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 作者:曾子墨-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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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有没有想过父母会多伤心，其他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也要和你一起承受痛苦？
穆薇：当时没去想这些，可能还是年轻嘛。现在我知道患抑郁症的人会觉得自己不存在比存在要好得多。
子墨：这6年中，你说自己一直在不断地努力，这些努力对你有多大帮助呢？
穆薇：时好时坏。
子墨：好的时候会感觉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吗？
穆薇：会，但是很短暂，立刻又被一种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给淹没了。快乐是短暂的，以后还有漫长的痛苦等着。2001年，穆薇第一次自杀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对抑郁症也一无所知。出院后，在妈妈的照料下，她的生活逐渐归于平静，但抑郁已经在她心里埋下了种子，6年后重新爆发，让她彻底明白自己存在的心理问题。穆薇在会见心理治疗师时，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子墨：今天当你冷静下来，回想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切，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刻就集中爆发了呢？
穆薇：可能和天气有关，和心情有关。有的抑郁症可能就是一件事情引起的。我6年前第一次自杀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引起的。这次是一点一滴积累，积累到最后，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随便一个小事都变成了致命的压力。
子墨：可能有些人做出这样的举动之前，会有些话要留给父母、亲人、好朋友，你想过吗？
穆薇：没有，当时就想着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没时间做了。
子墨：死对于你来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诱惑？
穆薇：死对我来说就是让我得到解脱。它会让整个人处于一片黑暗之中，什么都不用去考虑了，什么都不用去担心了，不需要得到什么，也不需要去期望什么。你期望的东西总是得不到的话，是很痛苦的。既然这样，我干脆就不要希望，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放弃。洪鸿是穆薇的治疗师。在对穆薇的诊疗中，她发现穆薇总是企图让自己看起来乐观开朗，即便在讲到割腕自杀的痛苦经历时，她也努力让自己面带微笑。洪鸿：现在的社会是崇尚强者的社会。穆薇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典型的用强大掩盖脆弱的人。她头脑中的指令是，如果我不够强大，那我就完了。所以她即便给你说特痛苦的事情时，都表现得无所谓，用笑的方式来表达。
穆薇：我不理解人为什么老要让自己变得乐观、快乐。我知道自己不乐观、不快乐，也没人能让我变得乐观、快乐，所以我只能自己给自己一个力量。
洪鸿：她的个性中如果说有缺陷的话，她的强大就有一点变态，不是一种真正的、健康意义上的强大。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曼曾将抑郁症称为精神病学中的“感冒”。大约有12％的人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期都曾经历过相当严重的需要治疗的抑郁症，其中大部分抑郁症不经治疗也能在3～6个月之内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你感到抑郁时可以不用管它。严重的抑郁有别于正常的情绪低落，甚至危及生命。对于心理治疗师来说，治疗每位抑郁症患者的首要条件，是帮助他寻找发病的原因。
与许多抑郁症患者一样，穆薇的病根来自童年。她1977年出生，因为父母在内蒙古插队，刚出生不到两个月，她就被送往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7岁时奶奶去世，她又被送回内蒙古。那时的父母对她来说已是陌生人。14岁时，她又重新被带回北京。穆薇：记忆特别深刻的事，一个是我奶奶去世，她的葬礼，我奶奶是回民，我记得去清真寺的整个过程；第二个是我被父母带到内蒙古，下火车走出呼和浩特火车站的情景，那天天气特别阴霾，雾气很大，我感到压抑。当时我只有7岁，与父母一年才见一次，他们对我来说基本上是陌生人，而我最亲的爷爷、奶奶却再也见不到了。心里感到惶恐、茫然。
子墨：后来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时常想起小时候那段经历吗？
穆薇：会想啊。我会想起呼市的夏天，那种炎热，蚊子，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都是很美好的东西。
子墨：但是这些快乐不足以来弥补那种阴霾？
穆薇：对，因为从小就有种漂泊感，不安全感。亲人去世，不停地迁徙，造成从小就没有安全感，总想抓住一些什么东西，长大以后，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能正确去面对，老觉得得到的东西太少了。
洪鸿：穆薇小时候经历了一些突然的变动。在孩子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突然的变动。两方面（父母和祖父母）都要竭尽全力给她爱，但是这种爱却不能被孩子理解。成年以后，穆薇对母亲始终有距离感，她不会在母亲身边撒娇，也不会向母亲表露自己的脆弱。母亲留给穆薇的印象与母爱无关，更多的是她的能干和强势。子墨：母亲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穆薇：我妈对我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精神上的东西她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她说解决不了，那是你自己没本事，你要反省一下你自己的错误。她从小给我灌输的就是这种理念，造成了我一直认为有什么事都必须自己去扛，扛不住的话是你没本事。
子墨：比如说你留不住朋友，得不到什么东西，是因为你自己不好，没用。
穆薇：对，都是因为自己不好。
子墨：这和你患上抑郁症有直接关系吗？
穆薇：有直接关系。我后来参加小组治疗时发现，我们得抑郁症的基本原因都和家庭因素有很大关系。我后来跟我妈说，打小你就没抱过我。我妈说，我怎么没抱你？然后就过来抱我，当时我的感觉就特好。2006年，穆薇的朋友不幸患上抑郁症，她帮助朋友调节，但朋友还没缓解，她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抑郁的影子。抑郁之初，穆薇以开玩笑的方式告诉母亲说自己病了，可母亲认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抑郁了穆薇也不会。在她眼中，穆薇是乐观开朗的。直到穆薇最后自杀，母亲才相信女儿确实得病了，但是对于抑郁的原因，她却始终不能理解。穆薇：我想帮他好起来，帮他调整，我知道这种病需要别人来帮助调整。结果没把他调好，倒把自己带沟里了。再加上工作上一些烦心事，生活上一些烦心事，最终是一点一点崩溃了。
子墨：有什么样的烦心事？
穆薇：春节那段时间很忙，天天加班。忙过之后，突然就没事干了，人特空虚。一下子从极忙的状态变成极空的状态，特别难受。还有就是我对前途感到茫然，再加上生活中和母亲缺乏沟通，两代人之间会有一些隔阂、争吵，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
子墨：你母亲知道你患上抑郁症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
穆薇：我试图跟她谈，一点一点灌输给她，因为我自己已经找到原因了。她也试图接受，但接受的过程可能也挺难受，挺痛苦的。她从一开始就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告诉她自己觉得死了比活着强，不想活了。她说她理解不了。
子墨：那她会用一些方法来留住你吗？
穆薇：会啊，太多了。比如在生活中对我照顾得更加无微不至。比如今天采访，我妈说，我陪你去吧，我不放心你。我说，不用，你去的话，我就说不出来了。她说，没关系，我在外面等着。我说，你在无形中又给我制造压力呢。我妈说，那好吧，还是你自己去吧。在洪鸿看来，导致现代社会抑郁症的高发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患者童年的生活阴影，比如缺乏父母关爱、家庭成长环境不健全等；二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个人面临的巨大压力。中学生升学，大学生就业，白领升迁，中年人感情事业的突变以及老年人的空巢都可能诱发抑郁。其中女性的发病率通常是男性的两倍，因为女性更容易紧张，女性更容易遭受某些极度紧张的状况，比如家庭暴力、性虐待等，同时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爱和理解。洪鸿：女性更需要爱，当她抓不到爱时候，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男性可能更需要去获得什么，比如权威感、成就感。当他获得不了的时候，他可能容易患抑郁症。
子墨：你今天回想起那天发生的这一切，会不会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幸亏发现得早，被救过来了？
穆薇：没有，我从来不会这么想，不会想我为什么还活着。那天我们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中间休息，我站在四楼治疗室的落地窗前，心想如果它不是一个全封闭式落地窗，我也许会跳下去，结束自己生命。
子墨：这些想法会时常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吗？
穆薇：对。对抑郁症患者来说，一般早晨醒来的时候心情最不好，中午好一点，晚上相对来说，心情是最好的。刚开始我还奇怪，心想我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早上醒来的时候心情最好，心想一觉醒来又看见阳光了，特高兴。中午的时候心情较差，晚上特别差。一躺在床上就会想，还是死了比活着好。后来我看相关的书籍，里面说有两种抑郁症，我属于第二种。
子墨：那么活着带给你的恐惧是什么？是什么让你那么不喜欢活着呢？
穆薇：焦虑、无法得到、不安全感、不安定、孤独、漂泊。
洪鸿：她的情绪里有很多冲突，她自己内部有很多冲突，压抑到一定时候，不能表达到一定时候，她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空了，自己空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时候她所有的愤怒都没有指向，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情绪最初是从哪儿来的了，没有指向的结果就导致她最后转向自己，开始攻击自己，出现自杀的行为。自杀醒来之后，穆薇参加了北京友谊医院的“友谊心友”小组心理治疗，10位患者中有8位女性、两位男性。每个星期六下午，他们会在治疗师的带领下，通过互相倾诉和讨论来缓解病情。子墨：面对医生，你能够完全坦白吗？
穆薇：完全展现自己，特别坦白。我当时看见医生就觉得见着亲人了。我觉得只有医生能够理解我，我看见医生就觉得有希望了，也许自己能被治好。
子墨：你们之间会有很多交流吗？
穆薇：会有。比如每次小组活动结束的时候，指导老师会问，今天大家有什么感觉？很多人就觉得找到组织了，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彼此能够理解，可以互相倾诉。
子墨：在痛苦的时候，你会向其他抑郁症患者倾诉吗？
穆薇：我现在已经开始学着倾诉了。我知道自己现在病了，需要治疗。倾诉对我来说也算一种治疗。还有，我把我的感觉说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重视它。
洪鸿：我做这个工作时，感觉更让我揪心的是他们（病人）往往会忽视自己。已经出现了一些症状，但他会忽视，自己忽视自己。因为如果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他会承担很多压力，自己的压力，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周围的人的表现，往往会让他觉得，我可千万不能得抑郁症，否则别人会抛弃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到2020年，精神科疾病将会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一位，其中抑郁症在精神科疾病中占第二位。如果整个社会现在不重视抑郁症，将来不光是花钱治病，还会产生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目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