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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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一事件给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还因为在中外关系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势力被压缩到瘫痪和沉默的境地，无力回应中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广州被围困，是给驻华外国人的头一个信号，从此，中国人要重新寻回在自己领土上的尊严。　　　　
　　　　1925年8月1日给共和国公使马戴尔先生的报告　　　　
　　　　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军事船来，运送粮食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第三部分：1913~1926　：成熟岁月1913~1926　：成熟岁月（15）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了一大笔代价。不幸的是，在将要来临的岁月中，悲剧性的重量还在继续增加。　　　　　
　　　　1926年6月，儒勒在休假中给外交部写了一封信　：“我夫人正在康复，我们就要离开巴黎。”他那时已经在考虑再次回中国。“我想要在8月底回去，准备在中国的一场新的战斗”。他之所以使用这种战斗性的词语，是由于人们总是把他在1925年6月经历的沙面围困叫做一场“战斗”。1926年9月，儒勒获得一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是否使儒勒在太长的等待之后感到满意，在他留下的文字材料中，一点也没提及。他是个对任何虚荣装饰都不太感兴趣的人。　　　　
　　　　对他惟一的回报和奖励，就是在第二年初他终于又回到中国，陪伴康复了的麦尔塞黛，和三个改变了他生活面貌的“小乐和甘”。这段时间内，中国这艘大船已经驶入不可回避的变化的巨浪之中。这种变化在广州的沙面事件中第一次严肃地显露。而再次回到中国的儒勒，与发生这个事件之前的儒勒，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　　　　
　　　　


第四部分：1927~1945　：苦难岁月1927~1945　：苦难岁月（1）

　　　　“　把你的事业一直做到哈尔滨。。。。。。”　　　　
　　　　　　　　　　　　　　　　　　　　　　　　　　　　　　　　　　　　　　　　　　　　　　　　　　　　　　　　　　　　　　　　布莱斯·桑德拉　　　　
　　　　他们是一对儿，真正的一对儿。儒勒远离祖国，来到中国，更加强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感情。在千里之外，玛利亚一步步跟随儒勒在远东境内的足迹，她满怀渴望，有时甚至是焦虑地读着儿子的来信。就像他所说的，他们延续着一个任何高山大海都阻隔不了的对话。在中华帝国里，儒勒就像所有失去了长辈引领的孩子一样，非常渴望得到玛利亚的意见、建议，甚至责备。这如同所有母亲，她最了解自己的儿子。然而，1926年10月的一天，玛利亚离开了人世，儒勒成为了失去母亲的孤儿。　　　　　
　　　　玛利亚，这个儒勒的“小妈妈”，阿尔弗莱德的“格拉第”，玛利的“好巴巴”，这个每个亲人都给她一个昵称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在74岁的年头上逝世了。对儒勒来说，必须独自继续在中国的生存。毫无疑问，这种失去亲人的打击，对儒勒影响很大，他自问，再回到那个遥远国度去有什么意义。十七年前，他离开祖国走这么远，只是为了满足玛利亚和自己的需要，他们两人的命运是合二为一的。但这种念头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他已爱上的中国，在玛利亚离开之后，或许就要成为留下他痕迹的真正故乡。十七年来，法国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后方，一个暂时的庇护所，他能在法国休憩几个月然后又远离许多年。他的生命已经和中国土地紧密相连。而后来的十八年，充分地证实了他的这一看法。　　　　
　　　　1927年1月，儒勒登上“坡尔多”号离开马赛时，心里不禁抽搐。他头一次意识到，再回到法国就永远不是原来的滋味了，他再也不能找回玛利亚。而他准备进行的新的“中国的奋斗”，也不再有原来的意义，因为他再也不能向人讲述发生在中国的一切。是的，作为一个42岁的男人，儒勒不再是原来那个孩子，玛利亚的逝世使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断裂。这种灵魂的裂痕，我们再也不能从他的文字中看到，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吐露秘密和忧愁的对象。在之后的岁月里，他内心的这种漂泊，在他和他的家人的苦难中显露出来。　　　　
　　　　1927年之前，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儒勒都是顺利的。然而，从1927年开始，本来对职位安排比较顺从的儒勒，开始坚持要上级给他被认为是剥夺了的承认。他对此如此严厉，也因为他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学生翻译官，而是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担负起父亲的责任。儒勒和上级的关系逐渐恶化，不清楚是否由于他在工作中出现了什么失误，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或者是由于他想从越来越不欣赏的社会职业圈里淡出。从此，后来的十八年里，儒勒进入了“苦难岁月”，他越来越关注家庭，而在事业方面，则显示出古怪的性格。　　　　
　　　　这些苦难岁月展现出一个“漂泊”的形象，和以往儒勒那种“直线前进”的形象形成了对比。这是一个男人内心和事业的漂泊，儒勒的生活渐渐被一些自己使不上力，也无法控制的事情主宰。总之，这是身体和灵魂的漂泊。　　　　
　　　　1927年，儒勒重新任职的地方不值一提，那是他熟悉的海口领事馆。人们说随后他就会寻找到在“中国更加活跃的职位”。幸运的是，儒勒由麦尔塞黛和三个孩子：玛利，扎维和皮埃尔（分别是6岁，4岁和2岁）陪伴着。这种陪伴大大增加了他的勇气，但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因时局而产生的对家庭安全的担忧。　　　　
　　　　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的北伐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当儒勒来到海口的时候，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许多省份，甚至重新夺回了英国人在汉口的租界。自从外国人在广州受挫之后，这次收复是自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第一次真正的退缩。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社会观念一直都强烈地要求赶走“外国鬼子”。而国民党内部的国共两党冲突也不是为了让西方人安心的。蒋介石政变之后，由于需要莫斯科的理论和军事上的援助，国共两党仍然继续着一种合作。苏联军事顾问筹划了北伐，而斯大林也竭力要保住这个联合战线。然而，这个越来越不可能的联盟在1927年4月的上海划上了句号。共产党人组织了一场大罢工，从而解放了整个城市　。蒋介石当然不愿意让共产党人来做这颗“远东的珍珠”的主人。他发动了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