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索尔仁尼琴:癌症楼-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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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萌芽……”
“什么？？”
“萌芽应当自己成长，”焦姆卡急忙插话，“要是用翻耕的办法让它们露出来，那就长不成啦。”
“好吧，我们不谈农业。小朋友！把真相告诉人民——这不等于光讲坏的，光找缺点。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好的，使好的变得更好！要求写所谓‘严峻的真实’这种谬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真实忽然必须是严峻的？为什么它不能是闪闪发光男！人入胜和乐观主义的呢？我们的整个文学都应该是喜气洋洋的！如果把生活写得十分晦暗，归根到底是对人们的侮辱。人们喜欢经过美化而写出来的生活。”
“一般来说，这种观点是可以同意的，”后面传来一个清晰悦耳的男人声音。“的确，何苦让人灰心丧气呢？”
阿维叶塔当然不需要任何同盟军，但她凭着自己一贯的好运气知道，如果有人发表意见，那必定对她有利。她面向窗子转过身去，白色的曲折线迎着日影一闪。只见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富有表情的年轻人在用一支多边形黑杆自动铅笔的末端轻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文学的目的是什么？”不知他是想说给焦姆卡听，还是想说给阿拉听。“文学的目的在于，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给我们解闷儿。”
“文学是生活的导师，”焦姆卡前咕道，但随即为自己这句话说得很不适宜而涨红了脸。
瓦季姆把头往后一仰：
“什么导师不导师，你说什么呀！没有文学我们也能设法弄清楚生活是怎么回事。作家难道就比我们干具体工作的人高明？”
他跟阿拉互相打量了一下。就观点来说，他们针锋相对：尽管他们年纪相近，对方的外貌也不可能不引起自己的好感，但各人都在坚定地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可能从任何偶然的一瞥中去寻找奇遇的开端。
“总之，人们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瓦季姆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往往把作品捧到不应有的高度。比如，相人传卜书就是例子。没读之前，你会以为那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可是读过之后，你会发现通篇都是下流话，白白浪费了时间。”
“色情的成分在现代作家的书里也有。那不是多余的，”阿维叶塔一本正经地反驳说。“它可以同最先进的思想性结合在一起。”
“那是多余的，”瓦季姆深信不疑地加以驳斥。“把话印在书上并不是为了刺激情欲。春药可以到药房里去买。”
于是他低下头去继续读自己的书，再也不看她那深红色的毛衣了，也不指望她来说服自己改变观点。
阿维叶塔一向恼恨人们的思想不能分成正确与错误界限分明的两组，而是按其各种意想不到的色调向四处蔓延，那只会带来思想上的混乱，比如说现在就无法弄清：这个年轻人是赞成她还是反对她？她应当同他辩论，还是就这样算了？
她决定就这样算了，最后又对焦姆卡说：
“你要明白，小朋友，描写现在就有的事物比描写现在还没有、但你知道将来一定会出现的事物要容易得多。今天我们的肉眼所看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是指应该有的事物，是指明天会有的事物。应当描写的是我们美好的‘明天’！
“那么明天人们描写什么呢？”反应迟钝的少年皱起了额头。
“明天卜…暗，明天人们就描写后天呗。”
阿维叶塔已经离开床沿站到通道上了。她结实、匀称，是鲁萨诺夫家族名门出身。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满怀喜悦的心情听完了她给焦姆卡上的这一课。
阿拉已经吻过父亲了，现在她还是举起了五指伸开的手：
“暗，爸爸，为健康而奋斗吧！努力奋斗，继续治疗，甩掉肿瘤——什么也不用担心！一切，一切的一切都会非常如意！”
第二部
第二十二章 流入沙漠的河
亲爱的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你们能够想像这是在哪儿和有着怎样不可思议的情景吗？窗户上装有铁栅（诚然，仅仅装在楼下的窗上，是防盗贼的，栅栏设计成图案式的——有如从一角射出来的光线，也没有护窗板）。一个个房间里排着被褥齐备的床铺。每张床上有一个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一清早就供应一份定量分配的食品，还有糖和茶（不同的是另外还有早餐）。上午大家都没精打采，沉默不语，谁也不愿跟谁说话，可是到了晚上便闹哄哄了，兴致勃勃地讨论这讨论那。争论的问题包括要不要打开通风小窗，谁的病情会好转，谁的病情会恶化，撒马尔罕的清真寺有多少砖头。白天，人们被单独“提去”跟主管人员谈话，接受治疗，跟家属会见。下棋的下棋，看书的看书。也有人来送东西，收到东西的爱不释手。有时会给谁开一点补充营养品，不过，不是犒赏告密者（这一点我敢肯定，因为我自己就得到补充营养品）。有时来查铺，把私人的东西拿走，因此不得不把它们藏起来，还得为散步的权利而斗争。洗澡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同时也无异于一场灾难：炉子热不热？水够不够？发给什么内衣？最可笑的莫过于新来的入，他刚被带进房间的时候，就会提出种种幼稚的问题，对于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命运还没有概念……
怎么样，你们猜到了吗？……你们一定会说我在胡诌，因为如果说是中转监狱吧，又怎会被褥齐备？说是侦讯监狱吧，又为什么没有夜间提审？估计这封信会受到乌什一捷列克邮局的检查，所以我不再做其他的分析了。
就是这样的生活我在癌症楼里已度过了5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似乎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里，而且没有尽头。最苦恼的事情是，我得无限期地蹲下去，直到有了特释证明。（可是监督处开的许可证只有3个星期，严格地说我已经超期了，可以指责我是逃跑。）什么时候让我出院，他们根本不说，一点口风也不透露。显然，根据医疗指示，他们必须从病人身上榨取可以榨取的一切，直到血完全“不中用”了的时候才肯放他出院。
而我的情况是：经过两个星期的治疗以后我一度产生的那种返回生活的喜悦心情，也就是你们上一封来信中称为“亢奋”的状态，现在已完全消失无踪了。我非常后悔，当时没坚决要求出院。在对我的治疗中，一切有益的部分都结束了，现在开始的只会有害。
我每天要有两次被爱克斯光照得发昏，每次20分钟，300个“单位”，虽然我早已忘记了离开乌什一捷列克时的那种疼痛，但却尝到了照射后恶。心的滋味（也有可能是打针引起的，反正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五脏六腑似乎都要变成碎片了！烟当然戒掉了，是自己不想抽了。这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使我散步也不成，坐也坐不稳，只找到了一种比较好受的姿势（此刻我就是保持这种姿势在给你们写信，因而用的是铅笔，字写得也歪歪扭扭）：不垫枕头，朝天仰卧，腿稍稍抬起，脑袋甚至略略从床沿下垂。当你被叫去接受照射时，走进充满“爱克斯光味儿”的器械室，简直会担心马上就要呕吐。本来，施黄瓜和泡菜还能抑制这种恶心的感觉，但是，不用说，这种东西不论在医院里还是在整个医疗中心，都是找不到的，而病人又不准走出大门。有人说，那就让家属给你们带点来。家属卜…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原始森林里像野兽似的在用4条腿爬！一个可怜的囚犯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穿上靴子，用军用皮带把病号服拦腰一束，蹑手蹑脚地向医疗中心围墙的一个半塌的地方走去。在那里设法迈出去，然后越过铁路，5分钟的工夫就到了市场上。无论是在市场附近的小胡同里，还是就在市场上，我的模样都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惊讶或发笑。从这一点我看到我国人民精神之健康，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习惯了。我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皱着眉头讨价还价，恐怕只有老班房才善于这样（面对着白皙嫩黄的肥鸡，会带着很重的鼻音问：“大婶儿，你这患疾病似的小鸡儿要多少钱？”）。我能有多少钱呢？而这点钱又来之何易？……
我的爷爷曾经说过：“省一个戈比，能保住一个卢布；而省一个卢布，则能保住一条命。”我的爷爷可真聪明。
我什么胃口也没有，单靠黄瓜维持生命。脑袋沉得不得了，有一次晕得差点儿昏过去。当然，肿瘤剩下不到一半了，边缘也变软了，我自己勉强能摸到它。不过与此同时血液受到了破坏，他们给我吃一种特殊的药，以增加白血球（这大概又要使别的什么受到破坏！）。而“为了激发白血球的产生”（他们就是这么明说的！），他们想给我注射……牛奶！简直是野蛮透顶！何不给我就那么端一杯新鲜牛奶来！说什么我也不让他们打这样的针。
他们还扬言要给我输血。我也不肯。好在我的血是A型，难得有这种血浆送来。
总的说来，我跟放射科主任的关系非常紧张，没有一次见面不争吵。这个女人可真严厉。最近一次她触摸我的胸脯，断言说“没有人造雌酚反应”，指责我逃避打针，欺骗她。不用说，我表示愤慨（可事实上我当然是欺骗她）。
可是要我对主治医生拿出倔劲来就比较困难，那是为什么？因为她态度非常温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似乎曾经对我解释过“软话折骨”这句成语的来源。请您再给我提示一下！）她不仅从来不嚷嚷，连皱眉头似乎也不知怎么个皱法。如果她要开什么与我的意愿相违背的针药，自己就低下头去，垂下眼光。于是不知为什么我就会让步。有些细节我跟她不便讨论，因为她还年轻，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问底。顺便说说，她模样很讨人喜欢。
是的，她书生气十足，对他们那套一成不变的治疗方法深信不疑，我无法使她改变观点。总之，谁也不愿屈尊跟我讨论这些方法，谁也不愿让我充当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听医生们的谈话，用猜想去补充他们没有说出的内容，设法弄到几本医书——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情况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尽管如此，要作出决定还是很困难：我该怎么办？怎样做才对？医生经常摸我的锁骨上方，说那里会发现转移，可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们一再用成千上万的爱克斯光线单位向我轰击是为了什么呢？真的是为了防止肿瘤重新生长吗？还是以防万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险系数，就像架桥一样？还是没有知觉、机械执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失业？但我是能够摆脱的！我是能够冲破这个框框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
可他们什么也不说。
我本来早就会跟他们闹翻，一走了之，但那样他们就不会给我出具证明。而证明对一个流放者来说是多么需要啊！简直是命根子！也许明天监督官或保安员就会把我流放到再远300千米的沙漠里去，可是有了证明我就可以赖着不走，因为证明上会写着：需要经常观察、治疗。这就请您原谅了，长官！作为一个老犯人，岂能放弃医生出具的证明？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虚作假，欺骗、拖延，一辈子都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