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窗-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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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初,营建宫室。管理材料的官员,认为各地运来的竹木长短不齐,不便管理,建议将其裁截整齐。赵匡胤便在他的条陈上批道:“你的手指和脚指,难道没有长短的吗?为什么不截成一样长呢?还是长的让它长,短的让它短好了。”
这一条在别的宋人笔记里也有记载,不过批语还多了两句骂人的话:“截你爷的头,截你娘的头。”司马光说他有亲戚亲眼见到过这道批示,却没有记下这两句,不知是为尊者讳,还是本来就没有,是别人附会出来的。
不管赵匡胤骂了爷娘还是没骂,他批驳那位官员总是不错的。天地间一切事物,本来各不相同,千差万别,其不整齐乃是自然,整齐只能是人工裁截的结果。那位官员从便于管理的观点出发,硬想将竹木截成一样长,不仅会浪费人力,也使长的变成了短的,需要用长的时只有短的了,可谓蠢才。就是真骂了他爹娘两句,我对赵匡胤也无恶感。
在人类文明史上,不承认不允许多样化,强制推行一体化、一律化、标准化的情形,其实很多。中世纪欧洲审判异教徒,雍正乾隆时大兴文字狱,都是容不得“不一样”的例子。我们还曾有过大力提倡“螺丝钉精神”的时候。螺丝钉的特点就是个个一样长,一样粗细,可以互换,绝无不一样的地方。人如果都成了螺丝钉,管理和使用起来当然简单得多。司马光笔下的那位官员如果生逢其时,一定不会再挨骂的,说不一定还会成为什么模范呢。
(2003。9。9)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乐天侍儿
《容斋随笔》在宋人笔记中,是很有名的一部。刘叶秋将它和《梦溪笔谈》、《困学纪闻》列为“考据辨证类”价值高、作用大的三部之一,而特别许可其“于当代故事,详加辨析,确切有据”。据说毛泽东晚年常将此书置于床头枕畔,不时翻阅,并作了不少批注。影印出版,大字本不知道是不是特制的“主席书”,价格太昂,未能购藏。我书架上的一部,不过是极普通的排印本罢了。
在《容斋随笔》卷一里,有一条《乐天侍儿》,专讲白居易的女人,大意是:
侍奉白居易的女奴,樊素和小蛮二人,因为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两句诗,是人所共知的了。但白氏《小庭亦有月》诗中,还有四句是:“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自注云:“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可见这红绡和紫绡,也是为白氏服务的女奴。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忆妓与忆民》,也是讲这件事的。前人评白氏诗,谓其“忆妓多于忆民”,我查过白氏全部诗作二千八百一十二首,证明所言不虚,才写了这一篇。文中说: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男人狎妓纳妾,既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作古正经如贾政,于王夫人之外,也还有一个周姨娘,一个赵姨娘……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白居易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是工作需要,说樊素、小蛮什么人等,因为跟伟大人物睡过觉,就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担当什么戏的主角,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可以不必了。
文章引起了几位只愿读《卖炭翁》,不愿白居易头上“人民诗人”的桂冠染上哪怕一星半点灰尘的人的忿怒,写文批我。我对于一切批评向来是听之任之的,今读《乐天侍儿》,才忍不住想补充一点:其实白氏家蓄的女人还不止樊、小、红、紫四个,外面狎过的妓,包括女道士、女沙弥等则更多。他还有一首《失婢》诗,后四句云:“笼鸟无常主,风花不恋枝。今宵在何处,唯有月明知。”一望而知此婢和他的关系决不同于一般的服务员和秘书。即樊素小蛮,从诗中亦可知她们的口和腰是白居易特别赏识的。唯不知毛泽东读《容斋随笔》时,对《乐天侍儿》一条作过批注没有,又是怎样批注的呢?
(2003。10。17)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沐浴佩玉
卫国的贵族石骀仲死了,没有正室夫人生的嫡子,只有姬妾们生的六个庶子。由谁来继承爵位呢?只能拿乌龟壳来占卜,看谁占得“兆头”最好。
当时普遍认为,占卜要得好兆头,参加的人一定得“沐浴佩玉”,就是得梳头洗澡,佩戴上玉制的饰物,以示对神的尊重。于是六个庶子中有五个都忙着沐浴佩玉。只有石祁子不干,他说:“哪有父亲刚死、在服丧期间沐浴佩玉的呀!”便不沐浴佩玉去参加占卜,却偏偏占得了最好的兆头。
卫国的人,都说这次占卜占得准,乌龟壳真有灵验。
——以上是《礼记·檀弓》中的一节,为有名的好文章,我转述出来当然逊色多了。
众庶夺嫡,通俗的说法就是抢着接班。在不准老百姓选择领导人的时代,此乃常有之事。用“沐浴佩玉”即梳妆打扮的方法来竞争,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上,算是顶顶文明的了。
电视剧中大肆吹捧的雍正爷(四阿哥)也是庶子(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只有一个阿哥是嫡子,即曾立为太子的二阿哥胤#)。他将主要竞争对手八阿哥九阿哥改名猪狗(阿其那、塞思黑),圈禁高墙,随即用毒药毒死。唐朝的李世民则更不耐烦,干脆伏兵玄武门,把已立为太子的哥哥,和自己一样封了王的弟弟,一刀一个。现代的斯大林将列宁遗嘱里提到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也以“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统统枪毙了。比起“沐浴佩玉”来,这些手段都野蛮得多。
在阿哥、主子们争着接班的时候,被统治的臣民们,只有安分守己,随他哪一个来坐龙廷,都跪地磕头,高呼万岁,才是苟全之道,万万不可听了某一人某一房的吆喝,就去替他当打手打冲锋。因为只有主子才是主子,打手终究也还是奴才。即使高级奴才如雅各达、叶绍夫、周兴、来俊臣,最终也逃不出兽尽狗烹的结局。何如冷眼旁观,将自己想像为古罗马斗兽场边的看客,享受一点感官刺激。万一主子们玩腻了血腥游戏,又学起卫国的古文明来,改用沐浴佩玉梳妆打扮的方式来竞争,那就等于看男儿选美,更加有眼福了。
(2003。10。11)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伟大的戏子
南宋嘉泰末年,韩侂胄自恃拥立宁宗皇帝有功,专权擅政,封了平原郡王以后,更是独断专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
这时的宋宁宗赵扩住在临安(杭州)皇宫里,国家大事却一点也不由宫里作主。满朝文武以及关心时政的人,无不觉得这样很不正常,却都敢怒而不敢言。
某次宫中举行宴会,有各种表演。一个演丑角的戏子王公瑾,见文武百官都到齐了,便利用拿出一把雨伞来表演的机会,故意面向台下,大声插科打诨道:
“今天这把伞,是不油(由)里面的啊!”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中国古代行人治,执政者是好人大家便是福,是恶人大家便是祸。大家既然无权选择执政者,所以如果是宰相执政而宰相又是恶人的话,大家就会盼望皇帝出来干预一下。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往往便是这种情形,这且放下不表。
我所感兴趣的倒是这个叫王公瑾的戏子,鼻子上搽了一块白粉,便敢当着皇帝和权臣的面,把“(国政)不由(油)里面”的政治弊病揭露出来,也不怕犯错误。砍脑袋倒一般还不至于,因为他是丑角,是戏子,在戏台上是可以“放快”的。被打屁股则往往难免,甚至也有被打死的,如嘲笑“李二先生”的杨三,那就确确实实付出代价了。
戏子在做戏时,以滑稽的方式对朝政或时事进行嘲谑,无论其用意是取悦观众还是讽谏君王,都是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事情,也是尽心演艺的表现。中国古时似有此传统,暗黑而沉重的气氛中偶尔爆发出一两声尖锐的笑声,可以使人们不致窒息,正是绝大的好事。若太史公《滑稽列传》所写的优孟、优旃,居然敢在楚庄王、秦始皇面前开玩笑,而且绝对不是取宠,而是相当厉害的讽刺,此则难乎其难,几千年来也只有这两位,即称之为伟大的戏子亦无不可,王公瑾庶几近之。
近几十年唱戏的都成了艺术家,有的居然还戴上了“伟大”的冠冕,却只见他们在歌颂,歌颂,无穷无尽没完没了地歌颂,歌颂“伟大”,歌颂“伟大的”,歌颂“白帝托孤”,歌颂“大登殿”,即欲求一小小角色如王公瑾者,亦绝不可得矣。
(2003。10。28)
第三部分:念楼杂抄鹅鸭谏议
宋人董弅《闲燕常谈》有一则《鹅鸭谏议》,说的是:南宋绍兴五年夏天大旱,高宗皇帝下诏求雨,照例要做祈祷,并在若干天内禁止屠宰。谏议大夫赵霈便向皇上陈奏道:“从来禁屠,都只禁宰猪羊,不禁杀鹅鸭;为了更加显示陛下好生之德,建议一并予以禁止。”
消息传开,人们既好笑,又愤慨。中书舍人胡寅说:“谏院的职责是谏规政治的得失,大臣的贤否;谏议大夫身为谏院长官,难道只注意杀不杀鹅鸭这类无关宏旨的事情?”他还幽默地说:“据说金人又在大举南侵,他们带兵的统帅叫做什么‘龙虎大王’;如今咱们大宋朝有了这位‘鹅鸭谏议’,两个称号倒是一副好对子,不知能不能前去抵当一阵。”
“龙虎大王”是正史上头有过记载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早期也曾被明朝封为“龙虎将军”(那时还不够格称大王)。“鹅鸭谏议”却看得出是调侃人的绰号,但这顶帽子戴在赵霈一类官僚头上,却也相当合式。
专制政权也设谏院,设御史台,设监察院,开参议会……仿佛很严明纪纲,很尊重民意的样子。而实际上,如果哪个谏官,哪个民意代表,敢于触及专制政权的根本制度,敢于披逆鳞,就会“自绝于人民”,不仅代表当不成,弄不好还会走到“朝歌老比干”那条路上去。于是这些人便只能一味歌功颂德,复述背诵,而在万不得已要“提意见”时,也就只能讲一些鹅鸭该不该宰杀、道路应由谁打扫之类的话了。
(2003。9。9)
第四部分:艺人的待遇九里松题字
谈起叶绍翁,大家都记得的恐怕只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实他的《四朝闻见录》,乃是研究南宋史的重要著作,《四库提要》也称其“所论颇属持平”。甲集中有《九里松用金字》一条。说到西湖北山路九里松处的匾额为吴说(字傅朋)所书。宋高宗有次去天竺,路过九里松,见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