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无衔军事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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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第二部分 百劫将星段德昌第16节 无段不胜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一时语塞。
“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
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
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
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
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