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北京:春夏来冬-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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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近代以来的生活，过于讲求功利和实用，做每件事，都事先计算好，希望能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这样急功近利，没有意思。无用的东西，比如游戏，对于生活来说，其实很有意义。举例来说，我们看夕阳、观秋荷、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须的。你能因为它不影响“温饱”，就否定观赏落日的意义？之所以谈点心时，要点出“历史的”、“精炼的”、“颓废的”三个修饰语，就因为它有关文化、审美、心情，故不可忽略。

　　这种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第一，晚清以来，我们相信“科学”，追求“进步”，崇尚“西洋文明”，对于自家原先某些精致、悠闲的生活方式，弃之如敝屐，这种态度，在周看来，并不可取；第二，左翼作家对革命文学的提倡，对颓废文艺的批判，以及将政治与文学捆绑在一起的功利性，周作人很不欣赏；第三，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周作人始终把“文化精神”和“生活趣味”扭结在一起。一般人会认为，日常生活里的东西，比如点心，没什么了不起；可周作人却从点心的粗糙看出文化的粗糙、灵魂的粗糙。必须承认，这跟日本文化中对“精致”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

　　可这种趣味，弄不好，就滑落成今天的“小资”了。“小资”就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大陆很流行的词。说你这个人挺“小资”的，就是说，虽然不是很有钱，但生活还过得去，讲求品味，了解时尚，读一点文学，听一点音乐，喜欢名牌，还不时表现一下自己的“不同流俗”。真高雅的，不是“小资”；有钱没文化的，也不算“小资”。“小资”的必修课，包括张爱玲、村上春树、昆德拉、王家卫、伊朗电影、小剧场艺术等。“小资”喜欢炫耀自己“有情调”，批评别人“没品味”。这是现在的状态，半个多世纪前呢？

　　那时左翼文学蓬勃兴起，“精致”的生活趣味受到严重压制。人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流血流汗，你还在谈什么点心好不好吃，不觉得害羞？在这种气氛下，周作人等京派文人的姿态，不被青年学生看好——不只是批评，简直是蔑视。这种对于“闲适”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但未免过于功利了些。当然，这跟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记得林语堂说过：人的一生，就好像过马路，先看看左，过了中线以后，再看看右。三十岁以前不激烈，没出息；五十岁后还激烈，这人也挺可怕的。1930年代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大致都过了热血沸腾的年龄，其鄙薄文化上的功利主义、追求精致的生活趣味，不能说一无是处。当年很多青年人看不起周作人等，觉得他们只顾自己安逸的生活，精神萎靡，格局太小。可过了几十年，我们明白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之间的缝隙，了解政治与审美的距离，也明白崇高与幽雅是两种不同的生命境界，学界对于激进而粗砺的革命想像，开始有了几分认真的反省；同时，对于周作人之强调文化上的精致，也有了几分同情之理解。

　
关于《北平的春天》（2）
　　好，话说回来，介绍前面这两篇文章，是为主角的登场作铺垫。记得两点：第一，这城，居住久了，就是家乡，就值得我眷恋；第二，文化精神跟日常生活趣味，完全可以联结在一起，口腹之欲，有时候能上升到精神层面。有了这两个观念，接下来，就该进入《北平的春天》了。

　　周作人的文章很有特点，用他的自己话说，就是“涩”，真的很像苦茶，不抢口，有余甘，能回味，经得起咀嚼。必须是有文化、有阅历的人，才能接受、才能欣赏。有人的文章，是写给中年人的，比如周作人；有人的文章，是写给少年人的，比如徐志摩。喜欢徐志摩的读者，很可能不欣赏周作人；反过来也一样。这涉及写作者的趣味、心态，还有文章的结构、语言以及表达方式。题目《北平的春天》，一开篇却是：“北平的春天似乎已经开始了，虽然我还不太觉得。”你看，曲里拐弯，别别扭扭的，就是不让你读得顺畅。文章的结尾又是：“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这样的正题反作，故意违背常规，以春游始，以冬读结，阻断你的习惯思路，引起阅读兴趣。写文章最怕轻车熟路，你刚开口说第一句，读者就猜到你下面会说什么。周作人的文章相反，有时候用典，有时候插入大段古文，有时候东拉西扯，有时候跳跃前进，总之，就是不让你感觉“滑”，非要你停下来琢磨琢磨不可。

　　文章开头说，北平的春天开始了，可春天并非一种概念的美，而应该是一种官能的美，能够直接用手、脚、鼻子、眼睛来领略的，那才是真正的春天。根据少年时代在绍兴扫墓的经验，所谓“游春”，必须跟花木、河水有直接的联系。春天到了，花草树木，或吐芽，或着花，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再加上那一汪清水，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春天的感觉这才真正体现出来。可北平呢，北平的春天在哪？周作人说，虽然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于“春游”没有任何经验。妙峰山很热闹，但没去过；清明郊游应该有意思吧，也没去过。为什么？就因为北平是一座内陆城市，旁边没有大江大河；而缺少了水气，不仅“使春光减了成色”，更使得整座城市缺乏某种灵气与风情。

　　老北大在城里，地名叫北沙滩，就在故宫旁边。那里现在还有个地名，叫“北河沿”，当年是一条小水沟。北大著名教授刘半农专门写了篇文章，题目挺吓人的，叫《北大河》。文章大意是说，全世界著名的大学，要不拥有湖泊，要不临近江河——有水为伴，大学方才有灵气，在这里读书，才会充满灵感。他老兄是在巴黎留学的，肯定想起了塞纳河边读书的美好时光。北大周围没有江河，实在可惜，刘教授灵机一动，就把这条小水沟命名为“北大河”。可后来城市发展，修马路，连这条小水沟都被填平了。诸位有兴趣的话，到北京时，看看那叫“北河沿”的，现在是如何的车水马龙。幸亏1952年后，北大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也就是现在的燕园。那里倒是有个湖，很大的湖，钱穆给起的名字，叫“未名湖”。未名湖是北大的最大风景，也是学生们的爱情圣地。在国外，经常听人家说，你们的校长来访问，讲话很幽默嘛，一上来就是：我们北大没什么，“一塌糊涂”。大家都很惊讶，校长于是慢慢抖开包袱：北大风景最好的，一是未名湖，二是博雅塔，三是刚扩建的图书馆。合起来，不就是“一塔湖图”吗？这个“幽默”使用频率太高，越来越不好笑了。但我承认，这三个景点，尤其是未名湖那一汪清水，对北大来说，太重要了。

　　无论是一所大学，还是一座城市，有足够的水，对于生活与审美，都至关重要。北京没那么多的水，因此，北京的春天，显得不够腴润，也缺乏灵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似乎没有真正存在过。很多人都谈到，北京的春天太短暂，冬天刚刚过去，夏天马上就要来了，稍不留意，慌里慌张的春天，就从你的手指缝里溜走了。北京的春天若有若无，似乎不曾独立存在过，不像南方的春天，可以让你从容欣赏，周作人对这一点颇有怨言。

　　我的感觉跟周作人不一样：正因为北京的春天难得，稍纵即逝，所以北京人才会格外珍惜，才要大张旗鼓地“游春”。我在南方长大，那么多年了，就是没有感觉到“春游”的必要性。人家都夸你的家乡“四季如春”，开始我也很高兴；可到北方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四季如春”不是好词。一年四季，除了凉一点，热一点，没有什么变化，这不是什么好事。第一次见到北京从冬天到春天的转变，对我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真的用得上“惊心动魄”四个字。记得那是阳历三月初，天还很冷，我裹了一件借来的军大衣，在大街走，还很不自在的。就在我寄居北京的那半个多月，眼看着湖面上的薄冰一块块地融解，光秃秃的柳树一点点地吐芽，这种生命从无到有的感觉，真让人感动。我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一定要游春，那是对于大自然的感恩，对于生命的礼赞！这种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感觉，在南方，可能也有，但不太明显。

　　周作人慨叹北京的水气太少，春天来得太慌张了，这点我承认。不过，所谓北京的春天“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似乎还另有所指。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在危机中崛起，很急迫地往前赶路，确实是走得“太慌张了”，缺少一种神定气闲、天马行空的精神状态。因此，整个文化艺术显得有点“急就章”，不够厚实，也不够腴润。所谓的文化积累，需要金钱，需要时间，更需要良好的心境。当然，我这样的解读方式，显然关注的是周作人的整个文脉。

　　从周氏一贯的主张及趣味看，“慌张”、“腴润”云云，确实可引申开去。但你不能简单对应，硬说这里的“春天”象征着“文化精神”什么的；要是那样的话，“冬天”怎么办？就像周作人说的，北平的冬天不苦寒，屋里烧着暖气，手不会冻僵，神清气爽，特别适合于读书写作，这不也挺好？这就必须回到周氏文章的特色：基本上是个人化的表述，拒绝成为公共话语，你说他文章有没有寓意，有，但点到即止，若隐若现，只能心领神会，不好过分坐实。

　
关于《故都的秋》（1）
　　不过，郁达夫还是认定，在所有美好的秋天里，北京的秋天，或者说北方的秋天，最值得怀念。因为，它把秋天特有的那种凄清与艳丽合而为一的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说过北京的“春”，该轮到“秋”了。这是北京最美的两个季节。关于北京的秋天，我选择的是郁达夫的文章，题目叫《故都的秋》。

　　郁达夫，1896年出生，1945年去世，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出版小说集《沉沦》，是早期新文学最值得称道的作品之一，也是五四那一代年轻人重要的启蒙读物，其自叙传的小说体式，病态的美以及感伤情调，让当时刚刚觉醒的青年学生很受震撼。到了1930年代，郁达夫的文风大变，或者像小说《迟桂花》那样，赞美天然的、健全的、率真的女性；或者转而撰写山水游记以及旧体诗词。郁达夫可以说是新文学家中旧体诗写得最好的，当然还有鲁迅、聂绀弩等。抗战爆发，郁达夫先是在新加坡为《星洲日报》等编副刊，1942年撤到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在当地一家酒厂工作。有一次，日本宪兵欺负人，郁挺身而出，用日语跟人家交涉，这下子暴露了身份。宪兵队长知道他非同寻常，大概也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底细，但不动声色，继续跟他打交道，还称兄道弟的。可日本一宣布投降，宪兵就把郁达夫杀了，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郁达夫早年在北平生活，1933年起移居杭州，第二年，也就是1934年，短暂回京时，写下了这篇赞美诗般的《故都的秋》。过了两年，又写了篇《北平的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