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家狗"之争-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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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韩诗外传》中的“丧家之狗”会是褒义？如果它仅仅是指治丧人家的狗，又何可尊可敬之有？对此，我有一个新解：此处的“丧家之狗”，并非指一般的活狗，而是指在丧葬仪式上使用的“刍狗”！按：所谓“刍狗”，即用茅草扎成的假狗，是古人祭祀的用品；在祭祀时显得冠冕堂皇，而祭祀一过，就弃如敝帚。如《庄子？天运》云：“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淮南子？齐俗训》亦云：“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羫苭，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蓟而已，夫有孰贵之？”
我们且回头再细看《韩诗外传》形容“丧家之狗”的那几句话：“既敛而椁，布席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末句“意欲施之”的“施”，通“弛”，当指弃置之义。——这是说，在完成丧礼之后，四望无人，就要抛弃掉，此即“丧家之狗”的下场。这不正与《庄子》、《淮南子》所说的“刍狗”若合符节吗？如果是活生生的狗，又何必非要扔掉呢？就因为它只不过是草扎的模型狗啊！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韩诗外传》里的孔子何以会拒绝“丧家之狗”这一比喻：因为“丧家之狗”只是假造的“刍狗”，看起来尊贵光鲜，实际上不过暂时利用；而孔子却不愿意像“刍狗”那样，徒有圣人名义而无所作为。至于所谓“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云云，大约是说：在世道混乱失序的时候，人们需要我孔丘这样的人作为“刍狗”，表面上尊之拜之，而一旦时过境迁，则弃之不顾，我哪能当笨伯呢！据《论语？阳货》，孔子曾表示：“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不甘心做虚有其表的匏瓜，当然也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刍狗”了。
关于“丧家狗”的两种故事系统，《史记》一系的文本流行较广，当出现在前；而《韩诗外传》只是孤立文本，当形成在后。我猜测：大概因为前一种文本将孔圣人形容为无主之狗，以后尊孔者感到不满（正如现在的新儒家对李零不满一样），遂假造出一种“修正主义”的新文本，同时更偷换概念，勉强地将“丧家之狗”的所指改为“刍狗”。
因此，《史记》所见的“丧家狗”故事虽不见于《论语》，但至少比《韩诗外传》的文本更可信据；即使那不是绝对可信的孔子“纪实”，也是相对可信的孔子“传闻”。在有限的文献依据中，引用这一“传闻”以复原孔子形象，无可厚非。
这就意味着，李零对《韩诗外传》文本虽嫌不够重视，但他根据《史记》文本，将“丧家狗”理解为流浪狗，在结论上并无不妥。孔子作为当时从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的游士阶层的代表，喻之为无家可归的狗，不亦宜乎？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胡适），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唐德刚对胡适的态度，恰近于李零对孔子的态度。唐德刚不将胡适当作圣人或完人，然而胡适自有千秋，“惶惶如丧家之犬”，又何曾有损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形象呢？
宁当“丧家狗”，不可做“看门狗”
在将“丧家狗”解释为流浪狗的前提下，李零更将“丧家狗”当作知识分子的隐喻———“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这个引申，固然融入了他个人的思想经验，但并未违反原始文本的语境，我以为是一个有意味的精彩引申。
“丧家狗”的称呼，适合比拟不得志的孔夫子，适合比拟失意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之，适合比拟对现实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也适合比拟作为思想流派的儒家的历史形象。
在西汉以前，儒家多不得意于当时，？？惶惶，奔走列国，岂非如“丧家狗”乎？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才总算被政治招安，从此两千年间，大都成了君主制度的“看门狗”。直到辛亥革命天崩地解，传统帝制终结，儒家无所依附，又从“看门狗”变回“丧家狗”。这是儒家的不幸，也是儒家的幸运：不幸的是丧失了制度依靠，不再有权力作后盾；幸运的是不必依附权势，更容易养成独立的批判精神。
现代以来的新儒家，如张君劢，如徐复观，皆在文化上坚守中国本位，而在政治上借鉴西方民主，对独裁制度作不平之鸣，正是“丧家狗”式的儒家；相反者如钱穆，为古代的君主专制做辩护士，为当代的独裁者做政治花瓶，则是“看门狗”式的儒家。至于今日大陆的新儒家，鼓吹所谓“政治儒学”、“现代仁道”，手淫思想，意淫政治，盖欲作“看门狗”而不可得者也！
“丧家狗”的训诂问题，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考证问题；但由“丧家狗”引申出来的解释问题，却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关于“丧家狗”的争辩，无非是借题发挥，借考证问题发泄其价值拷问，借学术问题显示其思想姿态（亦如明代对《大学》古本问题的考辨，背后实为朱熹、王阳明的思想路线之争）。故训诂问题、考证问题即使可以解决，思想问题、立场问题依然无法调和。胡适在《与柳田圣山论禅宗史书》中说：先生似是一位佛教信徒，似是一位禅宗信徒，而我是一个中国思想史的“学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与先生的根本见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
同样道理，李零作为一个文献学家，一个非儒非孔的怀疑主义者，与作为信徒的新儒家之间，可谓鸡同鸭讲，是无法真正展开对话的。
陈明先生批评李零只是“训诂家的眼界”，无法承担解释《论语》的工作。确实，训诂方法不足以完全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更加接近文本的原始面目，也更加接近古人思想的原貌；相反，由信仰出发的思想讨论，既以信仰始，亦以信仰终，则丝毫无益于文本问题的解决。训诂当然不是目的，不是结束，但却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训诂作为基础，所谓思想不过是沙上之塔。换句话说，没有思想的训诂还是训诂，而没有训诂的思想只不过是信仰而已。
道术已裂，世论多歧，辨如不辨，了犹未了。我原本只希望能解决一个小小的考证问题，其它的话，终不过是多此一举罢。
（《南方周末》2007…0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