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3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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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忧郁的
红色鞘翅上带黑点的瓢虫
比纽扣、比豆粒、比水珠都小的小瓢虫
我断定它认识我
我断定它为寻找我走了许多长路
我断定它有许多话要对我说
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它
会多么空旷、多么不完整
它喘着气站起来，睁着
黑得发亮的大眼睛，问我
“当今，这个时代，还有
社会重压下卑微弱者扭曲的性格么？还有
受尽折磨而又无力挣脱的屈辱的灵魂么？还有
被物质文明吞噬的格里高尔的悲剧么？”
“我们真该为他祈祷”我说
“当然”我说
“在我们这儿，当人们
已经懂得爱和历史
当人们充满对生活的渴望
对你的回答，该从
研究今天人们的笑声和哭声开始。”
。格里高尔是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一
个公司旅行推销员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作者以怪诞的手法，
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物化、非人化的深刻主题。
一个可爱的哭泣的孩子
一个可爱的哭泣的孩子
用污脏的小手抹着眼泪
偷偷地望着我，却不
告诉我为什么哭泣
于是，我学会了倾听
缄默中，每粒葡萄
都在沉思中转红而成熟
它们用秘密和阳光孕育乳汁 用梦想和月光酿酒 于是，我学会了沉默 爱情是一朵花 从眼睛到嘴唇火一样开放 有时是甜的，有时又是苦的 即使凋谢也不会枯萎 于是，我学会了思考 一棵树嫁给另一棵树 一棵树嫁给另一棵树 它们一起跳舞，一起歌唱 交错的枝条传递着幸福和渴望 一条鱼嫁给另一条鱼 赤裸的水草不停地摇荡 激情里，蓝色的旋律在飞扬 一块石头嫁给另一块石头 光影中，眼睛、嘴唇和乳房 在亲昵的颤动里花朵般开放 一颗星嫁给另一颗星 在相互照耀中旋转和成长 即使最终陨落，燃烧的火也不会死亡 人和珠穆朗玛 ——2003·纪念人类登顶珠峰五十年 地球在旋转 只有你是不动的 磅礴天宇的珠穆朗玛 整个空间全被你占满 静静地站在世界开始的地方 伟岸的玻璃般透明的 风、阳光、冰雪的珠穆朗玛 拥有大自然全部的庄严肃穆和 全部生命之美的珠穆朗玛 但你知道吗，人啊 血的热度超过了你 脊骨的硬度超过了你 为昭示尊严和高度 纵使在冰的褶皱、雪的漩涡里 留下背囊、绳索、冰镐和 一只失去主人的带钉的靴子 乃至骸骨，也甘愿把生命 丢去那儿，像一粒粒 黑色的草籽 誓把脚步举过你的头顶 悲剧和喜剧交织的五十年呵 冰雪中的灯和太阳 曾照耀多少悲壮的旗帜 回忆：三十年前的一个雨夜 黑夜，闪电，凄风和冷雨 冲撞着敲打着窗子 它们要进来 一片沾在玻璃上的黄叶 哭着要进来 那将死去的晚秋 挣扎着要进来 带着惨白的梦和阴冷的 潮湿，泥泞，苦涩以及 无家可归的鸟的惊叫 我的摇曳的小屋中 桌椅在颤栗 苦难养大的孤独在尖叫 灯在飘摇中灭了 只一双大睁的眼睛望着窗外 钉子般穿透 要闯进屋子的 冷雨、凄风、闪电和黑夜
郑玲访谈录
■ 张大为
郑玲（1931…），重庆市人，曾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株洲市文联等单位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离休后定居广州。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因故中断创作20余年。1980年重新执笔。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小人鱼之歌》、《风暴蝴蝶》、《郑玲诗选》、《瞬息流火》、《郑玲短诗选》、《郑玲世纪诗选》以及散文集《灯光是门》等。组诗《相见与别离》获《诗刊·上半月刊》2002年度“优秀作品奖”。采访人：张大为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8日
问：您能回顾一下您写诗的经历吗？
答：当我学语的时候就学“背诗”，虽然不解其意。我的堂祖父做过清朝末年的知县，因为酷嗜诗酒，不重仕途，上任不久便辞官返乡，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教我背诵唐诗、宋词乃至元曲。
上中学后，接触到一些现代诗人的作品，得到极大的乐趣。每当散学后，我总爱搬一条小板凳到山崖上去做作业。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云彩变幻莫测，恍若巨鸟或野人的姿态，仿佛要把我裹挟而去，于是将作文写成诗，取个名儿叫《想飞》。其时，我并不明白这就是我与诗神最初的邂逅，不料被老师拿到《江津日报》发表了。从此，我有幸加入当时的一个文学社团“诗的会”，读到不少国内外诗人的名著。这些诗集，是我成长的地方。
旧体诗词和抗日救亡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一种气质，使我渴慕悲壮的事业，后来离家出走，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湘南游击队，多半是受了诗的影响。1950年我在一个文工团工作，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因而被调到出版社任诗歌编辑。当时的工业建设激动着我，写了一些歌颂普通劳动者的诗篇。我的《长江大桥诗二首》被工人写在他们的工具箱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但过了不久我就为诗受难，被划为右派分子，中断创作20余年。
其实，说“中断”是不确切的，最痛苦的生命也有它秘密的向往，处于死亡边缘的生命也有它闪光的时刻，诗是与人同在的，诗和痛苦是相生相连的，在按捺不住创作冲动的情况下，也会写几句。“文革”期间，我被迫迁徙深山僻壤，在当时恐怖的凝云下，无论你写什么内容的诗都会被认为是写“变天账”，因此郑玲访谈录张大为 郑玲（1931一），重庆市人，曾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株洲市文联等单位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离休后定居广州。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因故中断创作20余年。1980年重新执笔。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小人鱼之歌》、《风暴蝴蝶》、《郑玲诗选》、《瞬息流火》、《郑玲短诗选》、《郑玲世纪诗选》以及散文集《灯光是门》等。组诗《相见与别离》获《诗刊·上半月刊》2002年度“优秀作品奖”。采访人：张大为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8日
问：您能回顾一下您写诗的经历吗？
答：当我学语的时候就学“背诗”，虽然不解其意。我的堂祖父做过清朝末年的知县，因为酷嗜诗酒，不重仕途，上任不久便辞官返乡，他晚年最大的快乐就是教我背诵唐诗、宋词乃至元曲。
上中学后，接触到一些现代诗人的作品，得到极大的乐趣。每当散学后，我总爱搬一条小板凳到山崖上去做作业。有一天，正当夕阳西下，云彩变幻莫测，恍若巨鸟或野人的姿态，仿佛要把我裹挟而去，于是将作文写成诗，取个名儿叫《想飞》。其时，我并不明白这就是我与诗神最初的邂逅，不料被老师拿到《江津日报》发表了。从此，我有幸加入当时的一个文学社团“诗的会”，读到不少国内外诗人的名著。这些诗集，是我成长的地方。
旧体诗词和抗日救亡诗歌中的忧患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一种气质，使我渴慕悲壮的事业，后来离家出走，参加解放战争中的湘南游击队，多半是受了诗的影响。1950年我在一个文工团工作，开始正式发表作品，因而被调到出版社任诗歌编辑。当时的工业建设激动着我，写了一些歌颂普通劳动者的诗篇。我的《长江大桥诗二首》被工人写在他们的工具箱上，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但过了不久我就为诗受难，被划为右派分子，中断创作20余年。
其实，说“中断”是不确切的，最痛苦的生命也有它秘密的向往，处于死亡边缘的生命也有它闪光的时刻，诗是与人同在的，诗和痛苦是相生相连的，在按捺不住创作冲动的情况下，也会写几句。“文革”期间，我被迫迁徙深山僻壤，在当时恐怖的凝云下，无论你写什么内容的诗都会被认为是写“变天账”，因此不敢保留片言只字，我只好把诗稿背熟以后付之一炬。总以为珍藏在记忆里别人无法夺走，但是日子久了，它们只剩下朦胧的影子。直到1979年我得到彻底平反之后，才在《小人鱼的歌》、《流放的乐园》等诗中，重新给那些影子以血肉，使它们复活起来。
流放生涯给了我无法言说的苦难，也给了我莫大的好处，它将我的诗魂冰封在深山的大雪里，免于被当时“假、大、空”的热风吹得变质，以致我能以“见真性情”的审美原则来检验自己的作品。也许，真如川岛由纪夫所说：在文学上肉体衰老之后，才开始有艺术的青春。近十年来，我为多种疾病所围困，但又常常感觉与青春重逢，旧的热情与旧的希望带着新的热情与新的希望而再生。的确，今天这个世界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充满了诗意，使人无法不继续写诗。我的题材多半是从自我的内心感受来写当代人的悲欢、奋斗以及友谊、爱情和亲情。自然，诗不单是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现在还不存在的东西之中，也存在于我们正在追求的东西之中。不管你活到了什么样的高龄，诗人永远有责任使自己成长。所以，我仍处于不断学习与探索之中，我既读当代已有定评的老诗人的作品，也热爱某些青年诗人的好诗。我希望我的诗能以民族的、现代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审美精神来表现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从而与世界沟通。至于我的创作实践如何，应该让别人根据我的作品去评说。
问：读您的诗，总让人觉得在深情绵邈中有一种沉思的品质，不知道这个感觉是否正确？
答：谢谢你！每一个诗人都期待和自己心灵相通的读者，你对我的诗的理解，无疑是对我继续写诗的意志上的增援。能够获得有相当水平的同时代的欣赏者，是我最大的幸运。
问：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诗中，您如何处理情感与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
答：当一首诗萌动之时，一定有一种情感，一种体认，一个世界和一个自我。因此，诗人在创作中总是力求能够唤起情感反应的语言。一个人之所以写诗，看起来有点鬼使神差的味道，其实是与他的血液、秉性、信念等等相关的，每个诗人都由于各自的气质和审美兴趣而选择着个性化的语言。
我写诗的时候，语言仿佛自动来到。我审视它们，加以选择、取舍，对那些罕见的、矫揉造作的或已经用滥了的词语抛弃不顾。一心选择活色生香的、能歌善舞的、能负荷我的思想情感的语言，然而，灵感如花香般飘忽，你把它捉住，囚在语言的瓶里，就失去了原有的神秘。所以，我经常是不顺利的，有时遇到暗礁，一个词就把一首好诗给葬送了；有时把一些词呆板地组合在一起，造了一枝绢纸的玫瑰，虽染色而不馨香，更没有流动的美感；有时控制不住激情，在波涛上冲浪，看不到语意的深度，危险而不确切。这时，就要告诫自己：勒住情感的缰绳，去作肃穆的静思，潜到水下，去发现语义的深渊，把理性成分和激情成分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若能如此，诗的最奥秘的暗示本质就会来和你相聚，你的诗就会径直到读者的隐性和孤独中去了。
但是，从这种经验之中，我到底获得多少成功，那就很难说了。我曾经写过一首《与诗苦恋》：“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