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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5249-君臣道-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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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奇怪。”其实,他心里有数,鳌拜是心怀不轨,康熙帝马上就离开了那里。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一天,康熙帝召集少年侍卫问: “你们都是朕的股肱耆旧,是畏惧朕?还是畏惧鳌拜?”小侍卫们齐声说: “独畏惧皇上!”康熙帝放心了,然后命人宣鳌拜单独入见,鳌拜昂然而入皇宫内院。康熙帝厉声问道: “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傲然回答: “臣何罪之有?”康熙帝道: “你欺君擅权,妄杀大臣,罪不胜数,左右快与我拿下!”小侍卫们立时围了上来,鳌拜稍加反抗,便被摔倒在地,痛打一顿,随即将他监禁起来。同时,又将他的党羽一网打尽,都交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    
    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行动起来就干净利落,鳌拜虽然党羽甚多,但一时之间群龙无首,也只能一一俯首就擒。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何况他们实在不得人心,没有什么真正的力量。康熙帝要将狂妄自大的鳌拜除去,先利用他的狂妄,以退为进,褒奖他,纵容他,使他失去戒心。下手时,康熙帝既不在朝堂上发难,也不动用御林军,而是用这种秘密逮捕的方式来治服他,确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康熙帝看出,用公开的方式恐怕难以奏效,大臣们所以惧怕鳌拜,不仅因为他是辅政大臣,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大老粗,人们惧怕他本人,因此只要把他治服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这种事情往往有一种心理的因素在起巨大的作用。清朝末年,光绪皇帝要夺回权力时,也遇到了这种心理因素的障碍,大臣们早已习惯听命于西太后了,小皇帝即使亲政了,人们也不信服他,他永远是一个傀儡,他要夺回权力必须首先除掉西太后,而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所以他无可奈何。君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为什么在此时又不起作用了呢?可见,在制度与正统观念这两个因素之外又有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有什么因素呢?是人际关系的因素。这种人际关系的因素似乎是超乎制度之外的。    
    大臣会议审实鳌拜罪状30条,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子侄兄弟一并斩首,眷属家产籍没。鳌拜请皇上察看他当年在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时,身上留下的刀疤箭伤。康熙帝念其历事太宗、世祖两朝,效力多年,屡建战功,不忍加诛,将死罪改为终身拘禁,其子也免了死刑,同党多人处斩,其余分别作撤职、降级处理。数年后,鳌拜在幽所郁郁而亡。    
    被鳌拜冤杀、革职的大臣都一一平反昭雪。那些依附于鳌拜,不把小皇帝当回事的大臣们,这下可知道了这位小皇帝的厉害。少年康熙在孝庄皇太后的指导下,“戒急用忍”,计除鳌拜,夺回权力。此时,康熙帝只有16岁。表面上不动声色,其实是不好惹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戒急用忍”并非仅仅是一种计谋意义上的小智小慧,它更是一种具有深刻哲理意义的东方智慧,其渊源来自于儒学经典《中庸》。难能可贵的是,在夺回权力之后,康熙帝治国仍然是以“戒急用忍”的态度来开创太平盛世的,而不是好大喜功,任性胡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熙帝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用“戒急用忍”四字概括,后人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智慧。    
    从此,康熙帝废除了辅政大臣制,收回了批红之权,所有奏折朱笔谕旨,皆出自他亲手,一直坚持到晚年,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勉强用左手写,也不叫人代笔。 这些显然都是为了加强君王极权。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独掌权柄之后,深感武人治国的危害,为此大力提倡文治。


《君臣道》第一卷第一帝师熊赐履(一)

    第一帝师熊赐履    
    前文说到,汉族大臣们不可能求得“冢宰”分权的地位,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帝师的地位了。早期儒家都是以周公事业为理想模式的,唐宋时期士大夫还有“致君尧舜”的气象,就是在最昏暗的明朝,还有过一次张居正辅政,都是“冢宰”分权的先例。惟独到了清朝,皇权的旁落除了鳌拜擅权就是太后垂帘听政,都没有积极意义。在清朝初期,汉臣只有做顾问参谋的份儿,士大夫的地位低于满族家奴者,有时甚至连士大夫的尊严都保不住。    
    康熙初年,参与决策的除四大臣之外,还有议政王大臣、贝勒。这些满洲贵族大多对汉儒文化不以为然,其中孝庄太后的影响力也不小。她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偏爱,自然也是讨厌汉语、汉俗,认为“汉俗盛则胡运衰”,不赞成顺治帝和康熙帝学习儒家文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孝庄太后是喜欢汉学的,康熙帝尊重儒学也是受到她的影响。这就矛盾了,然而历史常常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从小对汉儒文化就十分感兴趣,首先要归功于他身边的两位原明宫太监,张某和林某。二人原是读书之人,他们不仅教授他四书五经,书写汉字,而且经常给他讲述明朝的宫廷轶事和典章制度,使康熙帝幼年就对儒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幼年教养是何等重要。    
    儒家文化意识最重视教育兴国,对君主的教育尤其重视。虽然说是“君权天授”,但君德却不能不得之于学养。“天”与“德”也可以画等号,把权力赋予有德之人,是古人“尚贤”观念的体现。心术不正之人,一旦处于至高无上之尊位,必然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浩劫和灾难。自然灾难无论如何也比不上坏皇帝的祸害深重,所以教育皇帝是关系到国家兴衰的大事。封建社会既然不能民选皇帝,就只有通过教育皇帝的途径来“选择”皇帝的贤愚。贤明的皇帝是通过道德教育这一选择方式产生的。其实,皇帝的权力是天赋这一观念的本意,不是指神权与皇权合一,所谓“天择”、“天授”,就是要讲道德,因为道德是源于人之天性(自然之性),人欲则是源于外界刺激。儒家认为,向善是人之天性。今人否认人之初性本善,也就会误解“君权天授”的意思。其实,天就是大公无私之意,“君权天授”就是要求皇帝大公无私。历代皇帝故意歪曲儒家的观念,掺入法家观念,后人就搞不清本意了。    
    康熙四年(1665年),太常寺少卿钱铤上疏,要求教授小皇帝儒学,他指出: “君德关于治道,儒学尤为急务,请将满汉诸臣中老成耆旧、德行温良、博通经史者,各慎选数员,令其出入侍从,以备朝夕顾问,先将经史中古帝王敬天勤民、用贤纳谏等善政,采集成书,分班值讲,每日讲说数条,不使间断,必能有裨圣德。”这在鳌拜辅政之期当然不可能实行,鳌拜所要的仅仅是权力,而非权力的道德化。权力说到底也就是人际关系,以什么为基础呢?以德为基础,抑或是以利为基础?《左传》说: “君能掌握天命为义,臣能承受天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宣公十五年)所谓“天命”也无非是规律的意思,以义与信谋利,就是符合天命,就是保卫社稷,可以做人民的君主。让皇帝学这些知识,鳌拜是反对的。    
    康熙六年(1667年),康熙帝亲政,汉族大臣再次纷纷上疏,请求教授皇帝儒学,开设经筵日讲(即为研读经史而设的御前讲席),这些建议仍然没有被辅政大臣们采纳。在他们看来,满洲是从马上得天下,如今以马上治天下,乃是顺理成章,满洲皇帝只需精通骑射,所要学习的也只是“满洲家法”而已。后来康熙帝剪除鳌拜,抛弃清朝“祖宗家法”,“悉承明制”。令人遗憾的是,“祖宗家法”中的积极因素也被抛弃了,“悉承明制”却是把明朝的消极因素加强了。    
    在封建社会,汉族皇帝或皇太子的教育向来受到特殊的重视。汉朝贾谊说: “天下兴亡,悬于太子之手,太子善恶,皆在于少年所受师傅的教育和周围人的影响。”康熙帝后来又为皇子们规定了学习制度,皇子6岁必须读书。以后雍正帝把它作为一条制度固定下来,正式设立上书房,以总师傅、总谙答为首的教育管理系统。自古以来,帝师往往是由名重一时的硕彦大儒来担任,称太傅、太保。不仅是为了小皇帝和太子的教育,成年皇帝的教育仍要照常进行,学习内容从文史知识转为探讨治国之道。对于成年皇帝,师傅又称为侍讲、侍读或经筵日讲官,如宋代的程颐、朱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做过经筵日讲官。经筵为盛典,每月三次,平时则不定日进讲,以收持之以恒的效果。皇帝选官以才能和道德为标准,“以臣选君”既然不行,以道德塑造君主就是惟一的办法。    
    在促使恢复经筵、日讲制度这件事上,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湖北孝感人,顺治进士,东阁大学士,居官清廉敢于言事。康熙六年,他上著名的《万言疏》,列数朝廷上下存在的种种弊端,特别指出教育皇帝是建国之本,“皇上生长深宫,春秋方富,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薰陶德性。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读书。不徒然从事讲读之虚文,不徒然虚应经筵之故事,不以天气寒暑而有停辍,不以日夜晨夕而有间断”。帝师的作用初步表现为教授小皇帝基本的文化知识、道德修养,而且有很明确的目标,是为了“行政出治”。同时注重民间教育,如今“学校极其废弛,士子惟揣摩举业,为掇取科名富贵之工具,不知读书讲学是求圣贤之道理。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中国古人有“仕必由道”的观念。创立科举就是为了使“以道取仕”有一个标准,然而读书人大多都把科考与富贵紧密相联系,却与“圣贤道理”远离了,入朝为官,鲜有不做贪官者。    
    熊赐履提倡讲学以明了道理,这是做官的基础。与做君的基础一样,君臣都是同一个基础,这是儒家的君臣观,如臣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立君为民,无为;君以道驭臣,纳谏等等。法家君臣观念则不然,讲的是君势、法术一类的关系。一般来说,君主所注重的都是法家观念,熊赐履要求康熙帝学习儒家观念。    
    次年,熊赐履又上《清除积习销隐忧疏》,“皇上聪明,而朝纲独断,讲学与勤政二者不可偏废”。熊赐履两次上疏均遭鳌拜斥责。康熙帝受到鳌拜的压抑,对于权力分散的满洲家法十分厌恶,立志要朝纲独断,以儒学为治国经纬。从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被否定,而汉文化中的法家毒素却被发扬光大了。“朝纲独断”与其说是儒家的思想,倒不如说是法家的思想更确切。    
    在擒拿鳌拜一个多月之前,康熙帝采纳汉官建议,亲自到国子监去祭祀孔夫子。皇上亲自祭孔,这是一个象征,表明清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一样,尊孔崇儒,孔孟之道仍然是中国人的正统思想,这既起到了笼络汉族官民的作用,也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合法性,因此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一个月以后,康熙帝剪除鳌拜及其势力,满洲贵族中的仇汉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康熙帝立即着手施行经筵日讲制度。    
    康熙九年(1670年)七月,康熙帝召国史馆学士熊赐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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