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调查-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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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卫生署疾病管制局”统计，从5月12日到21日记者发稿时止，台湾SARS确诊病例从207例猛增到418例，死亡病例也由28例增至52例。
对于这波疫情何时能得到控制，台湾官方的态度已显得相当保守，“南部的医院如果不能在五周内控制疫情，后果将难以收拾。”一位防疫部门负责人5月20日说。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非战之罪”令人扼腕
一个月之内，SARS由北至南横扫台湾多所大医院，引起民众的强烈关注。就最近一波疫情看，医院内的感染源头大都指向急诊室。专家分析说，这是由于急诊病人没有明显发烧症状、没有去过感染区，加之有人隐瞒去过和平、仁济、中兴等第一波SARS感染医院的事实，医生要进行确切诊断的确很难。
然而，在媒体和社会各界不断地质疑及调查之下，一连串院内SARS感染事件背后隐藏的更大问题逐渐被揭露出来。
台湾医界的龙头台大医院对于在此波疫情中失守感到愤愤不平。台大医院副院长陈明丰指出，台大前后已收治SARS病患200多位，以不到全台3％的医护人力，承接了40％以上的疫情医疗重任，严重超负荷运转。4月24日和平医院封院后，又有2000多发烧病人到台大急诊室报到，为筛检这些危险病人，医护人员冒着高度感染的风险努力工作，怎奈病人源源不断，医疗行政部门又不提供转送医院，导致每天都有8至10位病人留在急诊部，如何能不引发感染？
台大医院感染科主任张上淳干脆指出，台大医院的致命问题，“非战之罪”，而是败在“后援不力”，即卫生单位迟迟不提供转送的医院。
更令岛内民众气愤的是，台湾号称医疗水平世界一流，却在防疫过程中出现专业口罩、防护衣等严重不足的问题。据台湾媒体披露，“卫生署”声称各医疗院需求的“N95”口罩绝对供应无虞，但以台大医院为例，每周需求13000多个，“卫生署”的实际供应量却只有1300多个，甚至还有不合格产品。高雄长庚一名护士亲属在媒体上哭诉：医院里防护衣不足，医护人员就让亲属帮着从外面买，可市面上买不到专业的防护服，只有买雨衣送去。和平医院的加护病房、急诊室也缺乏足够的防护措施，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医护人员的大规模感染。
“防疫不只是医疗问题，更是行政问题。”台湾《中国时报》在一篇评论中将矛头直指卫生行政部门。评论指出：“台湾防疫网是上层的规划无力，致后勤的支援不足，也让前线的防线失守。行政执行力不足，害了许多人枉送性命。抗疫还有漫漫长路，类似的悲剧和混乱，不允许再发生。”
医院的管理者也难脱干系。据台湾媒体调查，有院方主管“为了医院的面子、业绩及怕被封院，在院内出现SARS疫情后，隐匿不报”，结果造成了病人发烧、医院隐瞒疫情、医护人员受害的“医院沦陷三部曲”。
和平医院在4月22日通报发现疑似感染病例，但据知情人士披露，感染源刘姓洗衣工4月16日就已住院。许多医护人员或病患家属不能不因此怀疑院方是蓄意隐匿疫情，使无辜人员在不知情且未做好防护的状态下被感染以致死亡。
台湾出现疫情以来，医护人员的高折损率令人扼腕。据统计，台湾已确诊的SARS病例中，医护人员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到目前为止，已有四位护士和两位医师殉职，他们是：和平医院护理长陈静秋、仁济医院怀孕护士胡贵芳、和平医院护士林佳铃、和平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郑雪慧、和平医院医师林重威和高雄长庚医院医师林永祥。
面对SARS和人为因素的双重风险，岛内许多医护人员不能不心萌退意。据悉，高雄长庚有124名护理人员提出辞职，台北和平医院也传出有21名医护及行政人员辞职，理由是“不愿再回到那伤心地工作”。
新任“卫生署疾病管制局”局长苏益仁日前承认，目前台湾对抗SARS疫情最重要的问题是行政执行层面与人性问题，这也将是后续要面对的最大挑战。“这段时间医护人员折损，主要是有医院主管隐匿疫情，也有病患刻意隐瞒病情和接触史，使不知情的医护人员疏于防护而遭到感染”，他说。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铁腕”举措出台
“以最严肃的态度，全力防堵医院感染事件的再发生！”“调整步伐、以最坏打算，全力防堵医院感染事件！”
在新一波SARS疫情爆发后，台湾“‘行政院’SARS防治及纾困委员会”开始在每日发布的新闻稿前写下上述字句。每晚7点、10点等时间，防疫部门的高级官员还会出现在东森电视、中天卫视等新闻台的画面上，向公众报告最新疫情，宣讲抗疫政策和防护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更重要的是，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和民意的强烈呼吁，台湾当局陆续出台一系列“铁腕”举措，冀能力挽狂澜。5月16日，台湾“行政院”接受“卫生署”署长涂醒哲以自己督导不周提出的辞职申请，临阵换将，任命颇受好评的原SARS防疫专家委员会召集人陈建仁接替。“‘行政院’SARS防治及纾困委员会”等相关单位，也就“卫生署”错估医疗院所对医护装备的需求，导致抗疫一线严重缺乏“N95”口罩等防护器材一事，展开调查，并将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民众对有关医院隐匿疫情的猜测也得到证实。5月18日，台北市关渡医院因“延迟通报”而被判罚30万元（新台币，下同）；21日，“行政院卫生署”又分别对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高雄长庚医院、台北市和平医院、仁济医院，各祭出150万元新台币的重罚。至于和平医院前院长吴康文、感染科主任林荣第，仁济医院院长廖正雄，则交由台北市进行彻查，最高可处45万元罚款并废止医师证书。“卫生署”表示，重罚隐匿疫情的医疗院所，是希望借此能让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新署长陈建仁上任后表示，综合目前的确诊病例，有9％与医院有关。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防堵SARS院内感染，给第一线医护人员最好的防护装备，并希望能在一两周内建立起院内管控体系，杜绝院内感染事件再度发生。
在接受太多的教训后，台湾终于决定设立SARS专责医院。5月19日，军方的松山医院正式成为岛内第一座符合SARS医疗标准作业的专责医院。在未来两周内，分设于北部、中部、南部、东部的另外九座专责医院将陆续启用。同一天，台湾各大医院陆续建立类似大陆的发烧门诊，在急诊室外设置帐篷式发烧筛检站，计有138处，从发烧这一关开始严控疫情。即日起，民众如果发烧，必须打119由救护车送往发烧筛检站就医，自行前往者将被课以罚款。
鉴于南部疫情吃紧，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日前赶赴高雄主持“南部八县市防治SARS会议”，指出当前防疫的重点在南部，医院是主战场。会议决定建立南部区域联防机制，加速整编南部SARS专责医院，强化医院内部感染源管控措施，严格落实居家隔离政策，立即成立“村里抗疫作战小组”。
到记者发稿时，南台湾的疫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前段令人担心的高雄长庚医院，经调查为单一感染源，没有在院外扩散，并且已连续三天没有员工遭感染。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通报的40多例病例中，最后确诊病例只有十多个。“疾病管制局”局长苏益仁表示，如果高雄长庚、高雄医大附医院等高屏地区医院控制好院内感染，台南、嘉义地区的医院也做好管控流程，两周内疫情应可以处理好。
当乐观的声音再次出现时，来自北台湾的消息却令人警觉。台北市继5月19日通报病例新增41例后，20日又新增64例，两度创下新高。市长马英九对此感到担忧：“目前这种情形也许是高峰期，因此正在密切注意中。”此间媒体也指出，从台湾过去两个月来的疫情发展看，没有任何理由乐观。何况，随着岛内SARS报告病例越来越多，发生疏漏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对台湾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在处理埃博拉出血热时的经验是值得重视的：疾病初获控制阶段，正是开始各项防治松懈的最危险时期，此时更应加倍努力。
第一部分 SARS疫区调查（下）台湾：台湾疫情大事记
3月14日台湾发现首例“非典”疑似病例。
3月27日台湾有关当局宣布将“非典型性肺炎”列为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3月28日台湾有关方面要求自当天起所有入岛旅客必须填写通报单，以确认是否有发烧、咳嗽等症状。
4月19日台湾SARS疫情进入发病高峰期。台卫生部门表示，已认定的死亡人数是13人，死亡率将近10％。
4月24日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下令封锁“非典”感染病例骤增的和平医院。
4月25日台湾当局卫生部门宣布，台湾“非典”防疫工作已经进入二级管理。根据台湾当局卫生部门的疫情策略计划表，防疫工作进入“二级管理”状态，就意味在医疗管理方面必须指定北、中、南、东各一家医院成立“非典”患者收容中心。
4月26日一名台中曾姓男子因感染“非典型肺炎”不治死亡，成为台湾首例因感染“非典”死亡的病例。
4月29日台湾“行政院临时院会”通过“严重急性呼吸道征候群应变处理条例”草案。草案内容包括：明定以举债方式，设置500亿元新台币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给予受“非典”影响的个人、产业必要的补偿；赋予政府实施特定强制隔离、区域管制及办理检疫措施的权力等。
5月1日台湾省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急诊室护理长（护士长）陈静秋因为呼吸衰竭导致休克，在林口长庚医院病逝，成为台湾省第一位因“非典”疫情殉职的医护人员。
5月5日台湾当局交通主管部门公路总局景观科科长周启辉因疑似感染SARS，在台大医院病逝，成为首位因SARS死亡的台湾政府官员。
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台北市列为旅行警告区。
5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台北市从中度感染区升级为高度感染区。
5月12日台北市卫生局长宣布撤掉和平医院院长吴康文职务。这是台北市政府首次因为“非典”事件对有关官员进行惩处。
5月12日台湾再增加两宗死亡个案，其中包括一名来自高雄的牙医，总死亡人数增至21人。台湾媒体指出，这显示“非典”疫情可能已从台湾北部传至南部。
5月17日台湾病例首次冲破300人大关，累计达308例，而且当天新增34个感染病例，创下单日病例数增加的最高纪录。第二天又证实新增病例36例，连续第二天创下单日病例最高增幅，显示疫情严峻。
5月18日台南高雄长庚医院首度证实，最近共有124名护理人员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