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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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悲哀，更不禁要掩卷深思其何以致此。这恐怕也就是程君用心用力写作的目的，体现了一种厚重的人文关怀。
“论人文”，“玩文化”，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时尚”。但程君决不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并不自作高明地来“论”，也不濠上观鱼似地来“玩”，而是将自已视为历史变迁中的一分子，学而思，思而学；故能于反思之后，深切感到胡适的被批判、陈寅恪的被当作“白旗”拔掉，对于学术和文化，进而对于学术道德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实在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楚 ，遂不能已之于言。他自己承认：
我的整个少年、青年成长期，都是以他人的头脑当自已的头脑、以他人的眼耳当自已的眼耳的失知失觉期。迄于中年，通过阅读胡适，才知道梁（启超）氏“新民说”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才认识到“改良主义”岂可等闲视之，……明白了“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他所秉持的价值不是滞后而是超前的……
我虽然也未必同意程君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每一点认识，却不能不佩服他对前贤也就是对
文化和学术自由、对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深切关怀，并敢于为之说话的勇气。我以为，这一点比什么都更为难得。
陈寅恪“生于长沙通泰街周达武故宅”，其地与时务学堂故址（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和我家的距离都在四华里左右，那两处则相隔只有两里来路。光绪二十三年，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长沙协助黄遵宪、谭嗣同、熊希龄等办时务学堂，常在通泰街家中和时务学堂间来往。此时寅恪已经七岁，其兄衡恪（著名美术家陈师曾）则已二十一岁，寅恪是很有可能由父兄带着到过学堂的。如今到处造“假古建”，湖南修“炎帝陵”、“舜帝墓”尤其热心，对于在近代化历史上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时务学堂故址却全未顾及。我曾在报纸上写过文章，建议将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六字，在中山西路三贵街口刻石留念，附近广场上则可建座浮雕，为戊戌在湖南办时务学堂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造像。陈三立的身后可以站着陈师曾，手里可以牵着陈寅恪，学堂的学生则可以蔡艮寅（锷）、范源濂（北师大创办人）、杨树达（著名汉语学家）和章士钊作为代表，各人的名字可以刻在各人的脚下。这样岂不可为长沙增一胜迹，实在比建朱熹、张栻的铜像有意思得多。这件事没有同程君讲过，如果征求他的意见，想必也会欣然表示赞成的吧。
（2004。4。26）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烈士原来是才子
嘉兴范笑我君在图书馆工作，经营“秀州书局”，辑印书籍多种，所见者如《古禾杂识》、《寇难纪略》、《药窗诗话》、《沙家浜》等，都是嘉兴本地人（最早的生于乾隆时，最晚的还在上班）写嘉兴本地事，属于乡邦文献，不高谈“理论”或凭空“创作”，故最为我所珍重。
我籍贯平江。平江从汉灵帝熹平年间建县起，已有一千八百多年历史，地属湖南岳州，居民却讲赣方言，文化上很有特色，近现代出的文人也不少。我从抗战胜利后到长沙读高中，即未再回平江住过，于故乡文物实在生疏。老来怀旧，有时也想找点平江人写平江事的书看看。也许是在平江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的缘故吧，结果却很是难得。所以不久前凌辉同志来访，赠我以他写的《毛简青》一书，我的心情，居然和得到范君寄来新书时差不多一样高兴。
平江是著名的老革命根据地，出的革命烈士甚多。毛简青是事迹突出的省军级烈士之一，原来却是富家出身的一位才子。平江位于湘赣边境大山中，与江西修水（义宁）即陈寅恪的家乡接壤，两地俱为出才子的地方。平江古有李次青，今有李锐，都是有名的才子。毛简青小时入私塾，读《诗经·邶风》：“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便将它翻译成了下面这样一首白话新诗：
天要晚啦，天要晚啦！
为何不回家？
要不是东家事情多，
我怎会露水珠儿夜夜驮。
天要晚啦，天要晚啦！
为何不回家？
要不为东家养贵体，
我怎会浑身带水又拖泥。
毛简青是一座占地近十亩的深宅大院中出生的独生子。平江虽在大山中，至今还是“贫困县”，但在汩罗江边的冲积平川上，仍有一些“金窝银窝”。清末民初，全县首富的村便是浊水的金窝村，村中的首富则是毛简青父亲这一家。
出生于光绪十七年的毛简青，在家乡和岳州读过私塾、小学和中学后，于民国二年往日本留学。九年之后的一九二一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当年冬天在长沙，便由另一位平江人李六如（《六十年变迁》的作者）介绍，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毛简青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曾经在一颗象牙图章上刻下了他自作的四句诗：
羌笛一声何处曲，流莺百啭最高枝。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月楼台一笛风。
这颗图章如今保存在“毛简青烈士故居”的陈列室中，很可能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前留下的最后的作品。
入党以后，毛简青当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湖南省委委员兼平江县委书记、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湖南代表团书记和主席团委员、湘鄂西分局《红旗日报》社长兼主编。《红旗日报》上发表的作品，如一首“宝塔诗”：
穷，工农，可怜虫，被人雇佣，身在黑暗中，不辨南北西东，常不免坠入牢笼，共产党似暮鼓晨钟，唤醒世界上一班痴聋，才知衣食住靠我们劳动，豪绅地主坐享天地也不容，推翻旧社会我们要做主人翁……
“暮鼓晨钟”还约略留有一点才子笔墨的痕迹，整个精神则已经完全革命化，“深秋帘幕”“落月楼台”的影子再也看不见了。
毛简青把全身心都献给了革命，自觉叛变了自已的出身和阶级。一入党，他就将自已在长沙教书和任职的每月工资三百圆银洋中的二百八十圆作为党费，按月缴纳给住在清水塘省委机关的毛泽东。有时还要从平江家中要钱，以应不时之需，被毛泽东戏称为‘财神菩萨”。后来回平江组织扑城暴动，到上海主持“互济会”（救助被捕同志及其家属的机关），去莫斯科开六大，他都要寡母拿出了现银和金条。这些事迹，都有他生前友好又是同志的李六如、谢觉哉的记载。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走出“平江首富”的深宅大院，放下日本帝国大学硕士的架子，捧着一颗纯洁的敏感的至诚的心来参加革命的才子，在他入党十一年之后的一九三二年，在湘鄂西苏区（洪湖）“肃反”中却被当成“反革命”处理，成为烈士了（烈士身份是五一年确定的）。
和毛简青同在报社工作的谢觉哉也是“肃反对象”，名字也上了黑名单，只是由于在敌军一次突击“清湖”时被俘，才侥幸逃过这一劫。解放后谢（他比毛简青大七岁）作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总团长来慰问毛家时，出示了他感叹毛简青和自已“肃反”经历的四首诗；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叶障目不见天。
昧尽良心横着胆，英才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又爱猜疑变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氏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必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为敌作驱除”，就是帮着敌人杀自已人。中央组织部前常务副部长、前中央委员李锐《毛简青·序》文中说，“据统计，在十年内战肃反中被错杀的达十万人之多”。毛简青不过是这十万分之一，但因为他本是一位才子，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成为烈士，就有了不一般的悲剧色彩。又因为他是平江人，由也是平江人的凌辉同志写了出来，对于我这个平江人，就有更不一般的意义了。
（2004。5。3）
第二部分：长沙的春卷长沙的春卷
春卷这种应时食物，南北都有，我觉得以我们长沙的最为讲究。五十年前，市上供应的春卷大体上可分三档。第一档是酒席上作点心的，馅用冬笋、鱿鱼、火腿、里脊肉切丝下锅炒出香味，再和韭黄、香椿芽加香麻油拌匀，然后用特制的“春卷皮子”包起炸熟装盘上席；其质量高于第二档的是笋必须是冬笋，肉必须是里脊，鱿鱼得用本店“发” 的上等货，特别是得放香椿芽，这在初春是很贵的野蔬，一两的价钱差不多买得半斤肉。第二档则是茶馆里炸来供客的，个比酒席馆的大，长逾五寸，宽可寸半，最厚处约四五分，馅料用春笋不用冬笋，更不放火腿和香椿芽，但也有一个特色，便是常以腊肉代鲜肉，为我所喜；少时贪吃，最多时一次吃过六七个，其实正常人一碟四个也就足够了。而酒席上的点心至少也有二色，如果上春卷，通常另一色则是甜的蒸点，每样每人两件，又小，所以总是不过瘾。第三档则是在街头巷口支着油锅炸的，馅以韭菜为主，略加碎肉和“水笋子”（用笋干泡发切碎，菜场内常年有售），但趁热吃仍然香脆可口；因为茶馆里早晨和上午只卖笼蒸的面点，不炸春卷，而且小摊上的价钱也更便宜，所以食者仍然不少。
立春后吃春卷，是过去长沙市民的习惯，几乎成了一种风俗。开头几天，茶馆门首总要打出“春卷上市”的牌子。平时这里最热闹的总是在“吃早茶”（从清晨到十点钟左右）这一段，这时则夜市更为红火，点心品种纷陈，春卷之外，还有罗卜饼、鸳鸯油饼等等，价钱也比早上的“一糖一菜”（两个包子）贵了不少，大约这也是茶馆生意最好的时候。其实春卷的高潮亦不过一个月左右，以后即转为常供，到椿和笋老去，韭黄变成了韭白，这种时令点心一年一度的风光遂告结束。
我说吃春卷是长沙的一种民俗，最有力的证明并不在茶馆里，而是在市民的家庭里。此地为著名米市，人们的主食是米饭，从不在家里做面食，要吃面只能上街，或者买挂面、筒子面来下（煮），唯一的例外是春卷。用灰面（面粉）做“春卷皮子”，很需要一点本领。儿时常听母亲夸奖某家的皮子做得好，据说能将瓮坛盖翻转来放在火上，手拿一团湿面，在那上面烫出一张张又匀又薄的皮子来。后来社会变化，中产阶级生活下降，堂客们干家务来不及精细，于是便兴起了专门供应“春卷皮子”的行业。过去集中在东庆街一带，我家也去买过，回来包上自家拌的馅炸了吃。后来拆街修路，便不知分散到何处去了。
“春卷皮子”其实就是一种极薄的薄饼，比包全聚德烤鸭的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