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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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注意地在细瞧着纸牌，把这一张和另一张在比较，在欣赏巧妙的表演，加柳依说：“这没有什么！监狱里面可真有专家！”
“您怎么，在那里呆过吗？”
“曾经到过，”加柳依没有丝毫困难地承认了。“老早的事儿了。是在这种年龄的时候，”他指指烂布里的小伙子。“为了无谓的事情——由于胡闹行为。”
加柳依把树椿子背后的一小堆衣服拿过来扔给打输了的小伙子。“穿起来吧，可别再跟我较量了。还是个牌手呢！……允许我用一下……”
加柳依在我手里把牌拿去，象弹簧一样地把它从这只手撒到另一只手里，然后很灵巧地洗了一下，把最后的一张牌给我看。
“少将同志，您看到的是什么牌？”
“梅花Ｋ。”
加柳依把背面朝上的梅花Ｋ交给了我。
“您紧紧地拿住呀。这儿再给您一张方块Ｑ，是这样吧？还给您一张黑Ｊ，对吗？拿住了，别放松……一、二、三。现在翻过面来吧……”
我把纸牌翻过来了。原来在我手里的完全是别的牌。
大家都笑起来了。加柳依很得意。他又表演了几套戏法，每次都巧妙地愚弄我，引起了全体的嘻笑。他们笑的是我。这些发笑的年青小伙子参加游击队才只有一个星期，虽然他们的嘻笑并没有恶意，可是在这个时候，已经既不把我当作司令员，也不把我当作将军看待了。在他们看来，加柳依真是了不起。我自己也不得不微笑，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生气的。
加柳依象对平等的人一样，放纵不羁地对我使着眼色，用昏昏欲睡的、一般瞧不起人的眼光看了一下青年们说：“我跟您将军阅历得多了，知道生活，也知道生活中有什么样的愉快，这种愉快是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获得的。是这样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心里已经开始沸腾，暗暗想：“现在或者搂搂我的肩膀，或者拍拍我的背，那会很难忍得住的……”但同时却愿意他放肆一下，愿意彻底了解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我初次和他见面时，以为彻底了解他了。那时他本人也自称是个完弹的人，而我们也好象觉得引起他兴趣的只是自己本人，对别人是漠不关心的。
“喂，菲丘什卡，穿好了吗？”加柳依向篝火那边喊了一声。“好吧，你给我跟司令员同志讲一讲，你为什么要战斗。”
“赶走德寇，”菲佳高兴地答道。他现在穿好衣服，感到自由得多了。
“战争结束后，你想干什么？”
“在集体农庄里工作，学习驾驶拖拉机。”
“并且要结婚喽？”
“要结婚。”
“你有了钱的时候，给老婆买什么？”
“买双纹皮靴子，买条丝头巾，还有收音机。”
菲佳回答得诚诚恳恳、简简单单，没有感到诡计。而加柳依已经拍着自己的大腿在哈哈大笑，看到我，就用眼光请我同他一起开开心。但是谁也没有笑，而他却哽住了，面孔变得严肃甚至恶意的了。
“乡下人，你真是个乡下人！少将同志，我给他们描述过生活的微妙地方。女人的脚穿上高跟皮鞋和长统袜子会变得多么漂亮。怎样能把女人打扮成可以崇拜的女神。凭着香水、好看的戒指和花边的帮助，可以获得多少私生活中的幸福。而且女人根本是‘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但是对于这么一个菲丘什卡不管你好说歹说——总是不中用的。他还够不上谈到化妆品、精美食品，更够不上谈到歌剧了。这里就出现了城乡之间真正的不协调现象……人们为金属而牺牲，”加柳依突然结束了，并摇了摇手。
“不，”我想，“这个加柳依，他不仅是自顾自，还有意无意地为我们的青年而斗争，教育他们，使他们倾心于自己的理想。他煽起色欲，竭力想法引起赌博，给青年人把生活描绘得成为追求享受、强烈的感觉和外表的漂亮。对他说来，货币的面和背高于法律。他是为了夜间而过日子的，他认为劳动是笨人和孩子的命运——是一种讨厌的、偶然的事情。
拿这个他所提倡的脱衣游戏来说，看起来好像是开玩笑；实际上，我也不怀疑这点，他是在训练小伙子们下次拿贵重物品来打赌。他用骗子手的灵巧、用描写各种猥 而大胆的放荡行为的奇谈轶事，而主要的是用武断的见解，来引起青年们对他的注意和尊敬。他善于表现自己是个老于世故、趣味横生的人。
象他这种人，把监狱说得就象是人们由于飞来横祸或者由于不够灵巧才掉进去的地方。他把监狱用爱称叫它作‘小监狱’，想起这个地方好像虽然不太惬意，却也充满着特出的、顽强的、善于生活的人们。和加柳依同样的人们，并不是刑事犯，但接近、很接近这种人。在大城市里，弹子房和各种‘小酒店’充塞着这些人，他们是靠近火车站的小饭馆的常客。如果他们在工作，那么也是在这些饭馆、小酒店或者弹子房里。当然，他们是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的。他们竭力想法多弄些儿茶钱，蒙混喝醉酒的人，哄骗外来的‘大老粗’。
不知怎的，这类人为数很多，直到现在还遗留在公共的注意力范围以外。这些人是交给了民警来监督的，民警也的确在监视他们。但是由于加柳依这样的人们很少去做明显的违法事情，民警不能对他们怎么办。我们的党、团组织回避着这些人常到和活跃的地方。也许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有时侯是应该到这种类似的娱乐场所去看看吧，也看看这些刑事分子和半刑事分子们用怎样的方法在吸引青年们到自己的旋涡里去。可是只用禁止的方法是纠正不了的。我们应该引起反感，轻视那些酒色之徒和类似的人们的荒淫生活……”
加柳依继续说着。我在沉思默想，没有听他。
“……那么，将军同志，可以吗？”
“什么可以啊？”
“我请求把我调到济勃尼茨基支队里去。”
的确，同我们一块儿从克列特尼来的、而在这儿准备离开我们的济勃尼茨基支队里，有相当多的人在精神上近似加柳依——那些人都是过去的劳改分子和刑事犯。济勃尼茨基有本事管理他们，可是有些地方纵容他们。他这样下口令：“爵士乐队，跟我来！”
把加柳依放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就等于让他如鱼得水。当然，我们可以摆脱了他，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老实说，我立刻想当场狠狠地打他几下嘴吧。如果说句坦白的话，我不会为他舍不得一颗子弹的：我不相信还能把他改造成个好人。不，这不是办法！应该把握自己，应该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这时我脑子里有个滑稽可笑的主意。我平静地回答加柳依道：“到济勃尼茨基那里去吗？……这怎么行呢！……请原谅，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他回答道，毫不感到这里面有含意。
“那么，我亲爱的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我细瞧着他画的纸牌继续说，“我们需要有天才的人……我们缺少有文化的干部。你们怎么只有六个人打牌呢？应该把你们的经验推广一下……菲佳！”我把那个打输了的小伙子叫了过来。“你马上跑到司令部去，找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尔凡诺夫，那里有一卷德寇的宣传画，就是在勃拉金印刷厂里拿来的，叫他交给你。”
在菲佳跑去的时候，加柳依变戏法给我们看，我还和他打了一局‘六十六分’。我看到我的对手在玩花招，但是我装出一切都正常的样子。输了的时候，我甚至把军装上衣上的皮带也解了下来……应该用皮带、用皮带扣来抽这个家伙！可是我制止了自己。因为我们是在打‘脱衣服’。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能够把我脱得光光的，加柳依会得多么痛快。
我真幸运，菲佳带着粗粗的一卷宣传画回来了。
“尼古拉依·达尼洛维奇，您计算用这些宣传画可以做出多少副牌呢？这里大概至少有五百张。”
“每两张宣传画可以做一副牌，”加柳依很内行地答道。
“好极了，您就干这个吧。我解除您的一切职务……好吗？”
加柳依瞧着我，不知道怎样接受我的话才好。起先他甚至于很高兴，快活得满面发亮。
“这就是说，”我继续说，“可以做出二百五十副牌来，是这样吗？……五天之内全数做成！明白吗？”
“但是……将军同志……”
“没有什么‘但是’。执行命令吧！没有剪刀吗？不要紧，可以用刀子切，用斧头劈，用牙齿咬，事情是怕能手干的，您不是能够做出这两副牌……”
当加柳依理解到我打算怎样来惩罚他时，他脸儿拉长了，嘴唇直发抖。他竭力设法感动我：“请您原谅……”
但是我这时已经忍不住火了，对他说：“你这个混蛋，你要日日夜夜给我涂，给我贴，给我描，一直到你看到这些牌就要恶心为止。马上就动手！……而你呢，菲佳，你来验收他的工作。主要，有所有的牌都不比这副牌坏。”
加柳依变了相，他那种厚颜无耻的样子一点儿也不剩了。小伙子们露骨地嘲笑他；菲佳勇敢到这种程度，竟对他扮鬼脸、伸舌头。
“他可以在两天里就做出来！”菲佳兴奋地叫道。
三天从早到晚，加柳依在把纸牌画面图案，并且贴好。游击队员们起床、做早操、游泳、上操，然后休息——玩耍、唱歌，而加柳依总是在贴呀画的。菲佳认真地在完成技术监督的角色。如果发觉有一副牌张数不足，或者牌上的人物画得不很清楚，就叫他重做。游击队员们常常成群地去瞧加柳依，公然讥笑他。在中队的墙报上出现了一副漫画：加柳依象苏丹一样盘着腿坐在那里掉眼泪。牌上的Ｋ、Ｑ和Ｊ在安慰着他。
第四天，加柳依送给我一张字条儿，苦苦哀求我接见他。
当他来到我这儿时，声音都发抖了。这个无礼的、放肆的、厚颜无耻的人真的要哭出来了。
“得了，去你的吧，把你做好的牌都拿来。”
我们燃起了一堆篝火，当中把这二十三副纸牌，连同早先他做好了卖在支队里的所有的纸牌都烧掉了。加柳依很高兴地带着轻松的心情亲自把纸牌扔进火去。
不，他没有纠正过来。但当然，他再也没有打过牌，也没有做过牌，最主要的是他在青年们中间永远失去了威信。他成了一个呆板的、可笑的人物……
……加柳依这个故事给我们说明了决不能对游击队员的闲空时间不加注意。应该用一些东西来引起小伙子们的兴趣，诱导他们。
有一次，我们联队的共青团委马鲁霞·柯瓦连科来看我，提议组织“篝火大会”。
“这是干么？”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知道，在我们这儿，特别是在‘老头儿’当中，有不少优秀的说书人。你在夜里听听吧。躺下去，难道立刻就睡得着吗！一定要谈起话来，谈起艰难的事业，谈起功绩，谈起战前的生活，谈起自己迫切的、倾诚的心事。我们有这样的饶舌家，使人甚至连听上五夜都说不完，而且多半是在篝火旁边。不知道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