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围城市-第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为张新民《包围城市》所序顾铮 美国风景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说：“在我的有关摄影的强烈体验的名单里，包括了在陶厄斯预先看到的斯特兰德的一些底片，威斯顿的肖像与贝壳，斯蒂格里茨的《等价物》系列照片，以及多罗西娅•；兰格的高迈的人性肯定，不过我还必须加入在纽约市立博物馆展出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注1］这里所说的“里斯…阿兰德照片”，指的是亚历山大•；阿兰德用雅各布•；A•；里斯的底片所印放的照片。众所周知，亚当斯是一个追求摄影的纯粹艺术性的摄影大家，但在他的这份名单里，居然会有里斯这样一个从他的摄影标准来看无论如何不会入流的摄影家，这似乎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雅各布•；A•；里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改革家、摄影家，何以获得一向只以艺术性高下为摄影标准的亚当斯的如此隆重的评价？ 里斯是来自丹麦的欧陆移民，于1870年抵达美国。里斯登陆之时正值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欧亚移民怀揣淘金梦蜂拥登上“新大陆”的历史时期。而美国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动力为代价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大规模积累。里斯也曾经是这个移民劳动力大军中的一员，因此也饱尝了种种苦难辛酸。不过里斯后来成为了一个记者，为《纽约先驱报》采访警事新闻。对于奔跑在采访第一线的里斯来说，他有许多机会面对社会最黑暗的一面，了解现实的丑陋一面。而令他最坐立不安的是纽约的贫民窟问题。据记载，在1879年当时的纽约，贫民窟住宅共有21 000个，而到了1900年更增至43 000个，容纳了400万纽约市民中的150万人［注2］，可见当时移民的生活条件之险恶。 里斯自己来自社会底层，非常同情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并起而用自己的文章为他们鼓与呼，本是天经地义。然而，随着报道的深入，他逐渐感到了文字语言的无力。因为语言的描述再怎么详尽总受到文字的限制，无法具体描述许多惨状，尤其拙于表述贫民们的生存空间的整体环境，他们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许多的具体细节。因此，他把目光转向刚出现不久的摄影。他认识到，在揭露城市贫民的真相方面，照片有其特殊的力量，在某些方面要比文字具有更强烈的表现力，因此也更具说服力，更有影响力，并因此可以促使人们起而行，努力消除社会的丑陋现象。于是，他在1888年购买了照相机等一应器材，开始拍摄纽约贫民窟。在拍摄过程中，里斯也受到贫民窟居民的不解甚至攻击，但他不改初衷，坚持实施自己的拍摄计划。在自己举办的反对贫民窟的讲演中，他大量披露了这些自己拍摄的照片。贫民们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马上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并激起了义愤。而他的改善城市贫民生活条件的呼吁也获得了包括宗教人士、社会学家与新闻报刊的编辑等的响应与支持。1889年的《斯库里布纳氏》杂志就以《另一半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为题，在圣诞号以18个版面的篇幅推出里斯的照片，引起巨大反响。1890年，他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再次引起各方对于贫民窟问题的关注。这是第一本以照相铜版技术出版的图文摄影图书，开拓了摄影与文字结合扩大传播效果的新途径。 就在里斯向纽约的贫民窟宣战，以摄影揭露城市丑陋的时候，也正好是美国各种社会改革运动纷起的年代。他的这些照片也直接影响到了一些政治家。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台奥多尔•；罗斯福（史称老罗斯福，有别于领导美国参加二战的小罗斯福）读了里斯的书，自告奋勇向里斯提出，愿意与他合作一起铲除社会弊端。在他于1895年成为纽约警务评议会会长后，他与里斯一起夜巡贫民窟，大刀阔斧地撤除条件恶劣的警方收容所，整饬警察风纪，使纽约的情况为之大变。这可以说是政治家与记者的一次成功的合作。通过这样的合作，罗斯福与里斯两人之间还发展出了终生的友谊。而里斯也逐渐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演讲为主要方式，推动全社会对于城市贫民问题的解决，成为当时推动社会进步的公众人物。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摄影家的里斯，在他于1914年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社会环境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改善，他的历史贡献也逐渐被人遗忘。只是到了惊讶于他的巨大历史贡献的亚历山大•；阿兰德的出现，他才重新受到注意并成为摄影史人物。当然，他之进入摄影史并非他的本意，这只是后人对于他的历史贡献所做出的一种评价。当然，以里斯对于社会的贡献，他也应该在社会改革史中占有一席之地。里斯的真正贡献在于，他能够想到运用摄影这个视觉手段为社会底层代言，不遗余力地促请公众关注社会问题，以其积极的社会活动切实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 几乎晚了100多年，发生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开始在中国大地上从头来过。尽管发生的原因、具体过程等全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曾经在里斯照片中出现过的情景在中国的某些地方有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演。比如，里斯名作《五分钱一个床位》中的惨状，在一个名叫张新民的中国摄影家的照片里，我们发现了变本加厉的翻版。在张新民的照片里，我们更其悲哀地发现，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一共住满了20个人，其中好几个家庭是一家占用一个床位。就是这种现状，使张新民这样的摄影家寝食难安，以他的影像展开了对于中国城市化过程的全程追踪。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他以他特有的敏锐与执着，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半人”的生活。 与里斯只是呈现纽约贫民窟生活不同，张新民所从事的这个影像工程《包围城市—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描述了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并在城市中生存下来的全过程。《包围城市》以全景式的规模来呈现当代中国社会变动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农民的离土与融入城市的过程。
序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2）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经济政策的改变，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进入城市寻找工作与谋求个人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对全国30个省市6万多户农民的调查，2001年全国农村共有8 961万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工作。而据2004年4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新发表的《中国的就业状况与失业》白皮书显示，2003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地方流动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9 800万人。此报告还预计未来10年这部分人口将超达到1。76亿。这些农民，有的是主动离开贫瘠的土地寻找新的希望，而有些则是无谋开发、政绩形象工程的受害者，被迫失地、离土。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据说也已经高达36％，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把城市化作为一个新世纪的奋斗目标加以鼓噪。 然而，这些几乎是赤手空拳地来到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甚至令人绝望。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生存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有尊严的解决。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城市远远没有作好接受他们的制度的与心理的准备。他们在城市里所受到的许多对待与他们以前作为一个农民受到的待遇一样，仍然充满歧视，无公正可言。虽然城市与城市中的居民已经如此地离不开他们，但城市只是利用他们，并没有想到如何接纳他们，与他们分享城市生活的好处，更没有从他们的遭遇发现城市建设自身的问题所在。农民在心理上，在现实生活上都仍然与城市、城市生活处于对立状态。 张新民的一张高楼擦窗工的照片，就典型地显示了这种对立。他从一个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在窗外工作的农民工。俯视所造成的强烈的透视关系使我们发现，这个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临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在城市中的处境。周围的环境对于他是冷漠的，他在城市这个空间里是无助的，可以作为援手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像他只能抓紧手中的这根绳子这样，他在这个城市中孤立无援。张新民通过抓取反映农民在城市中的生活与工作的具体瞬间与细节，提示农民在这个城市中的艰难挣扎。 从张新民的照片，我们还看到，农村中已经只有老人与儿童，大量的青壮劳力都涌入城市而致使农村空洞化。为合法地进入城市工作，他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拍摄身份证件照片。而摄影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在这里马上显示出其作为权力控制的特性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作为视觉制度力量的介入。而他们贴在蚊帐中的美人照片与放大了的人民币印刷品，则集中体现了欲望的两个基本形态和现实与内心向往之间的巨大落差。张新民从现实中摘取的这许多瞬间，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中国农民在城市中如何生存并逐渐转化为市民的过程。 当然，张新民所呈现给我们的农民工的生活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生活本身。但是，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生活现实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当代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已经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张新民，就是以他的摄影观看将城市化进程中的不被大众传播媒介注意甚至是有意遮蔽的暗部或者说“另一个部分”作了细腻的呈现。 在摄影中，尤其是在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中，摄影家与他的被摄对象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议论的焦点。其实，与里斯一样，张新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他从一个四川的小城市流向了一个当时人人都心向往之的移民中心城市—深圳。这种经历也许是确保张新民始终能够以一种推己及人的体察入微的眼光，发现农民的艰难并搜集许多细节加以视觉化的根本保证。但是，与这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城市新移民相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张新民与这些农民工处于不同的层面也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有这样的落差，这样的摄影就不真诚，甚至还有榨取之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而且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地看待。 反过来说，没有社会阶层高下落差的平等，其摄影就能够是真诚的？我们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判断。重要的是，拍摄者的关注对于现实问题起到了什么作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底层始终无法摆脱在他们的利益表达中处于“被表述”的宿命。而且既然是被命名为“底层”，无论谁来表述，除了“底层”自己，其实早就是一个“上层”表述“底层”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避免但确实需要尽量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碍于社会阶层的高下差异而不去表述他们，那么他们的处境与问题首先就面临无从让人知晓的问题。所以，问题首先不是由谁来表述才是合适的，而是有没有人表述。当然，由底层自己表述自己是理想的，但这有赖于社会体制的整体进步与他们自身状况的全面改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层”只是等待“底层”自我表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