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朝歌狂飙-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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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工作组关押起来的清华大学“造反派”学生蒯大富由中央文革小组接到会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蒯大富的出
场一下子把大会推向了高潮。会议实际上成了对工作组的声讨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大会
上公开作检讨的同时也极力为派工作组辩护。他们认为出现这种被动局面，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在会上迷茫地说道：
“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
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
一个右派子女，当时被视为狗崽子，20年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学习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开始我一直以为蒯
大富他们一定会接我爸爸的班，当右派了。26日晚上，听到陈伯达的讲话，稀里糊涂也听不清，但是意思还是能听懂。
听到他说，撤销工作组，学生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的时候，心里真的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说：“撤工作组的后果我们今天都看到了。不撤工作组呢？当时就已经嗅到血的腥气和泪的苦涩了。”
是的，据很有局限性的统计，工作组的“反干扰”运动，在仅仅20余天的时间里，在24所高等院校便有三万多名学
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作组主持局面
的时候，更广更深地运用在人们口头、思维中的一个概念是：秋后算账。反工作组是反党，反党委反党支部又何尝不是
反党呢？今天抓反工作组的右派学生，明天恢复基层组织的领导之后又该抓谁呢？
撤销工作组，意味着解放一批人，驱散一大批人心头的阴云。因此当撤销工作组的消息一传出，首都校园中一片欢
呼，学生们沉浸在解放的幸福之中。
第三章 万水千山 抬头望见北斗星
千言万语 我们要见毛主席
当工作组作为压制青年学生的“灭火机”而被最高领导斥责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时，到处是一片雀跃欢呼。
外地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前一阶段像北京学生一样，受到压制。打击，并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如“西安交大六。六
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南京大学事件”、“长沙惨案”、“铜川事件”等。
青年学生们面对自己受到的压制，与听到收音机传来的伟大首都北京的声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苦恼、愤懑，在恐惧中燃烧起巨大的希望。
于是，其中胆子大、富于行动的学生便怀揣红宝书踏上了赴京的旅程。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
1966年8 月8 日，《十六条》公开发表。《十六条》中的第七条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第四条为
“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
代替的办法”。这决定不仅宣布了“右派”学生们的解放，而且更进一步给了他们革命造反的权力和武器。
一段时间来，心情颇感压抑的中学生们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揪当权派，反工作组
没有错。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被宣传工具鼓动起来，却又斗不过压在自己头上的当权派的学生们，暗中串连，商量着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评理。
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许多青年人羡慕之至，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踏上了
去北京的征途。
大串连的序幕就从外地学生来北京的行动中拉开了。
他们或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在这里共同交换造反的经验；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倾诉“革命者”受压的
“冤案”，取得传播“文革”烈火的勇气。
8 月中旬，骄阳似火，京津公路两旁，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和庄稼一样，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打了蔫，一个个躲到树荫
下纳凉，突然，远处传来嘶哑、却颇有气势的歌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老乡们以为是解放军支农来了，可仔细一听不对，那歌声传达出的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什么的，而是口口声声要造反，要谁见阎王。
转眼间，队伍开过来了，原来是学生队伍，只见数百名大中学生肩并肩，手挽手，脚步虽然零乱，却在疲惫中打起
精神，一拐一拐的步履中还是透露出坚定的意志。他们多数人穿的是蓝色制服。几个男学生走在参差不齐的队伍之外，
身着退色的绿军装，手舞红宝书，高声呼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数百名学生跟着齐声
高喊，随着喊声，他们顿觉精神倍增，周身热血沸腾。
学生们不在城里闹腾，到乡下来干什么？老乡们正在迷惑不解之际，只见一辆吉普车飞速开来，距学生队伍几十米
处，戛然停车，两个人从车上跳下直奔学生队伍，双方交谈几句，忽见学生们发疯般欢呼跳跃起来，“毛主席万岁”的
口号声吓跑了田间野兔。
原来是中央文革派人来接学生的。
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学生们从天津出发时，真是心潮澎湃，壮志凌云，走到半道，脚起了泡，又渴又热，有人心
里还是不免打打退堂鼓：“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中南海能让咱们进去吗？在天津闯了这么多天，连万晓塘的面还没
见着呢？”但“不去北京，在家不也是等着挨整吗？你知道嘛叫右派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北京告状，弄不准就
成了左派了”。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之所以敢去，就是因为听说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
造反行动。路上一聊，谁也没亲眼见到过那封信，都是听说，问来问去，最后到底听谁说的都不知道了。
他们担心的天津市领导可能派人阻挡，但事情并没有发生，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竟会派火车来接他们，他们真是太兴
奋了，用激动万分形容远不能表达那时的心境，他们几乎都哭了。
幸福、激动，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真是百感交集。当时要是让他们为毛主席，为中央文革去死，也一定会认为是
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从天津到北京120 公里，步行不过两天路程。两天之间，消息不仅传到了北京，而且惊动了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在一些人头脑中产生了某些联想之后，又及时调动火车，并在杨村恭候“革命小将”。
真有些神秘，如果不是预谋（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说明此事是中央文革小组预谋的），怎么会不谋而合呢？
有一首老歌在此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相比之下，西安的学生们，就没有天津红卫兵那么幸运。西安虽是著名的古都，却地处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
肩上悠久文化传统的担子也较其他地区重得多。校园里的学生们听到千里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多么想“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番啊。然而四面古城墙，凝固了时空，使党委工作队得以运用权力，控制局势，制止
“革命”的骚动。
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白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深夜，他们难以入睡，不知道是谁开的头，黑暗中有人愤愤地说：
“上北京，找毛主席评理去！”
有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老歌在此时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抒发了受“错误路线”压制的革命者想念毛
泽东的感情，很多人含着热泪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迷雾时想你有方向……”
像一道亮光划过夜幕，给那些无所措手足的青年男女以光明。希望，当右派，令人恐惧的后果，使他们对《十六条
》，对“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某些段落感到无比亲切。他们忘了疲劳、忧虑。愤怒，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文件中有
关造反有理的词句。
最后，他们决定：集体赴京取经、告状。
李明光，西安第五中学学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20年后，取得洋博士学位后，到广州一家公司当了总工程师。
他回忆说：“当时真是全身心的投入，从心里觉得我们是掌握真理的少数，而且相信多数群众并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
只是受几千年' 从众''怕官' 的传统思想束缚，敢怒不敢言而已。当我们作出北上赴京的决定时，真觉得我们是在写历
史，好像感受到了当年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红军决定北上陕北时的心境。可笑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过，那时我
们是真诚的，今天该算事业有成了，但却没有了当初那份真诚。”
1966年8 月10日，晚饭后，李明光、张宝泉、武少敏等十几个人先后悄悄溜出学校，到火车站候车厅碰头。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机密的行动，早已被人向上汇报了，一张已经撒开的网，正有条不紊地收回。
“各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看能买几张火车票”。张宝泉说，“钱都集中起来，由罗江保管”。
罗江是足球队队员，体魄强健，快步如飞，而且粗中有细，深得大家信赖。此刻，他也不推辞，仔细地把众人交给
他的钱收齐，清点。李明光、张宝泉几个把罗江护在中间，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
突然，李明光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候车厅里应该是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在自己周围却都是20多岁的粗
壮结实的小伙子，而且都没带行李、包裹，甚至连提包也没带，一个个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比自己高明不了多少。
李明光悄悄踢了罗江一脚，说：“不好，有情况。”罗江忙把清点了一半的钱胡乱塞到兜里。李明光说：“离开车
站，跟我往外冲。”
但为时已晚。几个乳臭未干的小狐狸，哪里斗得过老猎手。
十分钟之后，在旅客的一片责骂声中，李明光等人被冠以流氓、盗窃团伙的名号，抱到铁路局保卫处。
李明光看了看表，7 点30分，一列开往郑州方向的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站台，他的心随着逐渐消失的隆隆声而消沉。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不知道，就在15分钟前，北京府右街，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西门，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了。像神话一般，
四周的人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少人下意识地用手去揉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去，没错，是他——人民领袖毛
泽东！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群众握手。毛泽东在群众簇拥下登上接待站讲台。这一次，他没有简单
地回报簇拥的人群以“人民万岁”，而是提出要求和希望：“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次日，《人民日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和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希望。
被关了一夜的李明光等人听到这激励人心的消息后，又从消沉中振奋起来，李明光代表同伴向大沿帽提出了强烈抗
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其实，当时他们还没有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