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5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逮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谕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谄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谄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制造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锡保同时将陆生柟和谢济世参劾，说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讥刺时政。对他的文字加以附会，强加罪名。雍正帝也深明其事，免谢济世死罪，但仍命锡保将谢济世和陆生柟陪绑行刑，杀陆留谢。以这种方式来摧毁有叛逆思想的读书人的精神。谢济世被罚为苦差，受到更残酷的迫害，直到乾隆帝即位才被赦回。
《君臣道》第三卷曾静、吕留良之狱
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岳钟琪接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这个职务本是八旗官员的专缺，他破格得到这一职务，遭到一些人的嫉妒。有人密参他，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不可深信”。曾静派弟子张熙去策反他，被他骗供，奏报。这一下雍正帝对他就该放心了。曾静、吕留良之狱，是雍正朝诸文字狱中第一大案。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讲，曾静一案关于雍正帝篡位与屠杀诸王的说法是他最痛之处。雍正帝为此颇下了一番功夫。将其始末著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学官，使天下读书人同读。《大义觉迷录》说：
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逆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畜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谣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
从《大义觉迷录》看来，曾静的主要罪状是“遣其徒张熙授书于总督岳钟琪，劝其谋反，将朕躬肆为诬谤之词。”所谓“诬谤之词”即指诬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这种攻击，“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门下之凶徒太监等”。曾静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君臣的权力之争，曾静对雍正帝的嗣位、整治诸王、严惩年隆朋党表示不满。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作分析了。
对于雍正帝搞的这场文字狱，有人公然表示反对。给事中唐继祖的幕客唐孙镐居然写出揭帖，对皇帝的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霸道治术加以谴责。他说雍正帝治国不如唐虞之治，“说者动辄以唐虞拟之，则失其实矣。”“夫唐虞之世，上有尧舜之为君，复有舜禹夔稷契为之臣，参定可否，君臣交赞助佐，故治化臻于极隆，为千古之所莫尚（超乎其上）。今也不然，皇上曰可，臣亦曰可；皇上曰否，臣亦曰否。上有忧勤之圣，而下无翼赞（辅助）之贤，此其所以逊于唐虞也。”他为吕留良辩护： “留良之过诚大，留良之功亦不小。当我朝定鼎之初，海氛未靖，东南诸部尚多洛邑顽民，留良自附前代仪宾之后，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使这些浙江士人无法做官。此事，说到底，还是君臣矛盾的问题，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曾静案发之后，湖南也被说成是“风俗不端，人情刁恶”，雍正也向湖南派遣观风整俗使。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只要是民众反抗都在整训之列。广东也因“盗案繁多，民俗犷悍”，设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与观风整俗使性质相近似的，是向陕甘派出的宣谕化导使。等等。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也会互相转化。一些臣也是由民转化而来到。正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话在先秦时期是针对君臣关系而言的，到了唐朝，李世民就将它转化为君民关系了。
《君臣道》第三卷初政尚宽
下篇
亡国与役处——乾隆帝的专横
初 政 尚 宽
清初的政治较为清明，使得富于道德的官僚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施展他们的抱负和才干， 以及在文化上将理学实用化，由此促使农业经济的潜力，尽可能地被发挥出来了。封建官僚政治的功能，在精明的皇帝和能干的大臣们的操纵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官僚政治充满了矛盾，其黑暗之处令人发指，不是任何人能够清除和摆脱的。不过，传统社会的活力最后一次产生的辉煌，太平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持续的时间却长达一百多年，这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君臣道》第四卷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许多人都认为，史书是被人随意编造的，或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是下跪的婢女，等等。满臣都自称奴才，满清的史书当然就是奴书，因为它不是本来面目。
乾隆帝乾隆帝即位时正是权欲旺盛的青春期。顺治帝六岁即位、康熙帝八岁即位，此时他们都不会对权力产生巨大的欲望。童年皇帝即位后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一段摄政王辅政时期，康熙和顺治都是如此。相权的作用因此非常突出，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因此也就留下了后遗症。虽然雍正帝即位时已经成年，但是，康熙帝晚年长达十年的储位之争，却使得雍正帝即位必须由大臣传达遗诏，来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作证明。隆科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隆科多的命运也就很不妙了。一般人们都从以下两个方面看此问题： 一、雍正帝杀人灭口；二、隆科多是权臣，为皇帝所不容。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就是新皇帝往往不原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大行皇帝驾崩之后，新君登基之前，有一段最高权力的空缺期。此时，宰相大臣的作用就是关键性的。对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必然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是隐形的君臣矛盾，不被人们注意。甚至会以为笔者在无中生有地制造君臣矛盾。虽然本书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论从史出”的原则也是不可违背的。乾隆帝这位自视甚高的人主，“君为臣纲”的思想在此事上就表现得非常典型。
按照张廷玉自订年谱，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清世宗实录》的记载，宣布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是在二十三日子时之前，当时雍正帝尚未去世，那么，君权的授受就是在父皇和储君之间进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密旨的公布是在雍正帝去世之后。
雍正帝密诏除藏于乾清宫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八年九月，雍正帝重病，他将此事秘密告诉张廷玉，及至鄂尔泰内召，雍正帝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雍正帝常常居住圆明园，故在大内诏书之外，又备书诏一份，为防不虞。雍正帝死后，弘历以痛哭流涕表现孝道之时，张廷玉、鄂尔泰乃向允禄、允礼等人表示： 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几位大臣同意，问总管太监却并不知有此密旨，更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 “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旨。”据之寻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