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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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一条。说到西湖北山路九里松处的匾额为吴说（字傅朋）所书。宋高宗有次去天竺，路过九里松，见到这块匾，命令取下来，想换题“黼黻湖山”四字。结果写了几十遍，终于叹息道：“还是代替不了吴说的字啊！”便叫人将原来的匾填上金，仍旧挂回原处。
绍翁后来阅《挥麈后录》卷六，其中亦记述了此事，却说高宗已经将自己题的代替吴说所书挂了一些时候，才对吴说道：“卿书九里松牌甚佳，向来朕亦尝书之，终不逮卿，当复以卿书揭之。”于是在天竺佛寺中找到原匾，重新挂上，并没有提到以金填字。绍翁在丙集中全引了《后录》的记述，诘问道：至今九里松字尚填以金，过者皆见，则绍翁甲集所载似是，而傅朋不以语挥麈，何也？（《宋人小说类编》录《行都纪事》，亦从《挥麈后录》之说。）
在我看来，吴说的字填了金还是没填金，好像无须特加考证。要紧的是宋高宗敢于公开承认自己写的字“终不逮”吴说，“无以易说所书”，终于能够把西湖上的“九里松牌”让给吴说了。后世像乾隆这样的皇帝，书法不怎么样，却要把一切重要题字全包下来，相形之下，岂不显得“半瓶子醋”“小家子气”，连偏安江左的小朝廷皇帝也不如么？
吴说的字写得好当然没有问题（虽然他的官做得并不大，先为尚书郎，后出知信州），董其昌称其“真书为宋朝第一”。宋高宗的字其实也写得很好，陆游说他“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王应麟说他“颛意羲献父子，直与之齐驱并辔”，这是有传世《御书石经》等作品为证的。既为书家，有发表欲想留名也是正常的心理，如此而能虚心逊让，就更为难得。
反观乾隆，近人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谓其“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即在帝王之中，这评价也比宋高宗差远了。可见即使为“留名”计，“每至一处”都要“御书上石”，既费心费力，又不免相形见绌，何如承认天下人字写得比自己好的还多，承认自已的“不逮”，让出几块牌匾纪念碑什么的给别人去写，岂不是还能赚得叶绍翁一番称赞，说“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么。
至于字写得还不如乾隆，甚至被公认为恶札的帝王或准帝王如蒋介石者，也要学乾隆那样到处都题，后世的叶绍翁会怎样来记述，我就不好推测了。
（2003。11。16）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张冠李戴一例
《春在堂随笔》是晚清著名学者俞樾（曲园）的作品，卷二中有一则写道：西湖净慈寺外，有一个“百工池”。去游时听寺里的大圆和尚说，是南宋时的癫和尚济公以法力开出来的。其实《西湖志》上记得明明白白：历史上净慈寺曾多次发生火灾，北宋熙宁年间，有会风水的人说，须得挖一处水池才能消灾。住持宝文和尚为此募捐，捐助者不下万人，才建成这处“百工池”。可见此池与南宋时的济公并无关系，宣传济公却不提宝文，乃是张冠李戴了。
俞樾作的这次考证，澄清了和尚说的妄语；也说明他有知识，所以能够不迷信济公的神话。
济公因为有“灵迹”，出了名，尤其在杭州。许多事情便都归到他的名下，其实与他并不相干，“百工池”便是一例。
此种类张冠李戴的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如井冈山会师图中的白马，本来是朱老总的座骑，文革中却变成林彪的了。
本不是他，说成是他，是出于“需要”（名人效应、经济利益、个人崇拜等等皆是也，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本来是他，说不是他，也是出于“需要”（《开国大典》那幅画不是改了又改，林彪的像不是涂掉了么）。
孟子不云乎：“君子恶居下游，天下之恶皆归焉”。故君子要力争上游，得居上游，则天下之善皆归焉了。
（2004。2。17）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人之将死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倒未必善，不过比较真却是很可能的，有的还比较美。刘宋朝的王景文被皇帝赐毒酒处死，诏书和毒酒送到时，他正在同客人下棋。看过诏书，先放在一旁。等棋下完，把棋子收好，将诏书递给客人一看，然后举起毒酒道：
这壶酒只好我一个人喝啦！
便一饮而尽，见马克思去了。
这句话讲得多么潇洒，多么不失身分。比苏格拉底说“我还欠庙里一只鸡的愿，请替我还了”，金圣叹说“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人们不可不知”，瞿秋白说“中国的豆腐，其实也很好吃”，他的话岂不显得更加自然，更不作态，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么？
冯梦龙《古今谭概》记下了这件事和“此酒不堪相劝”这句话。但欲知其详，还得去看《南史》列传第十三，便可知道，王景文出自高门，又有学问，少时即为宋武帝爱重，要将女儿嫁他，甚至把他的名字作为宋明帝的名字，又要明帝选了他的妹妹作皇后。而王景文倒并没有野心，多次辞谢加官晋爵，还以有病为由辞不尚主。明帝登基后，他更加小心谨慎，虽一再被任命做中书令、中书监（相当于后世宰相的高官），为太子太傅（三公之首），他仍然固辞不拜，不得已才接受个虚衔，却请求到外地镇守，远离朝政。即使如此，宋明帝自知不起时，怕以后皇后临朝，他是“元舅”自然要出掌国政，以他的资望和才能，天下便可能会由姓刘变成姓王，所以还是对他下了手。明帝叫使者对王景文讲的是：
朕不谓卿有罪，然吾不能独死，请子先之。
总算还没有先制造一个叛国案，没有先给他戴上顶反什么的帽子，还算念旧情。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便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甚至当上了二把手，也救不了本人一条命。苏格拉底虽也是饮鸩自尽，还为自己辩护了一回，再由人民代表往瓶中投贝壳来表决，走了趟民主合议的过场。金圣叹和瞿秋白未经审判即由“上头”下令“明正典刑”或“密裁”了，“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和《多馀的话》仍能纸写笔载，传之后世。只有像王景文这样，爱之要公主同他睡觉，恨之（也许该说惧之）则赐一壶毒酒，连明白话都不让他向世人说一通，殆可称为最黑暗最灭绝人性的了。
然而王景文留下的这一句话，却说得实在有风度，实在美。如果编一本《人之将死》，我准备将它作为第一篇。
（2002。12。2）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好的寓言
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里，都选了一些古代的寓言。有一些在我看来很好的寓言，却没有能够入选，比如明人庄元臣《叔苴子》中的这—则：
八哥鸟生长在南方，南方人捉来经过调教，它就会“讲话”。其实它只是在模仿人的声音，翻来覆去，叫的都是学来的现调子，仅此而已。
有一次，庭前树上的蝉正在高歌。八哥听了，讥笑蝉发不出人的声音。蝉便说：“你学人的话虽然学得像，却完全不是自己的声音；我所唱的，却是我自己的歌呀！”
八哥于是感到了惭愧。从此以后，就再不学着人讲话了。
如今学别人口吻跟腔调作文的这帮人，大约是不知道惭愧的八哥鸟变成的吧。
明朝的文坛，也特别强调主旋律。这主旋律，便是圣贤规定的“礼法”和天子提倡的“正道”。马二先生说，“文章总以礼法为主，带辞赋气便有碍于圣贤的口气”。高翰林说，好的文章“没有—句是杜撰，字字都有来历的”。周学道训斥以“诗词歌赋都会”请求面试的童生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都无非是要人泯灭个性，完全按“先圣”“昔贤”的调子说话，做一只八哥鸟。谁要不遵圣道、讲离经叛道的杂学，那就要打板子，被斥革，全少也会失去前程。正像马二先生所诘问的：“哪个给你官做？”朝廷的政策就是如此。文章为主流意识形形服务，亦从来如此也。
这正是适于八鸟生长繁殖的环境。舆论一律，旋律一致，齐唱得多带劲啊！可就是很少听到“自己的歌”，因此知惭愧的八哥鸟也就很少了。
要到什么时候。庄元臣的寓言才会被选入教科书呢？要知道，如果不让学生们知道要唱“自己的歌”，专门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只会按着指挥棒打洋鼓吹洋号的应声虫，国家民族是不会有多大希望的，即使《拔苗助长》、《朝三暮四》读得再熟再多。
（2003。11。19）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披沙拣金
用“披沙拣金”来形容翻看古人笔记，我以为是十分恰当的。往往要翻看多少页，才能少有所得，尤其是有思想的闪光的碎片，如《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一中“刘子明语” 云：
“宋朝的隐士刘子明，有几句话，颇含深意，是在写给友人王子常的信中说的。”
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子孙，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译成现代白话便是：人们用欲望和嗜好杀害自身，用家财和享受杀害子女，用政府行为杀害国民，用政治理论杀害人类。
《两般秋雨庵随笔》在清人笔记中是比较有阅读价值的一种。此节话虽不多，却确这可以称为警句。
嗜好往往会“杀害”自身，如嫖，赌，吸毒；财富往往会“杀害”子孙，如大少爷恣意妄为，以致犯下重罪。这些还是人所能见，人所能言的。
至于说政府行为“杀害”国民，政治理论“杀害”人类，则需要了解秦皇、汉武、希特勒、斯大林诸人统治的真相和本质，把奥斯维辛、古拉格群岛等事实和马基雅维里、戈培尔们的“理论”统统揭穿，才能明白。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
刘子明的事迹不大清楚。书上说他被“赐号高尚先生”，说明他未必真是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虽然“不仕”，对于世情和政治还是很关心的。
（2004。2。29）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什么东西
苏东坡有过聪明漂亮的侍女，最有名的叫朝云。他又喜吃肥猪肉，留下了“浅着水，慢烧火”的烹制“东坡肉”的秘诀。喜吃肥猪肉的人，肚子当然不会小，于是便流传下来这样一个故事，记载在苏东坡去世后八十一年成书的《梁溪漫志》里：
东坡先生某日下班回家，吃饱饭后，扪着个大肚子闲庭信步，想和陪在身边的侍女们聊聊，便问她们：
“我这大肚皮里，满满装着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