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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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某日下班回家，吃饱饭后，扪着个大肚子闲庭信步，想和陪在身边的侍女们聊聊，便问她们：
“我这大肚皮里，满满装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满腹文章呀！”反应最快的一个侍女抢着这样回答。
苏东坡摇了摇头，表示他并不认可。另一个侍女记得先生平素说过，读书人要紧的是要有见识，以为表现的机会到了，又抢着回答道：
“一肚皮见识。”
苏东坡又摇了摇头，仍然不认可。这时朝云不能不开口了，便不急不慢地说：
“我看呀，您满肚子的全是牢骚。别人都在赶时髦，您却一点也不想学时新。整个一个不合时宜的人，自然满肚子牢骚呀！”
听了朝云这番话，苏东坡才欣然点头，而且笑了，一直笑到双手捧住肚子出粗气。
这个故争，过去总说它写的是苏东坡的落拓不羁。其实我侍女们如何揣摩主人的心理，如何回答才使得苏东坡哈哈大笑，才更有意思。
妾妇之道，本在逢迎主人，使其开心。但主人的层次有高低，要求各不相同。如不能恰如其分投其所好，马屁就拍到马腿上去了。
主人层次最低的是贾琏、西门庆之流。他们的要求，一般不会涉及精神的、心理的领域，先不必说。
薛蟠的层次高于贾琏。他有创作（“一个蚊子哼哼哼”不是吗），还懂画（画画的人不名叫“庚黄”吗），只要再努力出点名或出点钱，便可以进文联，进作协了。如果像第一位侍女那样恭维他“满腹文章”，我想他是不会不点头的。但苏东坡显然不是薛蟠。
宝钗的层次又高于薛蟠。不是有过那么几次，她都劝宝玉要见识世情，见识道理么？如果像第二位侍女那样恭维她“一肚皮见识”，我想她也不会不点头的。但苏东坡也不是宝钗。
于是乎只有善解人意的朝云姑娘，才能使我们的东坡先生捧腹大笑了。
回过头来再说琏二爷。像他那样搔首弄姿，时刻不忘掏出小镜子来梳头发的主，那就不必对牛弹琴去恭维他满腹文章什么的，只要说他永远都是年轻小白脸，他就会高兴得合不拢嘴了。
一肚子什么东西呀！
什么东西！
（2003。12。17）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艺人的待遇
中国历史上，演艺人员地位最高的时期，除了当今，恐怕就要算残唐五代。《五代史》为“伶官”立传，便是当时演艺界政治社会实力的说明。
一九四九年后，生旦净丑的地位突然飚升，一时唯有土改前后的贫雇农可与相比。而昂昂乎与华罗庚、陈寅恪、梁思成辈同称高级知识分子，即老乡亲亦不能不稍逊一筹。
但就在五代之时，也有一个叫桑维翰的人，对皇上过于厚待演艺人员提出批评。他在《谏赐优伶无度疏》中说：
不久前国家出兵抵抗契丹入侵，受重伤的战士，所得的优抚，一人不过几段布帛。现在供陛下娱乐的戏子，一句台词、一个笑话出了彩，当场奖赏给他们的，便有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还有锦袍和银带。战士们见到差别如此之大，心中难道不会不平？如果军心涣散，民怨沸腾，契丹再打来时，又靠谁去为陛下保家卫国啊？
桑维翰也是个会弄钱的主，他“家资亿万”，不像是害了红眼病，心理不平衡，才上这道奏疏的。不管其人在后世的评价如何，这番话总代表了“伶官”走红时的一种社会舆论。只要不坚持“舆论一律”，听一听也是有好处的。
旧社会把优伶的社会地位贬得太低确实不应该，虽然那时达官贵人捧戏子是事实，被捧的戏子为达官贵人提供服务亦是事实。这无须翻《品花宝鉴》，只要看《红楼梦》里的琪官便可知道。当然艺人也是人，人人生而平等，只要他们尊重自己，像柳湘莲那样，便没有理由不得到别人的尊重。在人家老美那里，同样是公民，同样可以竞选总统，竞选州长。问题是，把他们看成低人一等固然不对，硬要把他们抬起来高人一等，说娱乐业为百业之首，演戏的都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就未免矫枉过正得过了头了。
使人们娱乐，满足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也是为人民服务。只要服务得好，一次得成捆的丝绸、数万的金钱也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完全赞同桑维翰。但似乎不必给从事娱乐业的这个星那个星全都“冠切云之崔嵬”，于金钱之外再给以太多太高的荣誉。老实说，管文化界、传播界的同志，对于造成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是有责任的。年龄都是到了爷爷级的人，即使没有必要听桑维翰那套危言耸听的扫兴话，自家的心态和情志，总该超脱了青春期追星族的境界，总该稍稍退了火，又何苦老发少年狂，发个没完没了呢？
（2003。11。30）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隔壁王阿奶
读《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临陈丧，为写铭旌而还”。
这铭旌是什么东西呢？《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说戏子鲍文卿死后，他搭救过的向知县这时已经做了道台，到灵前来吊孝，问孝子道：“你父亲几时出殡？谁人题的铭旌？”答道别人说戏子是贱业，铭旌上不好写。向道台道：“有什么不好写？取纸笔来。”便写道：
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
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
写完递给孝子道：“你就照着这个送到亭彩店内去做。”
这才知道，铭旌原来是介绍死者身份的一句话。这句话得由人先写在纸上，然后送到亭彩（纸扎）店去做成可以高高举起的形式，出殡时举着走在棺材前头，专门给死者增添光彩。鲍文卿是个戏子，本来毫无光彩，加上个“皇明义民”的头衔，又有做道台的“老友”落款题写，便光彩起来了。而吴修龄《围炉诗话》里谈到他在苏州见到一家举殡的铭旌则更有意思，其文云：
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申公间壁王阿奶之灵柩。
少师为太师（宰相）的副职，官居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又是文职最高的荣誉头衔。少师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相当于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岂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申公之显赫自不待言，但这跟住在申公隔壁的王阿奶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除了隔壁邻居这一点以外，可以说毫无关系。但王阿奶的铭旌，却大言炎炎地将“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写在上头，真可以算得是善于拉关系的了。
“皇明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只要不接着看下去，当然比“皇明义民”光彩得多。王阿奶的铭旌要这样写，无非意欲借重申公，增加光彩。小家子想把事办得风光一些，本也情有可原。无奈《围炉诗话》的作者却不表同情，他在谈到这一条铭旌的时候，别有用心地说道：“今人作诗，动称盛唐，……（此铭旌）可以移赠诸公。”梁绍壬又在后面加上一句：“此虽虐谑，然依人门户者可以戒矣。”（均见《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这就不能不使人作进一步想：依人门户者，看来并不止一个王阿奶呢。
不是么？编《传世藏书》，要请季羡林先生挂名主编；印《闲情偶寄》，要请余秋雨先生为文绍介……不都是依人门户么？
王阿奶拉关系，还有隔壁邻居这一点关系作引子。而如今事事须凭关系，处处得找关系，能人之能，就是能从本来没有一点关系的地方“建立”起各种关系来，其难度比在铭旌上写一句大多了。
（2004。1。7）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潘鸿教子书
“百家”一词，出自《荀子》。“争鸣”一词，始见于唐。“百家争鸣”一词，却到一百三十年前才出现，有一个叫潘鸿的人在教子书中写道：
百家争鸣，或传或不传；而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者，屈指可尽。汉世诸子，《太玄》、《法言》，实不在《孟》、《荀》下。好学而深思之，当不河汉斯言。
这些我是从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中读到的，觉得他讲的大体不错，学术文化的发展本就是这个样子。只是他将“传”的标准定得太高，限于孟子、荀子、《太玄》、《法言》，这样当然“屈指可尽”了。
其实两千多年以来，在绝大部分时间段里，文化学术都是在百家争鸣的自由状态中发展的。虽然自由的程度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一点，但总是多和少的问题，不是有和无的问题。只有在秦始皇和雍正乾隆这类暴君统治下，以思想文字杀人才被定为国家的政策，那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除此以外，即使在南北朝、五代、宋末、明末那样的乱世，读书人还是可以研究，可以创作。虽说“独尊儒术”，孔圣人后裔亦未成为罗马教皇，没有宗教裁判，更没有一手拿经书一手拿刀剑以“武化”来统一思想，规定要写什么怎样写才能发表。
读书人研究了，有所得，自然要宣讲，要发表，也就是要“鸣”。所得有不同，所见有歧异，又免不了要争论，即所谓“争鸣”。那时没有标准答案，人言人殊，不会是“一个声音”，也不会只是“两条路线”，热闹起来，便是“百家争鸣”。百者，言其多也。两千多年来，难道屈指可尽么。
如此说来，“百家争鸣”作为词语的历史虽短，作为文化现象的历史则已久长。不知怎的，一九五六年旧话重提，却使得瑟缩的读书人感觉到了早春天气，一个个都如涸鲋得水。这是为什么，难道连进过巴力门入过费边社的博士也成了佛经所说的洞里蛇，听到笛声便被催眠，身不由己地要出洞么？还是两千多年向往“百家争鸣”精神自由的情结未能消灭干净，仍在支配着他们的梦想呢？
（2004。1。8）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此亦人子也”
陶渊明是否晚婚，我不知道，但他确实是晚育的。《与子俨等疏》中说，他自已“年过五十”，可是儿辈仍然“稚小”。《责子诗》又自叹，“白发被两鬓”了，大儿子阿舒还只有十六岁，小的更“不识六与七”，“但觅梨与栗”，只知道淘气。
东晋义熙四年秋天，陶渊明离开柴桑（九江）的家，到百里外的彭泽（湖口）去当县令。为了顾惜儿子，他从彭泽派回一名“力”（干力气活的奴仆），来帮家里做打柴挑水之类杂事，为此给儿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因为儿子“稚小”，“自给为难”，于是“遣此力”以助其“薪水之劳”，这是出于父子之情，可见陶公之笃于天性。然而这里最感动人的，却是他在顾惜自己儿子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所遣之“力”也是人的儿子（“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