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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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录》却将此事加以改造，说成是雍正帝子时死，弘历于寅刻至大内。地点和时间就不对了，提前了一个时辰，地点由圆明园改在紫禁城。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等候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到齐，然后启封，才知道嗣君之事。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必依赖大臣执行大行皇帝的遗命，而是皇太子宝亲王在即位以前就颁布了一道谕旨： 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这表明，在雍正帝病危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皇太子已经代行君权，君臣名分已然确定。这里只字不提圆明园诏书，显然是为了抹煞鄂尔泰、张廷玉在权力交接中的作用。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六月亲奉乃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当初，张廷玉修实录，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事实删削，现在《清高宗实录》又是如此办理。连不必篡改的事情也篡改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史书呢？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袁枚所撰写的《鄂尔泰行略》，比张廷玉的年谱还要突出宰相的作用，把鄂尔泰视为顾命大臣： “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今上登极”。乾隆帝不原意承认在雍正帝去世与自己遵旨即位之前有一个由宰相鄂尔泰、张廷玉来填补的最高权力的空缺期。真实的历史总是不堪承认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它是非常短暂的，乾隆帝却领会到，此事对君权具有深刻的否定意义。由鄂尔泰、张廷玉宣布立储遗旨，确立弘历的继承人地位，对于乾隆帝是一个羞辱。事后他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整治这两位使他蒙羞的宰相。
在最高权力更迭中，尽管这个由大臣填补的空缺极其短暂，但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
《君臣道》第四卷物极必反，殊途同归（一）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乾隆帝当政的前期，君臣关系是比较开放的。他一反乃父的严刻而崇尚宽仁。
雍正帝遗诏说： “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因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饰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苛察大臣官员是雍正朝政的突出特点。当年雍正帝行束湿之治“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有矫枉过正之弊。雍正帝认为这只是适应当时的情况，属于非正常，本打算恢复旧章的，然而来不及了。
物极必反，乾隆帝的初政，相当宽仁。他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的治术，主张以“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的中庸之道治国。在雍正朝，大臣们普遍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乾隆初政，便对雍正朝的治术有所变更。乾隆帝对王公大臣们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急），以臻致平康直之治。”所谓“因时更化”“刚柔相济”就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中庸之道。这种哲学运用得好，可以避免过严或过宽的毛病。雍正帝的毛病显然是过严了。
早在居藩邸时，乾隆帝就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文章的大旨是论述施政尚宽，为政宽大才能得人。乾隆帝此文并非泛论，而是有感于雍正帝的苛察而发论的。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过于苛察“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衡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不利于长治久安。
乾隆帝还有一篇《汉元帝论》却是反对宽柔的。文章说：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亡速者，一知其将危而济之以宽和，犹可挽救于末路，亡缓者，相互牵连受苦，日甚一日，虽有贤者，亦无以善其后者。故刚暴之亡国也，或聚敛诛戮之已甚，众叛亲离，而祖宗之德泽未泯，身虽亡而国祚有不绝者焉。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祸，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元帝）虽质本仁柔，性好儒学，贡薛韦匡迭为丞相，然所谓仁柔乃姑息之爱，妇人太监之仁也。所谓好儒，乃徒事文墨娴典故之儒，非笃学守道，直节不阿，忧国忘身之儒也。汉业之衰，不自元帝始哉？”
他认为，汉朝的衰亡是由于汉元帝的柔弱，他主张为政宁失之于刚暴，不失之于柔懦。乾隆帝所推崇的宽仁，异于康熙帝之宽仁。其用人行政之严刻，往往较雍正帝更甚。
乾隆帝对雍正帝施政方针的修正，引起了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不满。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出任河南许州知州。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压制进士出身的官员，引发了田文镜与直隶总督李绂互参案。王士俊也卷入其中。他反对田文镜在盐碱地上征税，王士俊因此被田文镜忌恨。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却非常赏识王士俊，后来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后，奏请把王士俊带至广东。在杨文乾的保举下，王士俊升任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雍正十年王士俊继田文镜之后担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虽然王士俊受到田文镜的排挤，但他本人也是尚严政策的拥护者。他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赏识，才能够从州县升至督抚。现在乾隆帝实行的“宽严相济”政策，是王士俊所不赞成的。乾隆帝撤销了河东总督设置，任命王士俊为四川巡抚。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开放言路，下诏令文武百官轮班条奏，“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折奏”。当时乾隆帝初登大位，“外事总未经历”，欲借此集思广益，并以了解臣僚的思想动向。这对于压抑很久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一时人言鼎沸，议论纷纷。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王士俊鲁莽地在密折中批评乾隆帝施政“惟在翻驳前案”，以致有人认为，“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就是善政。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官员的心态。
乾隆帝就此问题说： 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这就是中庸之道。他并对朝野盛行的翻案之说斥责道： “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护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昔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由此可见，对帝王一类权势者的虚心讷谏的表态决不可以当真。王士俊却有些天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类似的现象中发现一个道理： 臣工对君主不提出异议是受到压制所致，一旦压制放松，异议就表现出来了。人有要求表达意见的需要，是天然的，有没有这种权利或自由，都不能抹煞这种天然需要。不必以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不懂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贵。
乾隆帝师傅、大学士朱轼上疏要求改变雍正朝的陈规，尤其是对大小官员断案动则从重的现象给予谴责。他主张朝廷应慎重用刑。在雍正时期，司刑之官以严刻为能事，一案到手，不仔细调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从严。因为不这样做，上司就会驳斥，严刻断案成为官员们避免刑部挑剔的法宝。有人就旁生枝节，有意株连，以此显示自己断案的才能。乾隆帝对朱轼的意见非常赞同。他说： “量刑定罪起于州县，成于督抚两司，初不慎重，哪能保证不出冤狱。因此亲民之官一定要设法得到案件的隐情，然后依法量刑定罪。”
这个问题张廷玉早就向雍正帝上书强调过。因为是雍正帝本人喜欢严刻，官吏们才严刻。雍正帝对科举朋党的打击，没有触及到张廷玉，张提出“慎刑”问题也没有触怒雍正帝，是因为张廷玉有功，他的批评就被容忍了。但严刻之风在雍正朝是刹不住的。
户部尚书史贻直对雍正帝压制科甲，变更陈例，科道吏部不专用正途，官员升迁不循资格的做法提出异议。雍正帝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把相权彻底摧毁。压制科甲与官员升迁不走正途的目的，是防止重臣大僚利用分配权力的机会营私舞弊，收受贿赂。
此时，雍正帝的宠臣“模范督抚”田文镜成为众矢之的，朱轼指责他在河南虚报垦田，逼迫小民输粮，百姓不免苦累。史贻直则对田文镜在河南的两大政策： 垦田和捐输予以根本的否定。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在一点时间内做一些好事，但是这不等于他一辈子都会做好事。所以儒家的观念强调人要终生不懈地修身养性。孔子说他的好学生颜回最大的优点是“三月不违仁”。仅仅三个月都不容易做到，要三年、三十年不违仁做得到吗？田文镜不是贪官，而是能吏，尚且不能够坚持做好事，贪官就更糟糕了。
《君臣道》第四卷物极必反，殊途同归（二）
山东道监察御史曹一士又对雍正帝的文字狱提出批评。他说： “举首文字悖逆之案，多挟嫌陷罪，有司见事生风，株连波累，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条例上陈候旨，嗣后有妄举悖逆者，即反坐以告之罪。”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而且是胆大妄为了。皇帝怎么能放弃文字狱这一基本国策呢？后来乾隆帝搞文字狱也是好大喜功，把修书的文化事业搞成焚书的文字劫难，两者合二为一，盛况空前。
谢济世这位严猛政治的受害者，被发配充军九年，乾隆帝即位，被召还，补授江南道御史。谢济世又不甘寂寞，在“广开言路”一疏中，对皇权扩张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称雍正帝的治术为霸道而非王道，他认为有两点不合理：
第一，密奏不可有。“古之帝王厌恶至察。语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自后世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公开姓名，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相忌，君臣相疑，无论捉影捕风，将无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实，而臣子阴私小过，不是君父所乐闻的，恐怕唐虞好问好察不是这个意思，请自今以后，除军机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朝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