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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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以卵击石，稍有头脑的人不会出此下策。
与在京城中手无寸铁的皇子们相反，当时胤禵却是手中重兵在握。可惜他无法行动，因为他的驻军之所，正在川陕总督年羹尧的辖地之西，他如果要举兵东进，年羹尧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胤禵也许并没有举兵反抗的打算。但是，年羹尧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他起码能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雍正帝命大将军王胤禵立即驰驿来京。封胤禵手下的都统延信为贝子，并命他驰驿赴甘州，然后又发一道密谕给延信，说： “你抵达之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他的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大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他家信等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使他得以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如在路上遇见大将军王，勿将此谕稍有泄露。”雍正帝显然是害怕康熙帝曾经给大将军王胤禵的朱批中有传位于胤禵的暗示。他说： “皇父诸旨，今若不收，不肖之徒有皇父谕旨，妄行指称，为生事证据。”因为，雍正帝并没有得到康熙帝的真遗诏，只是由隆科多口头传达遗嘱，当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因此他很害怕胤禵手中康熙帝的朱批，有对他不利的文字。
戴铎此时正在四川布政使任上，他向巡抚蔡珽表示，如果胤禵敢于起兵反抗，四川应该出兵丁钱粮支持雍正帝。蔡珽则向雍正帝上书，提出优待八旗、从西北撤军等建议，以便稳定人心。
胤禛做了皇帝，就下令其他皇子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以避其讳。
当时就有传说，雍正帝是矫旨篡位，因为康熙帝没有正式诏书留下来，对此问题这里不做分析。仅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分析，雍正帝是高明的，他和他的属下为了争得储位，做了极其周密的谋划和多方面的活动。他与诸位阿哥谋位的方式不同，他不是去争取，而是“逃避”，他把做皇帝称之为“大苦之事”，把自己打扮成 “富贵闲人”，这是他高过诸阿哥之处。在常人的观念中，凡是要求的东西不争取就得不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行得通，但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行得通。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些东西你越是去争取越是得不到。适得其反，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雍正帝学佛与僧侣往还，制造出世假象，真骗得了人吗？章嘉喇嘛、迦陵性音、弘素等人常与他谈论佛法，恐怕谋位之事，也能从僧人那里得到一些以忍让求进取或“感应道交”一类的“开示”吧，可惜这些事情没有留下记录。从胤禛做了皇帝把文觉禅师安置在宫中，“倚之如左右手”，军国大计常与他商量这一点来看，在他谋取储位这件事上，僧人必然也会与他谈论世间法。
雍正帝利用弘历博取父皇欢心的做法也很巧妙。不能把他的孝心视为纯粹的阴谋，真正的孝心还是能打动人心的，康熙帝也不是那么好欺骗的。康熙帝痛恨太子不孝，对于其不仁则可以容忍。对于胤禩的仁义非常反感，甚可怪也。难道有这样的理学家吗？
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历史记录的缺失。康熙帝在位61年，时间久，所处理的军国大事亦多，《清圣祖实录》至少应在1000卷以上（乾隆朝实录为1500卷）。在清代各朝实录中，每年所占的篇幅以康熙帝最少，每年只5卷，顺治朝每年8卷，雍正朝每年10。32卷，乾隆朝每年25卷，这说明在后来纂修《清圣祖实录》时有些记载被大大删除了，当然是将于雍正帝不利的记载销毁，皇子们争嫡之谜也就被永远地掩盖了。
《君臣道》第二卷确立秘密建储制度（一）
确立秘密建储制度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雍正帝前往天坛举行祭天典礼，这是他登基后第一次祭天。祭天归来，回到宫中养心殿休息，雍正帝命人将弘历召来，将带回的一小块祭肉赐给弘历吃，而没有赐给他的哥哥弘时。多年以后，弘历做了皇帝，回忆起这件事，认为其中定有深意，想必是父皇在第一次祭天时就已将建嗣之事默告于天，然后赐胙肉于他。雍正帝封弘历为“宝亲王”，暗含有将授予其大宝（玉玺）的意思。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弘历做了皇帝以后人们的分析，当时并没有明显的迹象。
雍正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皇帝生前预立太子的制度进行了改革。他鉴于康熙帝立太子失败的教训，也吸收康熙帝晚年不立太子的经验，结合满洲的历史传统，废除了公开建储的制度，明确建立了一个秘密立嗣法。一般都说是雍正帝创设了秘密立储法，似乎并不尽然，康熙帝晚年不明立太子的做法本身就是秘密建储法的开端，只是因为他的病忽然加剧，使他还来不及做完最后的工作而已。
公开预立太子的制度源于儒教的宗法制度。按照宗法制度，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从血统来说皇帝的嫡长子是法定的大宗，其他诸子皆为小宗，诸弟对嫡长子在亲属关系上是兄弟，但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不容有所僭越。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即皇位理所当然要由正皇后所生的长子继任，如果长子夭折，则立长孙，如果没有长孙，再由嫡次子按顺序继承。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可能考虑立嫔妃所出的长子为太子，如果皇帝根本不曾生育，则依照族内亲疏顺序选立皇储。
在君主专制时代，国家的兴衰都在君主掌握之中，因此如何选择君主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宗法制度是儒家文化中的糟粕，有着严重的缺陷，究其本意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希望以血缘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来确保皇位交替时能够和平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然而一切事情都有所谓的悖论。往往由于嫡长子本人的品性不良，使得和平交替的正面价值被它的负面价值大大地抵消了。因为“龙子龙孙”生长于禁宫之内，长成于阉宦妇人之手，自幼娇生惯养，所以“童昏狂暴，接踵继出”（赵翼《廿二史札记》），他们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怎么能治理国家？
清初思想家唐甄批评儒家的宗法制度说： “帝王之家，富贵尊荣，天生的习性就是骄纵恣意，岂能成为贤人！一个朝代十多世中能有两三个贤君，不能说不多。其余不是残暴即是昏暗，不是昏暗就是乖僻，不是乖僻就是懦弱，懦弱之君使国家隐藏动乱，乖僻之君引发国家动乱，昏暗之君招致国家动乱，残暴之君激发国家动乱。”（唐甄《潜书·鲜君篇》）总之，宗法制度是国家动乱的一大根源。
“宗”，从“宀”，从“示”，“宀”是屋宇，“示”是神主，是宗庙和尊的意思，表明终身、世袭与不可变易是顺理成章的。汉族的宗法制度，虽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历朝历代都有破坏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因太子朱标早死，乃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炆继承帝位，史称建文皇帝，不久即被皇叔朱棣夺去帝位。虽然是皇家内部的争夺，但也是“以臣易君”的弑君行为，是宗法制度所不容的“乱臣贼子”。宗法制度虽然不断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这种冲击和破坏却是消极的，皇子们为谋夺储位而相互倾轧，皇后妃子们争夺“母由子贵”的机会而搅乱皇帝的视听，宫中和朝中各种政治势力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闹出了许多的宫廷政变。
由于嫡长继承制弊大于利，汉族统治者也常常不遵守嫡长继承制，储君不是由皇帝指定，就是由权臣拥立，全是非程序化的独断专行，往往演出逼宫篡位的悲剧，谈不上正面有益的经验，少数民族政权则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辽、金、元三个朝代都是实行王公会议推定继承人的办法，比较成功。然而，汉人对此方法的优越性却视而不见，反而斥之为“以臣选君”，认为是野蛮民族的做法。
其实，“以臣选君”这一原始的方式比儒家的宗法制度高明得多，国家元首的产生形式永远是国家政治的核心。中国的封建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主要在于宗法制度，而重农抑商或八股取士，轻视自然科学等等原因倒还在其次。
按照满洲的惯例，皇帝生前是不立太子的，皇帝去世后，由诸王大臣共同推举新君继位，如皇太极和顺治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继位的，顺治在世时，康熙也并非太子，而是顺治临死前在皇太后的示意下指定继位的。福临死时只有24岁，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个问题，他共有八个儿子，本打算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被孝庄皇太后否定，乃另选三子玄烨。他征求洋人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认为玄烨已经出过水痘，不至于夭折。因为这个理由，玄烨就做了皇帝。对这种偶然性的解释，只能说是天意了。
可惜，康熙帝吸收汉儒文化后放弃了满洲传统，也许是接受了乃父的教训，他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自己年仅22岁时就按照汉人立嫡长子的制度，册立了不到两岁的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长大成人之后，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在朝中培植势力。许多大臣出于将来利益的考虑，靠拢趋奉皇太子，结成了太子党。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以至威胁到了皇帝本人的安全。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是大学士索额图，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部制定祭祀奉先殿的仪注，在索额图的授意下尚书萨穆哈将太子的拜褥与皇帝的拜褥都放在栏内，康熙为此十分不快，说： “太子与皇帝应有所区别，不可违礼。”命将太子的拜褥移至栏外。事后萨穆哈请求将此事明确记录入档，其实不必他请求，此事也会记入《起居注》，他惟恐史官不记，日后太子登基会提起旧事，治他的罪。康熙帝由此感到太子党人的威胁，于是开始整治太子党，先对索额图下手，将其逮捕诛杀，两次废除太子，最终将预立太子制度取消。
康熙帝是清朝惟一的一个搞公开册立嗣君的皇帝，这又是他遇到的最无能为力的难题。他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几年，因为废立太子的事情，搞得他心力交瘁，许多本来应办之事都耽误了。如面对西北地方政权坐大的形势，朝廷不能及时处理，处于被动地位，他曾叹息说： 我老了，要是年轻，这事早就成功了。在他的晚年，吏治废弛，国家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他所立的太子趁他老迈之时加紧夺权，废黜太子之后，诸皇子又各立门户，结党蓄势，明争暗斗，加剧了政治危机。这就是预立太子的弊病，是雍正帝需要认真吸取教训之处。
《君臣道》第二卷确立秘密建储制度（二）
有了康熙朝预立太子而朝政愈乱的教训，雍正帝决定不再按汉人的宗法制度办事了。雍正元年，他下诏宣布： 大清朝的皇位继承，自此以后改用“密建皇储”之法。所谓“密建皇储”，即是由在位皇帝从皇子中物色一人做自己的继承人，被选之人不论长 、幼 、嫡 、庶，只要他的品行和才能堪当大任，就可入选。入选之后，并不公开，还须继续考察，必要时可以更换。选定皇储之事完全由皇帝一人操作，大臣们不得建言推举，甚至也不许用有任何暗示性的言行来影响皇帝。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召集总理事务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