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调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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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热情地骑着摩托车，带我去村里看看。翻过几道沟和水坑，半小时后，我们到了一户老夫妇家。两位老人均已80多岁了，身体还好，老太太正在院内扫地。老汉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院里，指着三间瓦房说：“这房是娃们卖血挣钱盖的，他俩走了，我俩守着这座房和他们的两个孩子过日子。俺俩年纪太大了，不能下地干活，全靠亲戚们救济点粮食吃。”老汉还指着赵医生告诉我：“娃有病时吃药欠诊所的钱，一年多了也没有还上。”这里的艾滋病患者太多了，乡亲们一直欠账，诊所也快支撑不住要关门了，这个情况赵医生曾向我谈起过。看着两位老人泪眼婆娑，赵医生向我解释：“这两位老人怕咱们是来要账的……” 说话间，蹦蹦跳跳地进来两个蓬头垢面的小孩，有八九岁的样子。他们一进门就嚷着要吃馍。老太太流着泪说：“今天没有馍，锅里只有黄糊糊（玉米粥）了。”两个孩子也不说什么，端起碗来争着盛碗粥，蹲在墙根，大口大口地吃。没有菜，更别说肉了。我们看了非常难过，我拿出两张50元的人民币递给孩子。老太太说：“天冷了，孩子还没有棉袄，这下可好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个孩子还光着小脚。 老汉送我们出院门时说：“俺俩年龄太大了，能活几天呢？孩子的姑姑、叔叔也得艾滋病死了。他们有个姨，家里孩子多，生活也不好，她也害有那个病（指艾滋病）。”走了很远，我内心还很难平静，他们的日子太艰难了。 赵医生说这两位老人和孩子都去市里防疫站化验过HIV抗体，都是阴性，说明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去了张坡楼村，见到了张小豪（化名）和他的奶奶。小豪才4岁，父亲因艾滋病已死一年多了，母亲改嫁不知去向，68岁的奶奶带着小豪生活。奶奶一对小脚，不能下田劳动，只能靠他姑姑送些粮食生活。村里的人谁见谁躲，怕他们带有艾滋病病毒，有些人甚至连话也不敢对他们说！我问小豪的情况，村医告诉我说他们都去检查过了，他们的HIV抗体都呈阴性，没有感染艾滋病。 午后我们又走进另一村庄时，路上遇到两个小孩。相距十几米远小孩就向我们招手，我问这孩子为什么这样好客，一个艾滋病感染者告诉我：“他们父母都因艾滋病死了。男孩10岁，女孩6岁，现在跟着他们65岁的奶奶生活。因为他们知道外来人会援助他们，所以他们特别欢迎外来的陌生人。” 这些老人已近垂暮之年，让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是，在他们离世之后，孙子、孙女们的生活由谁来照顾，教育问题又由谁来解决？ 张老太今年77岁，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老伴因病早逝，目前带着7岁的孙女和6岁的孙子。张老太的四个女儿都卖过血，其中二女儿、三女儿已经因艾滋病死亡，大女儿和小女儿现在正在病中。儿子和儿媳从16岁起就卖血，儿子染上艾滋病，害了一年多，把积蓄也花光了，于2001年冬天病死，儿媳也感染了艾滋病，她难熬苦日子，丈夫死后不到100天，她抛下一双儿女改嫁走了。 张老太多病缠身，走起路来颤巍巍的，她告诉我村里分的田已经抛荒两年，家里住的还是土坯房。张老太说当年儿女卖血钱都买粮食吃了、买衣服穿了，还有就是为儿子娶了个媳妇，根本盖不起砖瓦房。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老年丧子的苦与忧（2）…（图）
垂死的艾滋病患儿 两个孩子原在本村小学读书，现在失学在家，每天跟着奶奶一起捡垃圾。“南京爱德基金农村助养计划”每季度资助张家112。5元。2003年春节前夕，村里可怜祖孙三人，给他家扯上电线，免费使用电灯。 我在张老太家中看到，屋子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全部加起来也卖不了50块钱。烧饭用的是玉米秆，锅里是玉米粥，连一点油也见不到，更谈不上吃肉了。这是春节刚过十天的情景。 张老太哭着说：“孙女小真模样长得周正，人也聪明，上学期语文考了95分，数学得了满分。给她化验过，没有染上艾滋病，我就盼着能有好心人领养她！” 村里另一位张老太今年68岁，她的老伴在1962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此后贫困的日子就一直伴随着她家。因贫穷他们梦想致富，她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媳妇都卖过血。老五因家贫没有娶上老婆，张老太跟着老五一块过日子。现在老五也有病不能劳动，娘俩的生活过得很拮据。 2001年8月，老四在外省煤矿打工时一条腿被砸断了，路都走不成，生活非常困难；老四媳妇在煤矿因艾滋病发作，无钱医治，她想回到老家方便些，不料乘火车回来时，死在了回家的火车上。他们有子女两人，女儿10岁，在本村小学上三年级，儿子5岁，在学前班读书，因缴不起学费，他俩今年都辍学了。前几天他俩检查了HIV抗体，结果5岁的儿子是阳性，说明他已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几天他又发烧了！ 老三夫妇两个均因患艾滋病，于2001年底和2002年初先后病死。他们有两个女儿，分别为12岁、10岁。他们死后，房子也快塌了，不敢住人，两个女孩被她姥姥收养了，因姥姥家境贫穷缴不起学费，两人都辍学在家。 老二患有艾滋病，媳妇因艾滋病已死二年了。三个儿子分别为15岁、14岁、12岁，都因贫困失学，为了生计，孩子们在河滩里挖沙卖钱。 大儿子、大媳妇都患有艾滋病，天天求医吃药，钱也花光了。他们有四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儿，分别为16岁、14岁、11岁，全部辍学在家，小儿子4岁，也患有艾滋病。 在2003年春节前，我来到了张家。他家冷冰冰的，没有存粮，也没有取暖的煤，只有几块巴掌大的红薯，锅台上、饭碗里找不到一滴油，更不要说肉末了。张老太几近哭泣地反复地说：“谁能给上级说说，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家的这几个孩子上学读书？将来没有文化怎么办？他们没文化这一辈子就只能永远受穷！”逝者已逝，留下的老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孩子们又如何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面对现状，他们都很无奈，只会痛哭。有人问我现今有多少这样的老人，我只能实话实说：太多了，不计其数。他们是不同寻常的弱势群体，有良知的人们啊，关心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吧！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1）…（图）
垂死的艾滋病患者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走生命的人的遗孤，这些孤儿本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健康的。只因为他们的亲人们生前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才受到无尽的歧视和冷落。 2002年春节，我接一批艾滋孤儿来我家过年，一下汽车，我就让他们到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明他们都没有感染艾滋病，都是健康的孩子。但是，许多人对他们还是唯恐避之不及，首先就是我儿子。儿子过年前来看我，进家门第一眼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他们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他竟然一走七天不敢回来。我儿子是××大学78届文科毕业生，现为某大学副教授，竟然吓得年三十都不敢回家与父母共吃年夜饭。如此表现在我家里并非儿子一人。天啊！不知这种恐艾心理与行为何时才能消除？ 我16岁读高中二年级的小孙女，就比她爸爸勇敢，她来我家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等送给了小朋友。我问她：“你来给他们送东西，不怕传染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艾滋孤儿是健康的，他们不会传播艾滋病，大家应当平等对待他们。正像有位政府官员说的那样，“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态度问题，不仅是人道问题，而且是稳定问题、政治问题，不可小觑。” 社会上其他人对艾滋病更是有着形形色色的恐慌。30多年前我在大学任教时，曾救助过一个姓王的学生，后来她当上了主治大夫，现在退休了。她儿子开了大酒店，逢年过节她都给我送东西，领着她的小孙女，坐在我家说个没完没了。2002年除夕她送来一箱蔬菜，一进门看见两个艾滋孤儿，问了几句情况就说：“高老师今年过节还缺啥东西，你说一声我去办。”我让她坐下，她表情紧张，站在我家门口不到两分钟，就一溜烟地跑了。 无独有偶，有一个老同学更怕。她打电话说：“我要来你家玩，过节了咱们聚一下吧。”当听说有艾滋孤儿来我家过节时，她立刻决定：“等孩子走了，我再来。” 另一个大学同学来我家，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吗？他们能活几天呢？”我说：“孩子都已经检查过了，他们没有艾滋病。”她说：“艾滋病这玩意，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还有一位微生物学教授说：“老高以后不要这么傻了，该享受享受啦！” 后来有一次，我领着两位艾滋孤儿去配眼镜，路上听说原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病了，急急忙忙去看她。当时她瘫在病床上，我买了一些礼物，由于我年纪大了拿不动，让两个孩子拎着，她当时吓得不敢吃，事后她女儿打来电话问两个孩子有没有艾滋病，我说没有，她才告诉她妈说我送的东西可以吃。 幸亏我家当时住的这幢楼房准备拆迁，我住的这个单元，原有八户人家，现有只有三户了。我庆幸邻居们未出现异常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个异常冷清的春节。从这些现象看出，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太欠缺，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认识不清，恐惧心理和恐慌行径已成了防艾的屏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正视艾滋病患者，加大防艾宣传教育的力度。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2）…（图）
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子女 2002年2月10日晚，我在厨房做饭，高燕（化名）给我打下手，她说：“我爸爸妈妈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死得太早了。我经常晚上梦见他们，有时候白天不做梦也会看见他俩。一天我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回家了。我家的东西全被亲戚拉走了，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当中，突然看见我爸我妈回来了，他俩又说又笑，一前一后走进家门，妈妈手里还拿着一包馍。我迎上去，他们没和我说话，转眼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这真的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高燕流着泪问我：“高奶奶，人死了会不会有灵魂？”我说：“人死了没有灵魂，那是你心里想的。你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赶快把话题转开了。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艾滋孤儿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父母啊！ 艾滋孤儿春节期间在我家住了十一天，2月17日王霞把孩子们接回去了。他们走时带了五个大纸箱，里面装着各界好心人士赠送的百余件衣物和用品。大家送的压岁钱，已够孩子们一年的学费了。我相信带走的东西，王霞会转赠给更需要的人。愿今后有更多的好心人关注、援救这一弱势群体。 2004年5月的一天某个一直宣称没有艾滋病的乡镇，突然来了一个求救电话说：“我哥哥嫂嫂得艾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