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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沈从文与丁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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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感情的折磨,消融在对理想的理性追求之中,尽管其中可能有种种外人永远无法领会的原因。    
    就是在丁玲的生活带有这种孤寂色彩的时候,冯达,一个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丁玲未来命运的人,出现在她的面前。丁玲说: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魍魉世界》)这是一个平稳的、不使丁玲时时感到骚动的人,与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完全不同。胡也频充满热情,高兴时可以哄她,服侍她,不高兴时又会生气,挥起拳头吓唬她。现在,胡也频去世了,丁玲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    
    沈从文写过,当朋友就生活问题询问丁玲时,她曾这样开玩笑地回答:“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恶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人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    
    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沈从文得出一个结论,丁玲“并不是要个太太,却实在需要一个女孩子作为朋友。倘若真有那么一个同伴,与她能在一处过日子,这女子既了解她,明白她的短处,尊重她的长处,又信托她,帮助她,且能用青春的美丽与天真来温暖她,两人合住下去,成为她感情的尾闾,她此后性情会不同一些,此后生活与命运也会不同一些。”    
    丁玲自然没有如沈从文所说,和一位女性共同生活,但是,她接受冯达并很快一起生活    
    的原因,却从某些方面多少印证了沈从文的看法。在当时丁玲的眼中,冯达的确带有女性的温顺和体贴,对于她恰恰是一种生活的补充。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    
    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作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    
    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    
    当沈从文在青岛刚得知丁玲与冯达的事情时,曾觉得有些太突然。他给丁玲写信,希望她在这件事上谨慎一点。对她说,她已不是一个小孩子了,应该明白生活中处处布满陷阱,对于突兀而至的爱情,即使不是一个陷阱,也应该多花时间予以考虑,而不能草率决定。他的意见自然没有起到作用。    
    后来,沈从文正是根据他对丁玲的理解来看待冯达的,他把冯达归于带有女性特点的男人。他写到:那翻译恰好是有着一个女性型范的青年,脸色白皙,衣帽整洁,缺少广东人的火气,却不缺少受过相当绅士教育的谨饬。躯干适中。不爱放口说话。办事时见得大有条理,爱人时则显得忠厚无二。这种人若还有可以称为特别长处的地方,即是为人“稳重可靠”。这分长处若用在生活事业上,则可以“办事”而不能“创业”。这分长处若用在爱情上,则可以称为一个妇人合用的丈夫,而不适宜于作一个女孩的情人。    
    从这一方面考虑,对丁玲与冯达的同居,沈从文毫不感到惊奇,相反觉得非常自然。因为冯达虽然没有胡也频的那种热,但他能够给予丁玲生活所需要的温存。    
    在他的笔下,他突出强调冯达的柔顺。    
    然而,沈从文并不认为丁玲的这一选择是无懈可击的。在他看来,丁玲不是温室里的小草小花,他用了一个比喻:“十围的松树,百尺的楠木,不在大气中严寒酷暑里长养,却移到温室里去,实在是一种不可修正的错误!”他甚至明确地说:温室实在不是这个湖南女子应住的地方。    
    沈从文本人与冯达没有交往,他见到冯达应是在1932年夏天,这时丁玲与冯达同居已有半年多。    
    沈从文这次利用暑假从青岛前往苏州,看望追求数年而不得的张兆和。途经上海时,他去看丁玲。他先找到了冯达。在见到冯达之前,沈从文已经多少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这次见面,冯达留给沈从文的印象便使他得出了上面的结论。    
    他在《记丁玲女士》中记述了这一次见面: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先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则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话。当我同他说话时,一面我便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惠罗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个人实在是不怎么不相宜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沈从文对冯达的疑惑,所用的言词,也许可以看成他对冯达的苛刻。在《记丁玲》出书时,他又补加了这样一句:“‘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的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沈从文写这些话时,丁玲已经失踪,他并不知道冯达的自首,他只是凭一种感觉来写出他的印象。    
    见过冯达之后,第二天,沈从文在住处等候丁玲前来。这将是丁玲失踪之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丁玲出现在他的门口,他们已有将近一年没有相见了。丁玲穿一件淡蓝色薄洋纱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比一年前更胖了。沈从文几乎不能相信,她一年的变化会这么大,“若非事先预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上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了的。”他们谈了许多,冯达显然是一个主要话题。关于冯达,丁玲除了在《魍魉世界》里集中谈到一些看法之外,尚未见到其他的记述。沈从文下面叙述的他们此次的对话,或许从另一侧面反映丁玲的态度,至少是她在沈从文面前所表现出的态度。对照她对冯达性格的描述,这段对话基本可信: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当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份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沈从文还和丁玲谈到她的工作,谈到《北斗》。丁玲所表露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性格刚强处,同样使他感到她的变化。对左翼文艺曾经心存芥蒂的沈从文,他审视丁玲,愿意根据自己的理解,从热情、干练、兴奋的外表,看到她内心的寂寞。    
    他认为即使新的生活——自然包括和冯达的同居——能使她温暖,但仍然不能不使她感到寂寞。    
    同过去一样,沈从文还是从人生、从性格的角度分析丁玲。


第二部分第17节 “三年囚居”生涯

    但是一切人皆各有自己一分命运,性格强一点,所负的重要也就多一点,性格随和一点,便无往不宜了。她的性情表面上看来仿佛十分随便,灵魂却是一个地道农人的灵魂。为了服从习惯重义而轻利。为了与大都市的百凡喧嚣趣味不和,故大都市的一切,凡所以使一般人兴奋处,在她便常常感到厌烦。她即或加入了左翼运动,把凡是她分上应做的事,总好好的尽力作去,但到了另外一时,使她能够独自温习她的一切印象时,觉得浅薄讨厌的人,也许就正是身边那几个人。她认识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处与矛盾处,以及这个社会中某一阶级,某一问题,某一种人心灵,所有的错误与矛盾,控制支配她的信仰与行为的,还是她那一分热情。她自己便是一种矛盾,这矛盾就如同每一个农民把生活改移到都市住下时同样的情形。即或活得再久,即或在那里有作为,这工作是不是她真正要做的,总留下一个疑问!    
    他们还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及其他事情。丁玲兴奋地向沈从文追述徐家汇的罢工等上海发生的斗争。听她谈论这些,沈从文不免产生一种忧郁。在他看来,丁玲的性格与所热衷的活动,是非常不协调的。他甚至认为,丁玲是在演出生活的悲剧。他的这些见解,显然以后会为丁玲所贬斥。    
    这次见面之后,沈从文再也没有见到过冯达。这个出现在丁玲生活中的人,留给他的,只是一种无法说清的感受。他为丁玲的生活和未来忧虑,这种忧虑还带有只有沈从文才有的淡谈的悲哀。丁玲,或左翼文艺界人们也许不理解他的这种忧郁和悲哀,更不会赞同他。他对冯达的评述,对丁玲爱情生活的分析,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异议。特别是丁玲,许多年后,她读到这些文字,不能不感到某种不满。但是,沈从文却是真诚的叙述着这一切,以一个朋友的友情,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直觉。    
    这次在上海的见面,短暂而匆匆,沈从文和丁玲的思想之间,显然隔阂更大,尽管昔日的友谊还维系着他们。他们都不曾预料,丁玲很快就会被国民党绑架,在三年的时间里,消失在无从知晓的角落。随后,他们虽然屡次重逢,但恩怨沧桑,昔日友谊不复存在,这次见面也就成了一曲绝唱。    
    很快,丁玲失踪的消息将使沈从文最后一次表现出他的侠义和情谊。    
    丁玲失踪了。消息震动了上海,震动了整个中国文坛。    
    沈从文在青岛知道了这一消息。5月的海滨,正是美丽的时节。张兆和刚刚来到这里,沈从文对她长达数年的追求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从此开始。然而,平静和喜悦顿时打破。    
    丁玲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令人难以置信。    
    在3月前后,沈从文还和丁玲有过通信。他收到丁玲的信,信中丁玲谈到她近来的心情,还谈到她对正在构思创作的一部作品的想法,这部作品应是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母亲》。丁玲信中写到:爱情是一个可笑的名词,那是小孩子的一些玩意儿,在我看来感觉得有些太陈旧了。一个二十五岁以上的人,若还毫不知道羞耻,把男女事看得那么神秘,男的终日只知道如何去媚女人,女的则终日只知道穿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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