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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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任内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之事的牵连，把他降为奉天府尹。
四年十二月，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题参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帝把他的奏章掷还，不让他参劾，他却偏要坚持。雍正帝认为，他所奏内容，与李绂所说完全吻合，显系受人指使，这是公然结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如果说李绂参劾田文镜不免有偏袒同年科甲的话，那么谢济世的弹章却不是。他不过是听了好友陈学海的话，是以“济世”为己任的言官本分而已。翰林院检讨、员外郎陈学海跟随海寿、史贻直赴河南审查，了解了实际情况，当时曾据理力争，钦差大臣海寿不敢与皇帝唱反调，没敢完全揭发事实真相。陈学海回京后向谢济世说明了事实真相，谢济世就上奏了。雍正帝当然要袒护田文镜，乃将谢济世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
《君臣道》第二卷压抑李绂及科举士人（二）
钦差大臣为了与皇帝保持一致，就不得不欺君，此时欺君就不是罪，而是忠。谢济世实事求是却是欺君了。雍正帝认为谢济世是受了李绂、蔡珽的指使。他要查清李绂与谢济世关系，命令广西提督、署巡抚事韩良辅调查谢济世在其家乡的行止，了解李绂在巡抚任内同谢的关系。韩没有查出他们的朋党关系。后来，谢济世在阿尔泰军营效力，思想得到改造，承认了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李绂终被下狱，但也不杀。据说，有两次决囚，雍正帝命将李绂陪绑，刀置其颈，问现在知道田文镜的公忠了吗？李绂却回称，我是愚笨之人，虽死也不知道田文镜的好处。李绂颇有些“以道抗权”的精神，坚持这一原则是儒臣的本分，理学名臣本该如此。
李绂、蔡珽、黄振国、邵言纶、汪、谢济世都是科甲中人。此次科甲案的结果是： 黄振国、汪论死；邵言纶戍边；蔡珽、李绂下狱；张球绞监候。后来，谢济世在充军地又因为注疏《大学》、《中庸》获罪，但是也没有杀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可以视为常规，一般来说，皇帝是不轻易杀言官的。雍正帝之所以开恩不杀谢济世就是因为杀言官的皇帝名声不好。直到乾隆帝即位，李绂、谢济世才恢复官籍，蔡珽也获释。
李、蔡一方受到了沉重打击。田文镜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宠臣的地位稳固了。本来田李二人都是雍正帝的宠臣，对于两人互参相争，雍正帝先是调和，希望挑起争端的李绂认错，至少不要再辩解，再攻讦田文镜了。毕竟他是欣赏这位理学名臣的。李光地曾说，六百年以来，没人能超过欧阳修和曾巩，而李绂大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也说： 通观当时的文士，没有一个顶得上李绂。李绂在康熙末年待罪于永定河工地，雍正帝对之迭加升赏，迁任督抚，当他就任直隶总督陛见时，皇帝赐宴内廷，赏四团龙褂、五爪龙袍，赐对联。雍正帝曾在李绂的奏折上批道： “汝与田文镜二人，实难辜负朕恩也”。雍正帝说李绂“乃不由旁人荐举，为朕所特用之人”，“尔实非他人可比”，“汝之出处与众不同”。（《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曾说过： “诚然不党者李绂也。”（《朱批谕旨·李绂奏折》）可是最后李绂却以朋党罪下狱。雍正帝本来不愿意过度打压李绂，但是当谢济世参劾田文镜以后，雍正帝认为李绂既然非与田文镜斗到底不可，那么李绂与田文镜二者之间就只好舍掉一个了。
李绂不是朝臣或言官，河南与直隶也风马牛不相及，他为什么要死咬田文镜呢？说到底，他是在争取大臣制衡君主的权力。田文镜坚决贯彻皇帝的意志，他也只能向田文镜发难。首先，田文镜非科甲的监生出身就与科甲出身的官员有矛盾。明清时期，监生可以捐钱买得，未必一定在国子监读书，也可取得乡试资格。有监生的资格就可以做县令了。这象征着对“学而优则仕”的否定。监生出身的田文镜等人打击科甲官员也可以视为是进一步在否定“学而优则仕”的原则。李绂作为理学名臣，他的理念和地位决定他必然要与打击科甲的非科甲官员作斗争。科甲出身的谢济世、陈学海等官员与李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说到底都是向皇帝为儒臣争地位，鸣不平。
雍正五年二月，雍正帝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 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自“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雍正起居注》，五年二月初三日条）。七年，上谕说，科目进身官员以“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又说： “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他的决心很大，甚至有废掉科举的意思。雍正帝有计划地打击科甲官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其本质却是要打击相权。说起中国的相权，当数汉朝最盛，其次为唐朝。科举制完成于唐朝，有利于把人才选拔出来，但是弊端也就同时产生。朋党营私即其一。唐朝牛李党争，就是科甲士人与非科甲士族的斗争。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没有科甲官员，也有朋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此种现象发生。既然是朋党之争，就至少有两个对立面。现在雍正帝所要打击的仅仅是科甲朋党一面，就不公平。
田文镜犁剔陋规严猛苛刻正符合雍正帝的既定方针，而李绂与田文镜相斗又是儒臣与酷吏的斗争。一般人们都是说雍正帝袒护田文镜，打压李绂，是为了打击“科甲朋党”。雍正帝把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看成是朋党问题。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从根本上说，这些科甲官员都是孔孟之徒，骨子里都是有限制君权膨胀倾向的。只要气候稍微温暖一点就敢于廷辩，不顺旨。比如李绂一定要论辩是非，坚持己见，就是藐视君权，或挑战君权了。
五年，田文镜又题参进士出身的知县周知非“顽废不职”。雍正帝认为这是科甲入仕者怨恨田文镜而废弛政事，用今天的话说叫“消极怠工”。下令将其革职拿问，以使科目出身之员因结党怨望上司而废弛公事者知所儆戒。
后来，雍正帝又一再有意打压科甲官员，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对当时很有名气的儒臣吏部尚书、云贵总督杨名时的打击为最典型，再略说几句。因为杨名时对雍正帝片面地打击科甲官员不满。雍正帝说： “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他是前辈，慑服尊重，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清世宗朱谕》，第六函）后来为请求修浚河道事，杨名时不用密折本而用题本。雍正帝作诛心之论说，他即将离任才有这个请求。用题本是欲令众人皆知，以此博取赞誉，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却不把好事留给后任，如此沽名钓誉，“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腆颜自命为读书人乎？”又“出奇料理”了一番，说他既然是想造福于地方，就让他个人出资修治洱海河道好了，他死后，让他子孙继续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雍正帝这种观念与康熙帝所说的“古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如今的道学，便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真是如出一辙，都是厌恶大臣没有把一切功劳归于皇帝，考虑问题比皇帝更长远，比皇帝更爱民，有吃醋的意思。从权力的角度讲，皇帝把大臣或官员的仁政视为对皇权的削弱——孔孟的思想在本质上必然与君主的权力意志相矛盾。这才是雍正帝打击科甲官员的实质。打击科甲朋党的意义并非像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么简单。从“台省合一”与设立军机处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雍正帝的目的是要把相权挤压到最小程度。
后来，乾隆帝一登基就接见杨名时。杨进京的路上人们奔走相告，设宴迎送。可见，雍正帝打压科甲朋党之不得人心。雍正帝表面上是严禁朋党，实际上是摧残儒家理想，要把“霸者与臣”的君臣关系彻底而不留余地地实行之。雍正帝的思想基本上属于法家。一般来说，君主都是法家思想的代表（康熙帝是少有的儒家皇帝，有人称之为“理学皇帝”），主张宽仁的大臣则代表了儒家精神。李绂与田文镜的斗争，也可以视为儒法斗争，这样区分之后还有需要认识的一点就是，实施儒家的仁政的同时，法家治术也是不可或缺的，此时“中庸之道”就见其伟大了，这样认识历史，也就不是一锅糊涂粥了。
《君臣道》第二卷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一）
追查亏空，怡亲王大搞抄家
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雍正帝接见直隶巡抚李维钧问： “直隶亏空多少？”
李维钧回答： “亏空大约四十万两，不亏在道府，都亏在州县挪用之上了，州县挪新补旧，年年奏销过的。”
雍正帝说： “从前亏空，都是赵弘燮（前巡抚）未完公项，如今他自家人愿捐银三十万两，料理此事，你务必追他的出来，以后的亏空交给你补了。”
李维钧说： “是。臣谨遵圣命。”
雍正帝夸奖说： “你参保定知府马兆扆，参的是。”
李维钧说： “通州知州李麟叶，为官暴戾，士民怨极，皇上虽特旨简放，臣今日也参了。”
雍正帝一向鼓励大臣互相监督，不瞻顾徇情，因此十分高兴地说： “参得好！你不要因为他是朕特放的人，就怕参他。将来要认真审，不要瞻顾。”
李维钧说： “臣谨遵圣命，绝不敢徇私。”
雍正帝又说： “若要地方有起色，必要州官好，而州官贤否，全在你等督抚。平时要细心查访，不可徇私。”
李维钧说： “州官不好，全是督抚不好。三年一举大计，原是惩劝大典。向来直隶大计，只参贪官，不选卓异，州县官有做得好的，若没有出头的日子，怎么能鼓舞人心呢？”
雍正帝说： “参劾、卓异，必须并行，朕这就下旨于吏部，举行卓异，不论有赏罚无赏罚，好官就选为卓异。有才者常处于繁剧地方，不能无赏罚；无才者处于偏僻小地方，自然无赏罚。岂可舍有才者，而用无才者？”
李维钧叩头谢恩： “皇上如此用人，不患人才不起了！”
好官与贪官的区别之一就是亏空的多寡。雍正帝即位之时，内阁官员照例呈上一份新拟的新君登基恩诏，无非是普天同庆，大赦天下一套陈规旧例，其中有豁免官员亏空一条，按照成例，这一条是不可少的。皇上得了无上的权力自然是乐事，官吏们也要沾光饱一饱私囊。雍正帝阅后立即删去了这一条，说，不但不能豁免，还要彻底清查！
大赦天下与豁免官员亏空一起实行，真是妙不可言。在狱中的囚犯，与把他们关入牢房的官员本质上都是罪犯，都是盗贼，只是所窃的物品不同而已。读书人窃取功名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帑化公为私，算是合法的盗窃。普通的小蟊贼就不同了，他们把其它人的财产窃为己有当然是犯法。但是，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都希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