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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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小学教员的妻子插嘴了：“科斯佳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有儿有女，要是我男人被捕……”
“要是他在前线又怎样呢？”
“在前线——那是另一回事。”
她的丈夫早已对她作了许多坚决的手势，叫她不要插嘴。他说：“走开，走开。你还不如去做些东西给人家吃吧。”
她出去的时候，我对西蒙年科眨了眨眼睛。他跟着女主人到厨房里去了。她一面不断地擦眼泪，一面生起炉子，给我们烧水洗脸，还煎了几个鸡蛋。
小学教师本人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慌张，现在实事求是地细细问我，他该做什么事，怎样去做。我劝他就在最近期间搬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去，越远远好。
查哈尔琴科给了我一条裤子和一件工人穿的棉外衣；他又给了我一顶帽子，不过戴起来觉得小了些。我不得不把它后面拆开。我没有修脸，决定留起一些胡须，因为这样有助于秘密活动。
我们洗过脸，换过衣服，吃了点东西便去睡在温暖的炉台①上。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 ①俄式火炉，高七八尺，上面可坐卧，下面有孔，可烤煮食物。——译者注。】
到了早晨，男主人好不容易才把我叫醒。三位同志已经和他一起从古尔宾塞村来了。
看来，工作真的开始了！
查哈尔琴科埋头工作。他年约三十五岁，身体壮健，在我们来到以前，常因无所事事而很感痛苦。正因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才过分考虑可能发生的危险。由于天性被动，他总是期待外来的推倒。象他那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他们一离开组织，便变得束手无策。只有组织才能督促他们，只有组织才能给他们灌输勇气和力量。
查哈尔琴科开始指手画脚地把经过情形详详细细地讲出来：他怎样悄悄地穿过菜园，走进古尔宾塞村，怎样没有向别人打听而完全由他本人找到进行秘密活动的住所……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我急于想听听其他同志们要说的话。
他们告诉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地下小组，这个小组包括四名党员和七名共青团员。可是破坏工作和游击活动还没有展开。
显然，同志们总有点忐忑不安。原来他们这个小组最近遭到很大的损失：组员之一游击队员、集体农庄主席洛格费宁科，在捷米叶夫卡村牺牲了。
“省委书记同志，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对待这件事故，”来人中有一个总结说。“当然，洛格费宁科英雄般地死去了，牺牲了他自己，但他的行动是鲁莽的、无组织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辆坐着几个军官的德寇汽车从大路上驶过村庄。洛格费宁科一看见汽车，就从腰带上拔出一颗手榴弹，叫着：“苏维埃乌克兰万岁！消灭德国侵略者！”就向德寇扔了过去。炸死了两个德国兵。其余的人便跳出车来，追赶洛格费宁科。他没来得及跑远，就当场在田野里给打死了。这一切全发生在白天。
“老百姓说些什么呢？”我问。
“他们很惋惜，也有些人批评他；但大家都一致赞叹他的勇敢。”
“你们对于这件事怎样看法呢？”
我所以发问，是因为自己一下子没有准备好回答。洛格费宁科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早几天以前，当那个小女孩叫我去救她的母亲时，我也是险些儿按着初次的内心冲动行事。当然，洛格费宁科是党员，是热心的爱国者，是集体农庄的领袖，如果他不是单凭热血冲动，而是和同志们取得联系，共同经过深思熟虑才行动，那么获得的效果一定还要大得多。不过他的行为是对人民充满着爱，对奴役人民的人充满恨。
我们又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讨论捷米叶夫卡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英雄功勋。我们决定去找他的遗骸，把他隆重地安葬在村庄附近注目的地方。他的英雄的死难应该在人民的记忆里巩固起来。在他的墓碑上，我们称他是人民的复仇者，游击队员。
同志们详详细细地报告了德寇统治本区的情形。
德寇在一个干草堆旁边发现十一名睡着的被围的红军战士。他们甚至没有被叫醒，便被集体枪杀了。
德寇在许多村子里已经指派了伪村长。大多数是过去的富农和他们的帮凶。例如在奥齐尔辆，伪村长是个德国移民。然而在某些地方，有些忠贞的苏维埃人故意接受这种职位，以便跟侵略者斗争。地下小组正在安排和这些人取得联络。对于那些确实判明为恶棍和叛徒的人，便送警告信去……
“现在已经不是威吓和警告的时候，”查哈尔琴科插嘴说。“斯大林同志已给了我们清楚的指示——消灭敌人的走狗！”
“这句话说得不错，”我说，“但是你们小组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消灭所有的卖国贼村长。现在让我们先来把必须肃清的人登记起来。让老百姓知道没有一个敌人的帮凶逃得了严厉的惩罚！你们要立刻开始宣传工作。有谁保存了一架收音机吗？没有吗？必须找一架，你们必须经常收录苏联情报部的公报，并且把内容告诉居民。把德国野兽暴行的一切实例收集起来，把事实记住，再通过传单或是口头谈话告诉集体农庄庄员们。”
我把若干指示交给了同志们，又把我要前进的行军路线也大致告诉了他们。
“你们要竭力设法让党的区委和省委知道周围发展的情况。”
这个第一次的会议继续了好几小时。
查哈尔琴科的妻子一直坐在台阶上守望，不让人进来。她跟昨天一样，不断地擦着淌下来的眼泪，而同时又不断地磕着葵花子。她丈夫向她贡献意见：“你嗑嗑葵花子吧，不过态度要自然。”
小学教师的子女——一个一岁，一个两岁——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小的一个吵闹的时候，我就把他抱在手里摇摇，一边继续开会。查哈尔琴科手里不得闲，在忙着记录。
吃过晚饭，已是薄暮时分，西蒙年科和我准备动身了。查哈尔琴科的妻子把馅饼尽往我们的口袋里塞。告别时，她又哭了。
查哈尔琴科久久地握住我的手说：“费多罗夫同志，您别介意她的眼泪。就是我自己也是好久才习惯的。”
“当心，你别淹死在老婆的泪海里呀。”
“不，现在我已经淹不死了。现在没有时间……不过我不知道该把学校怎么办。我决定听从您的劝告，从这里搬走。但有人说，德寇已‘准许’初级小学存在。我觉得对不住孩子们。
我怎么回答呢？这时候，很多问题还没有好好地考虑过。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如果德寇‘准许’有学校，这一定不会是苏维埃的学校。
“不管我们对孩子们怎样抱憾，但今天冬天，他们只能不上学了。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去学习法西斯的纲领！”
从古尔宾塞来的三个地下工作者送我们到邻近的苏基林塞村去。
我们得走二十公里才能越过田野。同志们送西蒙年科和我到半路。
天正下着恼人的细雨，脚上黏满了烂泥，但是我伸清气爽地向前走，一面把我们的一些计划告诉同志们：“切尔尼多夫省将要有一个游击师。地下工作者的任务是：准备人员，有思想原则地就地武装他们，发动他们起来斗争。”
在分别时，我们互相握了手。大家的手掌都是湿湿的，烂泥在脚底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谈话被风吹走了，我们不得不再说一遍。草原上的秋天是叫人发愁的，特别是在这个潮湿和多风的时节。在这样的天气，你坐在家里，最好升起炉子，尽情地喝喝热茶……
“好，同志们，我们告别吧。我希望这不是永别！”
我刚刚说了这句话，地平线上便火光一闪，又是一闪。我们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不久，五辆德寇的卡车，头灯照耀着大路，从我们身边疾驶过去了。
卡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把泥浆溅得老远。德国兵站在车厢里高声嚷叫着一支军歌……
我们被迫跑到一边田野里去，紧贴着潮湿的土地。我把手枪准备好，放下保险……啊，我多么想开枪呵！
古尔宾塞的地下工作者们走了。又剩下我和伊凡·西蒙年科两个人。我跟他在一起走了已经有三个星期。我们这两个苏维埃人、两个党务工作者，一路蹒跚地前进，躲过了德寇的子弹和叛徒的眼睛。但是在我们之间还没有真正的友谊。
年代会过去，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西蒙年科。万一能遇到——我一定会很高兴；要是知道他出了差错——我会很伤心。
我们分吃着每一片面包，有时还是最后的一片。时常我坐在某处麦杆堆后面避风，伊凡去寻找吃食。我的外貌不宜干这种事情。西蒙年科最象一个普通的士兵。大家大抵同情他，对我却总是瞧个没完。可能是善意的，但是过分注意罢了。他从来不因为我不去而非难我。
那么我和西蒙年科为什么没有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呢？我叫他跟我一起走。我想把他造就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游击队员。他虽然没有拒绝，却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一声：“我去。”他没有和我争论过，但我看得出：他不相信地下抵抗的力量。他说：“我要和母亲见个面，然后回到前方去。”
可是他是个极好的同志。
我们常在干草堆下躺下来，一同凝视着晓雾，一根烟卷两人轮着抽。
但是，进了切尔尼多夫省，我们便不再睡在干草堆里了。我们不久就到了苏纪林塞，找到了象在伊格纳托夫卡村找到的那样的藏身处。
我们敲敲最先看到的农舍，一个大娘开了门，我们自称是战俘，说是从俘虏队里溜出来，躲在干草堆里的……
那时候，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来捏造长篇的经历。后来我懂得了：“纸是包不住火的。”他们虽然听着我们讲，却并不十分相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知道人们已经猜到我是什么人，那一定要大吃一惊。但是现在我认为要是那样反而好。他们猜到，甚至明明知道，然而并不出卖我……实际上，他们认不出我那才怪呢。我曾在这些区里被选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还在这里演讲过几次。我以省委书记的身份到这里来过不止一次。
我在苏基林塞找到了前伐尔瓦区国民教育科科长。通过他，我对党的地下区委书记传达了各项指示。
我们在村子里逗留了一昼夜，晚上便动身了。这一夜天气难得的好。明月当空，连一丝风儿也没有。在这几昼夜里，我们的衣服稍微干了一些，我们虽然睡眠不足，精神却很好。这里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已经不远了。
西蒙年科提议抄近路。我认为这里靠近家乡，他决不会迷路的。然而我们却迷失了。西蒙年科把这件事完全归罪于月亮：说什么在月亮的反光线下，物体具有另一种轮廓。
一条灌满了水的、宽阔的反坦克沟截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绕着这条水沟走了好久。总之，我们兜了一个圈子，花费了三小时功夫……
我们穿过一个小小的树林，出乎我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