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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5249-君臣道-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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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龙做县令不用追逼税赋,都是百姓主动前来输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怕于成龙离任。如果百姓不主动输纳,于成龙可能因政绩不合格被夺职。换上一个贪官污吏,老百姓就遭殃了。他做官以自身为表率,体恤民情,以德政争取民心。他为百姓做了好事,令百姓满意,从而赢得了民心。官心正则民心正,罗城县内经济虽然并不发达,可是民气融和,百姓有俯仰之乐,隔夜之炊,苍颜野老,黄口稚子,无愁衣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有一次廉官秋试,众廉官皆鲜衣艳饰,俊奴高马而来,惟独于成龙,布袍破被如铁,携一苍头而来。众人相互寒暄,不屑于理睬于成龙。巡抚却早闻其贤名,特意要与他亲近,看见他敝衣垢褛,说: “此人必罗城令也!”后见于成龙处理政务,甚有章法,“与之谈古论今,具有伦要,大为敬服”。于成龙可谓是既“清”又“能”。    
    清朝初年,清官迭出,尤其是康熙一朝。康熙帝面对满朝大臣多为贪官这一基本事实,努力澄清吏治,大力推行奖廉惩贪的察吏考官制度。他说: “考察官吏,以奖励廉洁为要。”他着意发现清官并加以保护和培植。他最赞赏的清官是于成龙。清朝奖廉制度,把清正廉明,不搞加派勒索、政绩突出的州县官吏,定选为“卓异”。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兴祖,特别推荐了于成龙。    
    康熙六年,于成龙升迁四川合州(今合川)知州,罗城百姓闻讯,遮道哭送,有人送出数百里。于成龙也感动得泪下。有人知道他身上没有余钱,旅资不足,特意护送。路上果然旅费用尽,靠了百姓的帮助,才得以到达任所。    
    合州又是一个穷地方,人口流亡严重,一年向国家交纳的正赋仅有十五两银子。大凡清官去穷困州县任职者居多,因为肥缺不是容易得到的,要走后门。于成龙得到提升,去的也还是穷困州。    
    有一次上峰下帖子,要求合州献鱼。于成龙说: “民脂民膏竭矣,没有一人怜悯询问,却只问献鱼之事。官吏只知享食鱼之乐,百姓从哪里去搞鱼?”于成龙不但不送鱼去讨好上司,反而向上级请求减除正赋之外的加派。上峰无奈,只好裁革了十件对合州不合理的摊派。他又招集流亡百姓,贷给他们牛具稻种,鼓励人民生产。一年以后,合州经济就大有发展,人口增长数倍。    
    于成龙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大力奖励开荒,发出公告明文规定: 凡新开垦的土地,三年之后即可归开垦者个人所有。当时合州三县只有遗民百余户,然而“开荒归己”的布告一出,百姓趋之若鹜,仅一月有余,户口就猛增至1000户。当然,开垦的土地归私有,并非是于成龙的创举,这是有朝廷法律为根据的。战争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朝廷提倡人民大力垦种荒地,并“给以印信,永准为业”。康熙帝常说,必须能使家家有产业,户户有余粮。用之不足,其心不正。民无衣食,即使是繁刑严诛也不能禁其为非。康熙帝多次强调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人情安土则重迁,田亩关系百姓的生业,衣食所赖,朝廷不可以随意侵夺,故有国之君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制民之产。即是说,使人民都成为有产者,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而如果使人民都成为无产者,天地之间没有他们的一草一木,对他们来说,发展生产和建设国家都没有意义,破坏反倒可以浑水摸鱼,天下岂能不乱?孟子早就指出,民若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逸邪侈,无所不为。此乃显而易见,千古不易之理。康熙帝性格宽厚,其治国之策的特色是“以静为治”,反对“以动为治”,不愿多生事,他提出了“教、养、安、治、刑”的治国原则。于成龙贯彻这一治国方针,因此治绩突出。真正的惠民事业是要稳步地一件件地逐步实行。治理贫困地区,尤忌大轰大干,于成龙没有搞“出奇制胜”的噱头,做出的成绩是显著的。    
    继任合州知州之后,于成龙又出任湖北黄冈州同知,由于他端品自励,政绩卓异,又一次被湖广巡抚张朝珍推荐为“卓异”,这是他第二次获此殊荣。    
    康熙十四年秋,黄州遇灾,民大饥,于成龙及时赈济灾民,使数万饥民免于饿死。当他调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赴任时,数万人民遮路相送,哭声与江潮相应,感天动地。上船前他买了几十斤萝卜放在船上,有人笑话他“这等便宜货,何必带许多”。于成龙说: “我一路上吃菜就是这些。” 在平常人看来,千里带萝卜是无谓之事,清官爱民何必表现在饭菜上节省呢?殊不知,在口腹之欲上不节俭,又如何能爱民呢?那些从早到晚都在筵席上吃喝不休的官吏们,哪有心思为民办事?如果于成龙不是带最便宜的水萝卜上船,而是金银珍宝载了满船,那么岸上还会有百姓挥泪相送的情景吗?贪官离任走后,也有百姓主动出来相送的,不过是拿扫帚而来,因为贪官走过的路,百姓嫌脏,要打扫干净。    
    民心不可欺,官吏离任时从百姓对待他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政绩了,这是最简单最真实最硬的道理。康熙帝出巡时曾说: “朕前往各方巡行,为检查地方官吏是否实心任事。”有一次,康熙帝西巡,问百姓: “何官好,何官不好?”百姓说: “张辽祥道台是好官。”康熙帝点名询问巡抚等官吏,百姓皆摇头不知其谁。康熙帝意味深长地说: “民心不可欺,官好与否,于此立辨矣。


《君臣道》第一卷于成龙以道事君(二)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升武昌知府。由于他善于治狱破案,康熙十七年,升调福建按察使,主管刑狱和官吏考核。于成龙处理案件迅速,“狱无淹滞”。遇有“疑狱”,必追根问底,查个水落石出。他办案公允,无论属员或百姓有讼情狱案,一律不徇私情,清廉守法,坚决杜绝馈送,因此他办的案子,无人不服。康熙帝一贯主张“以刑弼教”,尚德缓刑,反对严刑重法。于成龙简政清刑以安民,力求地方上安而又安,治而益治,因此很受康熙帝的赏识。    
    当时正值“吴三桂之乱”,台湾郑经也派军队到福建骚扰。清军为了防范郑经,以恐怖政策压制沿海人民,捕杀无辜。于成龙去见福建的最高军事指挥康亲王杰书,说: “皇天在上,人命至重,身为刑狱官我誓不能阿曲从事。”要求他释放无辜平民。康亲王对于成龙素来器重,就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成龙一句话就救活了数万人民。当时,清军常常虏掠良家子女入军为奴婢,百姓痛苦不堪。于成龙无力革除这一弊病,只有多方筹集金银,为这些人赎身。    
    康熙帝多次要群臣推举廉能。“廉能”是与“卓异”相似的一种荣誉称号。福建巡抚吴兴祚,推荐于成龙为“廉能第一”,于成龙因此被擢升为福建布政使。    
    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迁直隶巡抚。京畿之地,八旗豪强横行不法,有司不能治,官场中流传一句话叫: “京兆尹难当”。所以康熙帝特意将他放在这个位置上。在任上,于成龙支持清官廉吏,打击贪官墨吏,八旗豪强也不敢不有所收敛。次年,康熙帝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他是“当今清官第一”,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以此嘉奖他的廉能。于成龙每次提出免税和赈灾的要求,都能得到康熙帝的同意,这也是康熙帝鼓励清官的一种办法。    
    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于成龙清介绝俗,重门洞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寝室。他的桌案上左面放着生姜、豆豉一类咸菜,右边放着文卷书本,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清贫,随便与人交往。于成龙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孩子们冬天只穿粗布衣服或棉袍,未尝制一件裘衣。有一次,儿子要回老家去,家里碰巧有一只腌鸭,也只割半只给他。    
    于成龙不愿与权贵交游,遭受巨大压力。他晚年曾拜访罢相闲居南京的熊赐履,两人坐在梧桐树下,于成龙向熊述说忧谗畏讥的苦衷。熊说: “公亦有此顾虑吗?大丈夫堪得透时,虽生死不可易志,何况其他呢?”次年于成龙请求退休,不许,再访熊赐履,面有忧色。熊厉声问: “你忘记我们梧桐树下的谈话啦?”    
    清官出污泥而不染,固然高洁,但在压力之下也很容易患病。过了不久,于成龙病逝。署中官员去他家吊唁,看到他家中的遗物只有床头一个破箱,里面有一套官服官靴,以及瓦缸中粗米数斛,粗盐豆豉数罐而已。康熙帝对此十分感慨,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荫一子入国子监,并御书“高行清粹”四字为祠额,以及楹联赐赠。熊赐履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称他是“性善吃苦,诸人所不能堪者,他却处之如饴,为学务敦实行,不屑词章之末,尝曰‘学者苟识得道理,埋头去做,不患不到圣贤地位’,识者都很赞成”。    
    百姓闻听于成龙病逝,罢市聚哭,家家绘于成龙画像设案祭祀。康熙帝闻此,叹息说: “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甚美,朕特简选他出任江南总督。听说上任以后,他变得不如从前好了。至病故后,始知他居家清廉,甚为百姓所称道,或许于成龙向来所行耿直,与之不合之人挟仇陷害,造谣污蔑,是不屑之徒嫉妒也,居官能如于成龙者有几人?”康熙帝认为是百姓的口碑,比官场中的评语更可靠,可见其颇具洞察力。    
    雍正十年,于成龙入祀贤良祠。雍正帝以此来鼓励大臣做清官。    
    


《君臣道》第一卷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一)

    康熙帝对汤斌态度的转变    
    于成龙的理学功夫主要表现为实践,汤斌则既有理论又有实践。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57岁的汤斌迁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同年四月,江苏巡抚出缺,部议提名的人选康熙帝不满意。他对明珠说: “道学之可贵,贵在身体力行,见诸事实。现在讲道学有名的人很多,仔细考究,大都言行相违,只有汤斌是真道学,说的话是这样,做的事也这样,操守极好,江苏巡抚叫他去。”    
    汤斌早年做官时,有一次,朝廷考查官吏。考官问他,如何能这样治绩突出?他答道: “我只是在保甲、乡约、义学、社仓等四个方面,多加留意就是了。”    
    考官又问: “你不但得到百姓的拥护,而且得到部属幕僚的信服,是怎么做到的?”    
    汤斌说: “我对于属下从不看得一无可取,总是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所以他们能够心情舒畅。”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田赋。江南一向号称“鱼米之乡”,朝廷以为百姓富裕,故而赋税特重,名目繁多,历来如此。苏州、松江两府的赋额,竟与大省一百多州县的总额相等。年年征收不满,欠税愈积愈多,州县加紧催索,百姓困苦不堪。前任巡抚余国柱一味搜刮,又从中截留,哪会向朝廷请求减免?百姓呼他为“余秦桧”。汤斌上疏请求减免,得以获准,民困稍苏。“余秦桧”随即以此来敲诈汤斌,他派人来说,此事多亏了明珠从中斡旋,故须送明珠“酬谢银”四十万两。汤斌大怒,说: “百姓若有钱,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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