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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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都是很讲实际的，只要生活确实有讲普通话的需要，根本不用政府采取行政手段，他自然会去学、去讲。只要有助于他“揾食”，别说是普通话，就是非洲土话他也肯学。学普通话就等于学英语一样，多掌握一种交流工具，绝对有赚不赔，但不能为了鼓励学习普通话，就去践踏自己的母语。广东人并不拒绝学习普通话，而且他们的“推普”是不遗余力的，“煲冬瓜”的水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中青年一辈基本上都能听能说了。只要尊重事实，就不会否认这个巨大的进步。
今天北方人到广州的商店购物，大部分售货员都会主动和他说普通话；公务员也都会讲普通话了；城市的大部分学校都用普通话教学了。据调查，银行、邮局、公园、商店、的士等行业的普通话也都全部过关。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广东人在家里也说普通话不可？非要粤剧也用普通话来演唱不可吗？
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
“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敚跛祝黾型颍瑪｛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广东人始终坚持认为，白话是广府人的母语，福佬话是潮汕人的母语，客家话是客家人的母语。方言是一个族群的身份认同，是一种凝聚力。方言蕴含了丰富的地方人文内涵，一种方言的消失，势必会使它所传达的那种地方文化也随之萎缩和贫乏化。正如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所说：“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所以从文化的角度看，普通话固然应该推广，但方言也不应听凭它消亡。
在广东这个移民大省里，各种方言错综复杂，四乡八镇，各有不同，甚至村头村尾亦相迥异。没有哪一种方言，能够把三州六府的乡音统一起来。即使人们力图从语言学上把它们分类，也往往予人绠短汲深的感觉。广东真是一座语言的大宝库。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949~1952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1982~1990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