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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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自我修养（4）（图）
洞窟之晨 前田清村 绘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必然会冲突。行为的我要求摆脱旁观的我的束缚。”当“悟”之时，既无“观我者”，也无“无知或不可知灵体”，只剩下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改变一下描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用这种训练以求达到“无我”。他们学到的是对有限美的明晰、不受干扰的感受；他们学会调整手段和目标，用适当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完全未经训练的人也有一种“无我”体验。欣赏音乐歌舞的人陶醉于剧情而忘我，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掌出汗，这是“无我之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之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旁观的自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似乎全消失了，他同样出的是“无我之汗”，同样失去了“观我”。凡是身处这类场合，达到这种状态的人，都进入了最高境界。这就是日本人的观念。 上述概念雄辩地证明，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看成了严重压力。这种牵制一旦消失，他们就感到自由而有效率。美国人把所谓“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看作是一回事，从而以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升华到灵魂三昧境界，忘掉自我监视的束缚才能解脱。日本文化反复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并对此力图辩解，断言只有去掉心理负担，才能让人的意识进入更有效率的境界。 日本人体现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当已经死去一样活着”的人。他们把这句话用于日常勉励。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鼓励进行大桩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是死掉了，干下去。”当一个人陷入严重困境，看不到一丝希望时，也常常以“就当已死”的决心去生活。战败后被选为贵族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贺川（丰彦）在其自传小说中说：“就像被魔鬼缠身的人一样，他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闹。他那爆发性的抽泣已接近歇斯底里。苦痛持续了一个半月，但生命终于获胜……我此身将要带着死的力量活下去……他要当成已经死了，再投入战斗之中……他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喜欢说：“我决心就当已死，以报答皇恩。”这句话包含着一系列实际的行为，比如在出征前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黄岛上的一抔土”，决心自己“与缅甸的鲜花一起凋落”，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潜藏着“就当已死般活着”的态度。这样等于消除了一切自我监视，一切恐惧和戒心。死人无需再为行为是否恰当而顾虑。死人不用再报“恩”，他自由了。“就当已死般活着”，意味着摆脱了一切矛盾和冲突，意味着：“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和“就当已死”中剥离了意识。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个人行为的监督者。这生动地点明了东西方的心理差异。我们说到一个没有良心的美国人，是指他干坏事却没有罪恶感。而日本人在使用类似词汇，却是指此人不再紧张，不再受妨碍。同一类词，美国是指坏人，日本却是指好人，指有修养，能最大限度发挥能力，能完成最困难的工作，行为无私的人。罪恶感是引导美国人行善的强大力量，如果一个人良心麻木，就失去罪恶感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的哲学却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内心冲动直接表现为行动时，会很自然地实践德行。于是，人们努力修行，以求“圆熟”，来消除“羞耻”。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不会有第六感的障碍，这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儿童学习（1）（图）
女 里见胜藏 绘
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Ｕ形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任性和自由。幼年和老年时期是“自由的领地”。随着幼儿期的逝去，约束逐渐增加，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时期，持续数十年，此后再次逐渐回升。过了60岁，就又可以像幼儿那样几乎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在美国，这种曲线是颠倒过来的。幼儿时期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的成长而逐渐放松。到孩子们独立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我们的壮年期是自由和主动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会再受到束缚。日本那种人生模式，美国人想都没有想到过，那跟我们的现实完全背道而驰。 日本人在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了最大的约束，虽然此时他们的体力、谋生能力最强，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坚信，约束是最好的精神训练（修养），能够得到自由不能达到的效果。 娇纵孩子的国民都非常希望生育孩子。日本人正是这样，他们要小孩首先是因为这是一种快乐。但他们也不仅是为了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如果断绝了家族血统，他们会成为人生的失败者。由于传统的社会原因，每个日本男子都一定要有儿子，自己死后才有人在佛坛灵前跪拜。这也是为了绵延家系，传宗接代，保持家庭荣誉和财产。父亲需要儿子，就跟幼儿需要父亲一样。 儿子将来总要取代父亲，但这并不是撇开父亲，而是为了让父亲安心。在若干年内，父亲仍然管理着“家务”，以后再由儿子接班。如果父亲不把家务让给儿子，这种角色就没有意义。这种根深蒂固观念，使成年的儿子不会因为依靠了父亲，而感到羞耻和不体面。 妇女要小孩也不仅是为了满足情感，她们只有当上母亲后才会有地位。无子女的妻子的家庭地位最不稳定，即使不离婚，也没有指望当上婆婆，对儿子的婚姻和儿媳行使权力。为延续家系，她的丈夫可能收养子，但按照日本人的观念，没有生育的妻子是个失败者。日本妇女都希望多生小孩。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平均出生率是31。7‰，甚至比东欧多子女的国家还高。美国1940年度的出生率是17。6‰。日本母亲生孩子的年龄很低，多数在19岁就会生小孩。 在日本，分娩和性交一样隐秘。产妇在阵痛时都不能大声呻吟。母亲要提前给婴儿准备新被褥和小床，因为新生婴儿不睡新床不吉利。穷苦家庭买不起新床，也要把被料和棉花洗净，作为“新”被。小被褥很轻，不像大人的那样板硬。据说小孩在自己的床上会睡得更香。事实上，他们让婴儿分床睡觉，在内心深处的根据仍然是一种“感应巫术”，即新人必须睡“新”床。婴儿的睡床靠近母亲的睡床，要直到婴儿长大，懂得要求和母亲同睡时，才能与母亲睡在一起。他们说，也许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伸出双手，提出这种要求。这时婴儿才会由母亲搂着睡。 婴儿出生后的头三天不给哺奶，因为日本人要等着流出真正的乳汁。三天之后，婴儿随时含着奶头，或者是吃奶，或者是叼着玩。母亲以给孩子喂奶为乐事。日本人相信，哺乳是女人最大的生理快乐之一，婴儿最容易感受到母亲的这种乐趣，乳房不仅供给婴儿营养，而且供给喜悦和快乐。婴儿出生的第一个月，不是放在小床上睡觉，就是由母亲抱着。30天之后，会抱着婴儿去参拜当地神社。参拜之后，婴儿的生命才被认为已经扎根于体内，这时才能带他自由外出。 他会被用一根双重带子系住腋下和臀部，再挂过母亲肩前，在腰前打一个结，背在母亲的背上。天冷时母亲会用外衣把孩子全部裹上。家里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得背婴儿，甚至在玩垒球或踢石子时也背着婴儿奔跑。农家和贫困家庭，基本都是由孩子看孩子。“由于日本婴儿生活在人群中，很快就显得聪明有趣，似乎他们也正在玩着背自己的大孩子正在玩的游戏。”日本婴儿四肢伸开被绑在背上，跟太平洋诸岛及其他地方流行用披肩裹婴儿的方式很相似。他们都把孩子看成被动的。用这种方法育婴，长大以后能够随时随地、不拘姿势地睡觉。日本人正是如此。但日本用带子背婴儿不会像用披肩或包袱裹婴儿那样，完全培养孩子的被动性。婴儿“在人的背上会像小猫那样搂着别人……婴儿……会靠自己的努力求得最舒服的姿势；很快，他就能掌握一种趴在背上的技巧，而不只是绑在别人背上的包袱”。 母亲工作时把婴儿放在睡床上，上街时背在背上。母亲对婴儿说话，哼小曲，母亲给别人还礼时也晃动婴儿的头和肩让他鞠躬致意。每天下午，母亲给婴儿洗浴，然后让他坐在膝上逗着玩。 三四个月的婴儿系着尿布，布质很粗厚。日本人常常抱怨他们的罗圈腿就是尿布造成的。三四个月之后，母亲就会教他便溺：估计好时间，把婴儿带到户外，用手托着婴儿，尽量包紧，让婴儿的身体离远点，单调地吹着口哨，等着孩子便溺。孩子能明白这一听觉刺激的目的。人们公认，日本婴儿像中国婴儿一样，很早就学会了便溺。婴儿尿床的话，有些母亲会拧小孩的屁股，至少会训斥一番，并把记性差的婴儿更加频繁地带到户外教他便溺。拉不出大便时会给婴儿洗肠，或给他服泻药。母亲们认为这是为了让婴儿舒服些。学会大小便后就可以不带尿布了。日本婴儿肯定觉得那种尿布不舒服，不仅因为它很粗厚，而且尿湿以后没有换尿布的习惯。不过婴儿还太小，不明白学会便溺与摘除不舒服的尿布之间的联系。他们只体验到每天必须如此，无法逃避。这种无情的训练为婴儿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的强制性繁琐作好了准备。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儿童学习（2）（图）
裸妇 前田宽治 绘
日本婴儿通常是先学会讲话，后学会走路。爬是从来不受鼓励的。传统的习惯是，婴儿不满周岁不许让他站立或走路。近十几年来，政府在廉价普及的《母亲杂志》中宣传应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