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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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陆绘印章的风波。徐恭时在1983年10月召开的南京《红楼梦》讨论会上提出，他和郭若愚目验原件，发现五行题记下面的“陆厚信印”实际上是“陆厚培印”。当时陆绘画像正在南京展出，一些与会者看过之后，也觉得“信”字似乎是一“倍”或“培”字。而参与作伪者之一的陆润吾的叔父的名字，就叫陆厚培。如是，则后题跋之说当毫无疑义。但有人拿来了《古玺文编》，证明信字古写恰好右侧作“吝”。后来郭若愚等又著文谈题记的另一方小印“艮生”的“艮”字，只能与“培”字有联系，与“信”则风马牛不相及。宋谋也觉得应该承认后题跋说了。但他说：“承认后题跋说不等于画像就一定是俞瀚而不是曹雪芹。”他强调这桩延续二十多年的公案并未了结，但究竟了结没了结，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1）
曹雪芹能诗，而且风格近似李贺，这是敦敏、敦诚和张宜泉诗文中透露出来的，应属可信。脂批也说《红楼梦》作者有传诗之意。但除《红楼梦》之外，并没有完整的雪芹诗作流传下来，只敦诚《琵琶行传奇》的题跋中，有两个断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敦诚赞为“新奇可诵”。这首诗其他六句是怎样写的，却无从知道，红学爱好者无不深以为憾。
但1973年左右，曹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佚诗忽然面世，《红楼梦》研究者中间争相传阅。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曾子刊载，全诗八句为：“睡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红粉真堪传栩栩，渌樽那靳感茫茫。西轩鼓板心犹壮，北浦琵琶韵未荒。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不久，吴世昌和徐恭时两先生撰写出详细笺释、论证和评价的文章，题为《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发表在1974年9月印发的南京师范学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增刊上，1975年第一期《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予以转载。吴、徐写道：“从这诗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韵律、技巧等种种方面加以考察的结果，认为这是雪芹原作，绝无可疑。”盛赞“雪芹此诗，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浑成的优秀范例”，可以用此诗“作为衡量别的相传是曹诗（如果还有的话）的尺度”。参见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册第750页。这样，所谓雪芹这首佚诗便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开了。
但同时也有传闻，说佚诗是假的，并不是雪芹的原作，而是“时人拟补”。1976年4月增订出版的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录存了这首诗，周先生加按语说：“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28页至第333页。接着，1977年，第四期《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刊出了《曹雪芹佚诗辨伪》一文，作者陈方，对佚诗的真实性明确加以否定。这样一来便激怒了吴世昌先生，再次撰写《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长达两万余言，发表于 1978年第四期《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公布了一系列关于佚诗“来历”的材料，引经据典，确认佚诗“不伪”。特别针对有人说“拟补”之人就是周汝昌，他痛加驳斥，认为周先生断“补”不出这样的诗作。他说这使人想起《晋书》里一个故事——阮籍的侄孙阮瞻不信鬼，来客与他辩论，辩不赢便作色曰：“即仆便是鬼！”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36页至第361页。
正当围绕曹雪芹的佚诗所进行的论争不可开交之时，香港的《七十年代》月刊在1979年第六期上披载出梅节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佚诗是假的，并说这是一个“骗案”，可以称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梅节《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载香港《七十年代》1979年第6期。于是吴世昌又在1979年第九期《七十年代》上，以《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为题，发表答辩文章，仍坚持佚诗不伪。梅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人帮揪出后，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编辑却揭露此诗是假古董，暗示作者就是周汝昌本人。吴世昌明知此诗来源可疑，却抢先发表，乃蒙骗群众。”吴世昌说：“梅节的行为已越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成为一个法律上的诽谤问题”，他“保留另行处分之权”。 1979年11月16日，梅节又在香港《广角镜》上撰文，题目是《关于曹雪芹“佚诗”的真相——兼答吴世昌先生的“斥辨伪谬论”》。至此，论争已呈白热状态。连顾颉刚、俞平伯两位红学元老也被卷入进来，因为吴世昌在文末附录了顾、俞给他的信函。顾颉刚在1979年7月18日致吴世昌的信中说：“雪芹《题琵琶行传奇》一律，我以为兄文绝对正确，亦当秉此旨意，写一短篇，届时请赐正。”俞平伯的信写于1979年3月14日，告诉吴世昌：“新加坡有周颖南者颇重视文献，托我转请顾老写字。及至写好送来，则赫然此七律也。跋语中确定为雪芹遗作，以晚年得见之为幸。”他自己的看法则未明示，只说：“认真比辨伪难，良信。”意甚微婉。参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第371至第372页。
吴恩裕是曹雪芹这首佚诗的先睹者，他的《曹雪芹佚著浅探》中的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和流传过程有所披露，其中写道：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所谓曹雪芹佚诗（2）
曹雪芹题敦诚之《琵琶行传奇》一折诗，敦诚于其《鹪鹩庵笔麈》中谓为“新奇可诵”，惜敦诚未引全诗……“全”诗既出，士林竞相传诵，《红楼梦》资料书，几无不翻印、注解，且复为文考释。近日颇有谓前六句为伪补者，又有谓为确系曹作者，一时视听颇乱。余以曾先睹此“全诗”为快，故仅就所知，以告读者。1971年冬，余在皖北濉溪之五铺镇，得周汝昌同志函示全诗，并云：“此诗来历欠明，可靠与否，俱不可知。”（1971年12月26日由北京所寄函）得周函后，余又函询该诗之所自来，据汝昌于1972年1月14日复函云：“（上略）至其来源，系人投赠，原录一纸，无头无尾，转托人送到。弟不在寓，亦未留他语。使弟一直闷闷，设法探访奇人。事实如此，原诗已奉目，弟绝无珍秘‘来路’之意，当荷见信。此与蜡石笔山照片之远投颁惠， 同为异事，可为前后辉暎（裕案：原即作‘暎’，下略）。”据此两函，则汝昌虽获此诗，因不知其来源也。1972年春，余自皖去沪转杭，由杭返京后，与汝昌相晤时，仍谓不知投诗者为谁氏。殆上海印布该“全”诗后，余始闻人言，汝昌曾告人，谓该诗系时人所补。斯时也，谈《红楼梦》者多以为异：益以既知为时人所补，必知其为何人，何不明言其人也？又颇有人认为，前六句即出汝昌之手。他友之关心此问题者，知余与汝昌相善，时来相问，亦有外地不识之同志，投书见询。遂再度致函汝昌。得复云：“（上略）场韵七律，前六句确系时人之作，此诗当年唯写与二人，一为家兄，一即兄也。家兄一见，亦甚惊奇。后设法探询，知为时人试补。其人原非作伪之意；不过因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看能补到何种水平耳。其诗笔尚可，但内容甚空泛，此其破绽矣。（芹真诗必不如此！）（下略）”观此书词气，则前六句为汝昌所补之说，似非无据。盖其所云：“其人原非作伪之意”、“苦爱芹诗”、“恨不得其全，聊复自试”诸语，已足使人疑为补者自解之词。然近见彼于新版《红楼梦新证》七五O页已刊入“全”诗；据汝昌之附记所云：“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则又并非自承。似此迷离惝恍之言，实令人难于判断此“拟补之者”之为谁。然余所最不解者则为：倘系汝昌自补，何以1973年汝昌刊于《文物》第二期《红楼梦及曹雪芹有关文物叙录一束》一文之提纲初稿（该文系余代《文物》所约，提纲初稿均先交余处，后转《文物》）中，竟有解释该“全”诗一节？以故余彼时认为：此六句诗当然非彼所补。虽其后汝昌又函余将该节取消（该文提纲《文物》编辑部未看到），倘非出自曹氏而系彼自己所补，即提纲初稿亦不应写入也。余意汝昌考证《红》、曹，历有年所，辨伪析疑之不暇，讵可含糊其词，以滋世人之惑！时至今日，何靳一言，以释众疑？吴恩裕：《曹雪芹佚著浅探》第232页至第23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最早看到佚诗的吴恩裕先生也被打到闷葫芦里了。不过他对佚诗的来历交代甚详，说明只有周汝昌深知诗案底理，因此他期待周先生站出来释疑。
1979年，周汝昌先生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说佚诗的前六句是他“试补”的，而且一共“试补”了三首，时间在1970年秋，刚从湖北干校回到首都的时候。至于有人“误以为真”，他说“这三首诗‘真’不了”，原因“一是内容空泛”，“二是诗的风格不对”：“我非雪芹，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雪芹那样的诗句的。真假之分，端在此处可见，其他都不需细论了。”周汝昌：《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参见《献芹集》第428页至第4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聚讼多时，红学界为之惊诧的曹雪芹佚诗案，终于了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第四部分：红学观念与红学方法的冲突红学论争—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1）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自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楼梦》研究者绝大多数对这一结论都是肯定的，所以考证派红学才有可能发展为曹学。只有一些索隐派学者怀抱异见，认为曹雪芹最多不过是一个增删改定者，他之前当另有一位具有遗民思想的人是原作者。台湾的潘重规先生以及《红楼梦原理》的作者杜世杰，即持此说；但由于立论孤弱，加之反对者甚众，没有集中展开讨论。1979年，戴不凡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如颗颗巨石投入“红湖”，在红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大规模的关于曹雪芹的著作权的论争由此拉开战幕。
戴不凡的文章刊载于《北方论丛》1979年第一期，长四万余字，主要论点是，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一手创纂”或“创始意义”的作者，他是在“石兄”的《风月宝鉴》旧稿的基础上，巧手新裁，改作成书的。总之，曹雪芹只是小说的“改作者”。他认为《红楼梦》的写作过程分两个阶段：
先是那个被称为“石兄”、自称为“石头”的作者业已“编集在此”的一部“自叙”性质的小说，由后来易名为“情僧”的空空道人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他“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同时又被人题以《红楼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