。我竭力设法使自己镇静，不想无缘无故为了一点儿小事叫醒主人。
房顶上密密地滴下水来，神像底下的小油灯的灯芯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此外再没有别的声响。我正想再躺下去，认定这是因为我和博契科的谈话使我忐忑不安，所以现在才处处引起错觉。但是又听到门外有人在小声说话——我辨别出有好几个人的声音。还有人在窗下说话，扑通一声失足掉在水洼里，骂了一句。我推醒了伊凡。女主人也从炕上爬了下来，向我摇了摇手，蹑着脚步跑进门口。伊凡把一颗手榴弹塞给我的左手，站在我的旁边。他母亲把耳朵紧贴在门上。
有人敲了一下窗户。但是敲得并不德寇或伪警那样急躁，而是怯生生地拿手指头的肉敲的。
“谁呀？”女主人哑着嗓子大声问。
伊凡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他们会用欺骗手段捉人，现在会说他们是自己人的。”
真的，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老大娘，自己人，开开门吧……”
西蒙年科的母亲转过身来问儿子：“这是女工作队长津卡·塔塔尔丘克，她有什么事呢？开吗？”
“开开门，不要惊慌……”那女子的声音在劝说。
“还有谁跟你在一起？”
“老大娘，都是自己人，尼纪达和沙索克，还有维拉·杜列娃，开开门吧，我们是来见你们的客人，是他自个儿叫我们来的。”
老太婆拔开了门闩。伊凡拿手电筒照着进来的人的脸。我马上就认出了三天前和我谈过话的女工作队长。就是那个在莫斯科参加过农业展览会的人。
“快点儿进来，”老太婆催促道，“别把屋子弄冷了！”
跟着女工作队长先挤进来三个人，接着又挤进了四个人，还有人从后面暗地里钻进来。
女主人摇着手说：“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呀，去吧，到院子里去吧！津卡，你说一声。”
女工作队长叫两个人留在房里，把其余的人都打发到院字里去。然后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也出去，……同志。”
“我叫奥尔洛颥，”我提醒她说。她从那一回就记住再也没有叫我的真名，这一点很使我喜欢。“有什么事？能不能快点儿说？您在这里说吧，这些人我都信得过去。”
女工作队长满意地微微一笑。
“西蒙年科老大娘完全相信得过。她好象是我亲生的母亲一样……奥尔洛夫同志，我们上您这儿来是为了这件事。您三天前不是对我说过，需要组织一批人到树林里去。呶，这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十二个小伙子和我们三个姑娘。我们的武器有：手榴弹八颗，步枪两支；各人腰带上都有刺刀，还有够吃一星期的荤油和面包，奥尔洛夫同志，我们就少一样东西……”
“行动计划吗？”
“不是，我们有计划。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潜入伊琴雅森林，假如在那里找不到游击队，就再往前走，到奥尔洛夫省去。不会找不到游击队的。我们只有一个缺点：总是争论该谁当队长。大伙儿认为不需要队长。我认为这么走不成。我们一出发，我们就成了一队游击队员。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