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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文坛传奇作家:我的父亲张恨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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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条是没有了。等成舍我回到北平,父亲向他讨薪,他却因没有欠条,不予补薪,父亲感到很意外和失望,决定辞职,这就是所谓的“欠条风波”,父亲以前虽也两度辞职,终因情面关系,都勉为其难地收回辞呈,这次去志已决,终于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平《世界日报》。
  读者知道父亲辞职后,引来了不小的波动,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挽留,读者的厚爱,深深地感动了父亲,于是在两个月后4月24日,发表了《告别朋友们》一文于《世界日报》上,他说:“我并不是什么要人,要来个通电下野。我又不是几百元的东家,开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干了,要呈报社会局歇业。……为什么辞去编辑?我一枝笔虽几乎供给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把生活的水平线总维持着本无大涨落,现在似乎不至于去沿门托钵而摇尾乞怜……”为了答谢读者,文末附他特意写的《满江红》词一阕:弹此人生,又一次轻轻离别。算余情余韵,助人呜咽。金线压残春梦了,碧桃开后繁华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发。抛却了,闲心血。耽误了,闲风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说。学得曲成浑不似,如簧慢弄鹦哥舌。问匆匆看得几清明?东栏雪。
  父亲以一阕《念奴娇》走进《世界日报》,又以一阕《满江红》走出《世界日报》,巧合得太有戏剧性了,真个是进也词也,走也词也!

  第16节:《春明外史》的“外史”(1)

  《春明外史》的“外史”《春明外史》是父亲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第一部百万言巨构,也是他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学殿堂里的地位。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从1924年4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5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小说,从第一天连载起,就受到北京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随着情节的深入,这种关注越来越热烈。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所述,每日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报纸发售,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先睹《 春明外史》为快,他们关心着书中人物的命运,随着故事的悲欢离合,他们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额称庆,戚戚然,欣欣然,不能自已。就这样,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朝朝如是,一排就是5年,这情景是多么感人!自然,《 春明外史》就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书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很快就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是很快就售完。等全书载完,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这种不寻常的举措,在上海是很少见的,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小说,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打破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父亲是第一人,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也就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可能是父亲在北京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所以他对这一部书及稍后的《金粉世家》是极其偏爱的,那时他不满30岁,写起书来自然是全心投入,字字推敲,用心血写成,可能是下了苦功,所谓“敝帚自珍”,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孩子是自己的好”,所以他在大小场合,都喜欢谈及这部书,他在自传《写作生涯回忆》中,用了三章来介绍《春明外史》,可见偏爱之深了。
  《春明外史》的艺术特色和涵盖的思想内容,我不敢也不合适来妄加评论,有关该书的内容、结构、技巧、语言及描写,留给专家、学者去分析,就不需我饶舌了。我只想把父亲对我所说及亲友介绍的《春明外史》写作背景及相关轶闻趣事作些说明,算是外史的“外史”吧。“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京师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故事。当时北京是北洋政府的首都,所谓“首善之区”,但在军阀、官僚、豪绅相互勾结把持下,一片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官僚政客们声色犬马,酒肉征食,政治上腐败贪污,卖官鬻爵。在畸形的“歌舞升平”的另一面,则是穷苦百姓痛苦呻吟,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挣扎在死亡线上。作为新闻记者的父亲,看到这一切,自然要笔之于书。但是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登载了揭露他们的消息,就会下令封报,记者本人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来揭露、控诉,大举挞伐,这种新闻外的“新闻”,正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因为是读者身边的事,自然发出会心的微笑,官僚军阀却又奈何不得,这就是《春明外史》的由来。
  《春明外史》由新闻记者杨杏园和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故事为引线,引出当时官场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新闻内幕,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父亲自己是新闻记者,他了解这些内幕,所以就把主人公也作为记者,这样,说些主角的故事,又由主角牵引到社会上,顺理成章,毫不牵强。这种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的写作方法,父亲曾向读者交过底:“把这法子说破,就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①这的确是匠心独运的创作方法。《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五百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说是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公园、庙宇、名胜、公寓、旅馆、会馆、妓院、学校、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游艺场、高级饭店等等;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总统、总理、总长、军阀、政客、遗老、遗少、文人、记者、商贾、演员、学生、妓女、议员、丘八、僧侣、作家、诗人以及拉车的、要饭的、练武的、流氓、骗子……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口吻,惟妙惟肖,传神阿堵。由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竟然出现了一批“索隐派”,好事者不惜费心费力地搞索隐,对号入座,说书中的某某人是影射生活中的某某人,比如:魏极峰(曹锟)、鲁大昌(张宗昌)、秦彦礼(李彦青)、闵克玉(王克敏)、韩幼楼(张学良)、周西坡(樊樊山)、何达(胡适)、时文彦(徐志摩)、小翠芬(小翠花)、幺凤(小阿凤)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父亲自己在《 写作生


  第二部分

  第17节:《春明外史》的“外史”(2)

  涯回忆》说得清楚:其实小说这东西,究竟不是历史,它不必以斧敲钉,以钉入木,那样实实在在。《 春明外史》的人物,不可讳言,是当时社会上一群人影,但只是一群人影,绝不是原班人马。
  我想父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索隐派诸公”终究是白费心力。说至此,还有一些读者,硬说书中的主人公杨杏园是父亲的夫子自道,而且言之凿凿,有鼻子有眼,这种猜测很快就在社会传开。当然读者这样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杨杏园的一些生活习性和他相同。比如父亲喜欢喝浓茶、听京戏,杨杏园也喜欢喝茶、听京戏;父亲爱花,喜欢写诗填词,杨杏园也爱花,喜欢写诗填词;父亲不打牌,不喝酒,杨杏园也不打牌,不喝酒;父亲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杨杏园也是安徽潜山人,业新闻记者……总之相同之处甚多。其实这也不足为怪,一个作者,把自己喜爱的兴趣和性格特点,安排到他喜欢的书中人物身上,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但绝不能把生活中的作者和书中的人物混为一谈。有些读者为了好奇,纷纷写信到报社,询问真假,父亲迫不得已,遂于1925年12月3日在《世界晚报》发表《杨杏园无其人》,向读者作了交待。尽管杨杏园并不是父亲的自传,但他十分喜欢这个自己呕心沥血塑造的人物,所以给他起名“杏园”,原来父亲学名叫张心远,“杏园”与“心远”不是谐音吗?
  父亲的词章造诣是极其深厚的,他虽以小说享名于世,但他常对我们说,他的职业是记者,他的爱好是写小说,他钻研的是词章,他要做的学问是历史,这个自白,使我极其讶异,但却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确实如此,从我略谙世事开始,我看父亲除了伏案写作,总是手不释卷,但我很少见他看小说,他读的大都是历史和诗词,所以他的诗、词、曲、赋以及四六文,都无一不精,无一不好,不论是口占、联句、打诗钟,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张口即来,这种倚马才高的本事,堪称一绝。这种才华,在《春明外史》中也显露无遗。书中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骈体文的劝进表,十几封尺牍及数十首诗词和诗钟。这些骈体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与人物、环境、情节贴得十分恰当,读起来清丽隽永,切时、切意、切题,把情节气氛渲染得浓淡适中,让你把卷吟哦,掩卷回味,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由于书中诗词甚多,我仅举杨杏园填的两阕《一半儿》为例:一半儿 少妇夜读图月斜楼上已三更,水漾秋光凉画屏。莫是伊旧侬未醒,倚银灯,一半儿翻书一半儿等。
  一半儿 少女夜读图绣残放了踏青鞋,夜深红楼三两回。个里情思人费猜,首慵抬,一半儿怀疑一半儿解。
  《春明外史》的诗词,最受词章爱好者赞赏的则是和清诗人张问陶的梅花诗。1956年,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访问团到陕西、甘肃访问。在兰州,甘肃省长邓宝珊先生请访问团到他家小聚,作陪的客人中有两位清末进士,一位是83岁的范振绪先生,一位是79岁的王烜先生,范先生得知父亲姓名后,对父亲说:“你和张问陶的梅花诗很好,四六文也写得不错,我都在《春明外史》中读过。”父亲听后,感触良深,一部几十年前的旧作,还有人记得,不过他也开玩笑地说,没想到自己给张船山先生作了义务广告。事实确实如此,很多读者就是看了《春明外史》而去读张船山(问陶)诗的,我也是因为《春明外史》而喜欢张船山诗的。
  说起书中的诗词,还有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游城南游艺园。当时,晚风习习,蛙声呱呱,二人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就在月下口占联句,事后父亲觉得诗句颇符书中需要,就把它移到《春

  第18节:《春明外史》的“外史”(3)

  明外史》中,这就是第8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与舒九成的联句。
  直到1960年左右,还有许多读者写信来,向父亲探讨《春明外史》中诗词和典故。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在旧书摊上买到一部《春明外史》,这本书的旧主人,把其中的诗、词全都剪下来,父亲看了不解地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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