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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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几乎没有哪一个工人竟然会在四十岁以前熬成四级工。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最多也不过能有十来个八级工。而八级工的工资也不过八十八元。许许多多的工人在他们的工厂干到退休那一天，熬了一辈子也不过才熬到五六级。我们一跨出中学校门每月就能挣四五十元，简直就是一种幸运。最初的岁月里，在发工资的日子，知青们一个个无不眉开眼笑，喜盈盈乐陶陶的。尤其像我和子卿那样的贫家子弟，甚至都从内心里认为，我们所吃的苦受的累，与我们每月所挣到的钱数相比，真是根本不值得一提。我们所挣到的钱数，使我和子卿在最初的日子里都是那么的乐观。我们的父辈们每月还不曾挣到过我们所挣那么多的钱呢！再说，我们当年都是勃勃青年，只要吃得饱，体力就充沛。多累也不觉得怎么累。多苦也不觉得怎么苦。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那个团工资是最高的。与当年的几千万知青相比，用今天的话说，我们何尝不是些“大款”，不是些收入方面的“知青贵族”呢！
连队里家境好的知青们，当年花起钱来一个比一个出手阔绰。买罐头，买饼干，甚至偷偷买烟酒。有时还暗暗约好了，三个五个一伙，制造个什么借口，请假到黑河市去下馆子。当年，那无疑是很“奢侈”、很“挥霍”、很“腐化”的。仅仅一年后，他们的衣着都变了。发的兵团服和兵团鞋帽，旧了破了，他们早已不屑于再往身上穿了。除非干很脏的活才不得不穿一穿。尤其冬季里，神气的，坦克兵戴的那一种样式的皮帽子，加上高筒皮靴、正规部队的合身的军棉衣军棉裤，使他们比贫家子弟的知青何止英俊十分！当年，黑河军区的军装厂，也格外优待地向“兵团战士”出售正规部队的军装。只要凭“兵团战士”的身份证就可以买到。只不过价格定的是很高的。按今天说法，可谓之“议价”和“创收”举措。至于皮帽子和皮靴，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买得起，黑河市的许多商店里都有卖。皮帽子三十多元一顶。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二百元以上吧？皮鞋四十多元一双，在今天至少要卖到三四百元以上吧？若摆在“燕莎”之类的大商场的柜台里，究竟会标价几何那就只有鬼才晓得了。即使在当年，三十多元一顶的皮帽子或四十多元一双的皮鞋，也并非一般家庭条件的人想买就舍得买就有钱买的。四十多元，当年足够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一个月的中等城市水平的生活费了。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每月是不必向家里寄钱的。他们的家庭并不指望他们这一点，他们也就没这一种义务感。他们的父母，在写给他们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句话——“照顾好自己”。这对他们的父母而言，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对他们自己而言，是不能不“时刻牢记”，不能不“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他们如果脸颊浑圆，满面健康的红光，穿得昂昂贵贵地探家，他们的父母见了他们就不至于替他们牵肠挂肚的了。否则，他们的父母们，就会伤感。就会难过。就会哭泣。每月的工资，对于他们，完全是用来“自给自足”的。而当年，每月四五十元，是足可以使一个知青在吃穿方面与一个局级干部相比的。区别可能仅仅在于，后者不必天天流大汗出大力。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可能比其他知青稍有例外的。后者有小车可坐。而他们是绝对不可存此梦想的。再有大概就是，臭虫蚊子叮咬起他们来，一点儿也不会比叮咬其他知青留情面些。连里最初是不许他们在衣着方面太“特殊化”的。怕“腐蚀”了全体知青，影响了连队的“风化”。也曾开过几次大会指名道姓地批评过。但所谓“兵团服”，并非像正规部队那样，夏有单的，冬有棉的，年年照发。实际上仅仅发了一次，以后再就成了失信的诺言。两年后，几乎没有哪一个知青的“兵团服”不是破烂不堪，不许自己买了穿戴，又怎么办呢！……
那些家境好的知青们对他们的父母们的最大孝心，便是体现在“照顾好自己”方面。
子卿对他们是非常看不顺眼的。比连指导员对他们还看不顺眼。子卿对他们也是非常蔑视的，正如他们很蔑视他一样。
除了一些女知青，在所有的男知青中，子卿那套“兵团服”，是穿得最持久的。穿到后来，穿到没法儿再补的地步，他仍舍不得扔。连我看着他那身破棉袄破棉裤，有时都在暗想——“明年他是非扔不可了！”可第二年，不知他怎么一对付一凑合，竟又穿了一年。与那些家境好的知青相比，他们穿得仿佛是沙俄时期的年轻的贵族骑兵军官，而他穿得仿佛是叫花子。连他们的马弁都不配是。不要以为这会使他们更有理由蔑视他。事实上他们由此而产生的，更是对他的说不出口的恼怒。叫花子似的子卿在他们面前常常表现出的冷峻的孤傲，使他们和别的知青们都不能不觉得，他们的皮帽子，他们的皮靴，他们的印有正规部队番号的军装，根本不值得谁羡慕，其实一文不值似的。子卿对他们的轻蔑，是足以对他们的自尊造成直接的穿透性的伤害的。而他们对子卿的轻蔑，却根本不能对他的自尊构成任何伤害似的。有时甚至被他的自尊反弹回去，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到北大荒的第三年春季，某一天宿舍里只有我和子卿两个人，我指着他终于从身上换下了的破棉袄棉裤说：“子卿，你何必呢？”
他瞪着我，反问：“什么意思？”
我说：“早该扔了，干吗总跟谁较劲儿似的，穿了一年又一年？”
他说：“我没跟任何人较劲。”
我说：“那好。那你今天就把这堆破烂儿扔了。买套新的！你总不至于告诉我你缺钱吧？”
他说：“当然，我买得起。”
我说：“如果缺布票，或者棉花票，我的全给你用。”
他说：“布票我不缺，棉花票也不缺，不需要你给。”
我有些生气地说：“那你是喜欢穿得像个叫花子似的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却所问非所答地，自言自语似的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愣愣地望着他，不明白他何以说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人是多么古怪的东西……”
我并不想明白他的话。
那天，我偷偷将他的棉袄和棉裤，更准确地说，将他那一堆破烂儿扔了。他知道被我扔了后，只不过对我苦笑了笑，没说什么不高兴的话……
每天吃过晚饭，如果连里没有活动，知青集体也没安排学习，人们就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连我也不大见得着他的影子，往往在吹过熄灯号时，他才幽灵似的悄悄回到宿舍。因为除了我，没第二个知青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也就没谁在意过他的诡秘行踪。他根本上是一个丝毫也不被别人关注更不被别人关心的人。他仿佛也很乐于自己是那样一个人。只有我出于好奇心询问过他两次。每一次他都以同样的话回答我，说是独自一个人寻清静去了。我的子卿他从小就孤独惯了，连我对他有点儿诡秘的行踪也逐渐的习以为常了，见惯不怪了。
我是连知青宣传队的“创作员”。有次为宣传队编了一个独幕小话剧是《编筐》。内容很简单，无非是知青们如何向贫下中农学编筐而已。第二天宣传队要到团里去参加汇报演出。剧中需要不少柔软的柳条。而最为柔软的柳条当然是生长在靠近小河边的地方。大家都说，你写的“剧”，柳条也由你自己去找吧。我呢，欲拒无词，只得于傍晚夹了柄镰刀，内心里并不怎么情愿地沿着河边寻寻觅觅，边走边割……
蓦地我站住了，我发现在一片细沙滩那儿，有一个人。他弯着腰，手拿一枝树桠，在沙滩上写写画画，一会儿直起腰仰起头苦苦思索，一会儿用脚将写画过的沙滩抹平，重新写……
那不是子卿是谁呢？
那时天已快黑了。最早的几颗星已出现在天空上了。
他究竟在那儿干什么呢？
我悄悄地接近了他——原来他在沙滩上解几何题！
他是那么的专注。我在他身后站了许久，他都没觉察到。
“子卿……”
尽管我的声音极轻，他还是被吓了一大跳，倏地转过身。见是我，他似乎暗暗舒了口气，迅速之极地用脚彻底抹平沙滩。
他问：“你干什么来了？”
我说：“割些柳条。”
接着问他：“你一向都是到这儿来？”
他在沙滩上坐下了，扔掉手里的树桠，不回答我的话。
我又问：“冬天也是到这儿来？”
他还不回答。
我“穷追不舍”地问：“冬天，不管零下多少度，照样在雪地上解几何题？你可真会选择地方！”
他站起来了，脸转向别处，回避地说：“别问那么多。”
我见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本卷起的书，一把夺了过去。那是一本高二的几何课本。
想不到他这么有心，下乡前，竟没忘了弄到高中的课本带着！不是从城市里带来的，又会是从哪儿来的呢？
他立刻从我手中又将课本夺过去了，从圆领线衣的领口贴胸塞入，一颗一颗扣上衣扣。他那样子心里有点儿犯急。只不过因为干扰他的是我，压抑着不好意思发作罢了。
“全套的高中课本你都带来了？”
“还弄到了什么大学的课本也带来了吧？”
我的问话中不无挖苦的成分。
而他竟老实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使我讶然，而且使我愕然了。你看到一个人分明的是被一种梦想纠缠住了，他又是你的知己，你最亲密的兄弟般的朋友，你再善于理解他，大概也不可能不愕然的吧？
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手说：“子卿，你先别忙走。你坐下，看来，咱们今天得开诚布公地谈谈心里话！”
他挣了挣手，没挣脱，只得顺从地，默默地坐在我身旁。
那时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尽管我们坐得那样近，彼此看对方的脸，面目已都有些模糊了。至少我是看不大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了，也就很难猜测他当时的心态。
我说：“子卿，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些什么人？”
他说：“兵团战士。”
我说：“是兵团战士的我们同时又是些什么人？”
他说：“知识青年。”
我说：“我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他说：“农垦戍边。”
我说：“屯垦戍边的同时还得怎样？”
他说：“接受再教育。”
我说：“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说：“三年。”
我说：“还要多久？”
他说：“不知道。”
尽管我已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我还是用一只手钳住他的下巴，将他的脸硬扳向我的脸。他一向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从来都是我向他讨教什么，而他对我进行教诲。我第一次那么放肆地那么无礼地对待他。
我严肃而又嘲讽地说：“哈，哈，翟子卿，我还以为你患了妄想症呢，原来你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嘛！原来你头脑很正常嘛！那你还存的什么幻想？你这不也是在跟自己较劲儿吗？你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地瞎浪费心思瞎浪费精力吗！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打入‘另册’了！我们已经整代地被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