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得现代战争-第1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排以应对沙尘暴、突入巴格达等等，尽管有这些调整，但是，尤其是美军始终以巴格达和部署在其周边的共和国卫队为重点，才使得基本军事计划能够获得辉煌的成功。　　　　
　　　　汤米。弗兰克斯将军和他的指挥官熟练地发挥其节奏上的优势，他们放缓地面推进的步伐，使补给能够跟上，并实施后方作战以控制伊拉克部队，当美军跨过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逼近了巴格达，显然美国已经攻入伊拉克内部决策圈时，进攻节奏加快了。　　　　
　　　　但是，步兵、海军陆战队员、水兵和飞行员本身并未给予足够的荣誉。最终，军事行动的胜利取决于各部队的能力，特别是操纵武器和装备的指战员。在战争中，战役最终决定于基层组织，即由那些捕捉目标、比对手更快开火的坦克指挥员、由那些透过薄雾窥视并找到敌人地面伪装阵地的战机飞行员、由那些沿崎岖地形推进的战车驾驶员来决定的。没有能力上的决定性优势，空军不可能有效地打击伊拉克地面部队，美军地面部队也不可能以如此微小的伤亡、如此迅速地突破共和国卫队而挺进。高级指挥官可能在战役中失败，或者他们也可能为胜利设定一些条件。这是对弗兰克斯将军及所属的指挥官的信任，他们一定能够发挥美军的超级作战能力。这种能力和素养业已存在，自越南战争结束的几十年里，它已成为美国军队的内在组成部分。指挥官的任务是，根据当前的形势，形成、调整和应用这种能力与素养。这一次，他们干得极为出色。然而，胜利是在基层获得的，这才是你寻找英雄的地方。　　　　
　　　　必须等到进一步理解了伊拉克人的意图、计划和行动后，才能做出一些深入的评价。例如，看起来美国施展的诡计已实现了战略上的出其不意，特别在第4步兵师尚未部署，伊拉克北部没有任何部队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但是，萨达姆没能更快地从巴格达北部向南部重新部署部队，可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他的执拗与自负。看起来，萨达姆没有能布置巴格达防御更可能是他缺乏领导能力的结果，害怕承认在美军攻击的重压下，未来的防御有可能失败，或者伊拉克指挥控制可能会崩溃，而不仅仅是没有预料到美国攻击的时间安排。　　　　
　　　　另一个主要的不确定是心理战的效果。按照美国的预期来衡量，这一战役还不是完全的胜利：没有大部队投降。说服伊拉克部队不要使用化学武器的努力成功了，这只是因为战役期间，他们从没有配发化学武器以投入实战。在战役之前和战役进行过程中，如此多的伊拉克领导和军队灰心丧气，逃离他们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这至少可以归结为对自己的军队和指挥官缺乏信心，还源于对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的恐惧。但是，电子邮件、电话和语音邮件、传单和拜访也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至少调整了伊拉克人对随后会发生什么的精神状态，促成了一些部队的解体。衡量心理战的成本是一个难题，就此而言，对某些伊拉克通讯的破坏似乎被耽搁了。但这是一个恰当的权衡。　　　　
　　　　至于更大规模的新闻战，与对计划和部队效率的辩护之辞相比，军事行动更有发言权。当然，美国舆论的支持是坚定的。但是，在中东地区，我们迫切需要赢得感情和理解，新闻战不但未能消除反美情绪，并且实际上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此外，尽管发现了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万人坑”，而且，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的组建略微抵消了美国侵略和占领的印象，但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化学或生物武器威胁的证据，这削弱了美国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的希望。　　　　
　　　　尽管军事行动的决定性阶段已经胜利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由于指挥官可调动的部队被大打折扣，军事计划承受了不必要的风险。虽然事实上，部队数量足以打败伊拉克军队，但是，军事行动的总体观念是效果，而不是效率。军事行动的实施不同于商业活动，后者利用可预计的必需品和经营环境，使投入成本最小化。而战斗，特别是地面战是最无法预测的人类活动之一。由于风险往往来自于不可能的或无法预知的因素，它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因此，军事经验通常要求，在任何行动开始之前，需要使可预知的风险最小化。　　　　
　　　　额外的部队是可以动用的，他们甚至已经接受了调遣。军事行动具有固有的无效率特征，它要求有更多的作战部队、更多是保卫补给线的部队、更多的提供多余物资的汽车和后勤部队，这些都会降低军事行动的风险。至少一些计划制定者明白这一点，这是计划实施进程中精神保持高度紧张的根源。但是，它们的部署已经太迟了。　　　　
　　　　当形势逐步明朗，土耳其将不允许美军通过的时候，在科威特部署第4支作战部队已经太迟了。但是，至少可以对第2骑兵团或别的军事警察部队实施空运，而不应坐等战争爆发五天后，沿补给路线发生危机。可以相信，沿补给线路的额外部队能够防止第509海军陆战连士兵付出生命这类的过失出现。　　　　
　　　　随着战后阶段的到来，军事计划的过度风险变得更加明显，此时，部队兵力和作战能力无法胜任现在的任务。计划制定者的工作是，预测各种意外事件并对此做好充分准备，这包括战后伊拉克抵抗美国占领的可能性。但“见机行事”的哲学做不到这一点，它似乎是从不断的部署问题和每一个战略梗阻中所反映出一种哲学。结果是，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美军无法提供安全、制止抢掠和破坏，也无法在全国，甚至在巴格达城内，建立可以信赖的军事存在。必然出现的混乱对于美国从战场上所赢得信赖的提升造成了一些损害，也为随后几周伊拉克人展开深入的、更有组织的抵抗提供了机会。　　　　
　　　　


决定性战役“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

　　　　在3月20日，当战斗打响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有4个团可以动用。在科威特，美国陆军仅保有7个作战旅，即第3步兵师3个旅、第101空降师3个旅、第82空降师1个旅，第101空降师的一些部队还未作好出发准备。到4月11日，当摩苏尔和提克里特陷落时，随着第2骑兵团和第173空降旅的到达，在伊拉克的美国陆军增加到7个旅。5月1日，布什总统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到5月底，随着第1步兵师的一个旅、第1装甲师、第4步兵师和第3装甲骑兵团的到来，在伊拉克的陆军数量达到17个陆军旅。此时，尽管姗姗来迟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但长时期的混乱使得军事构想的最终结局产生了一些疑问。　　　　
　　　　也许有人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随机应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集结更大规模的部队，或及早开始集结，可能会破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的努力。但是，当局自己的声明与这一看法相互矛盾。按惯例，在实际开始调动之前很久，部队的部署就已经宣布了，其规模被夸大了，给人的印象是，它比实际投入战斗规模更为庞大。　　　　
　　　　有些人建议，相对小的地面部队组成是意外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计划和部署的不断质疑，使得部署过程被完全打乱，以至于所需要的部队无法运达，而最终，指挥官接受了这一点，不想提出反对去面对部长的愤怒。还有些人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拉姆斯菲尔德坚持控制财政成本的结果。也就是，额外的部队将留在原地，直到的确需要他们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拉姆斯菲尔德正在证明他的观点，即与传统陆军相比，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对的优势。正如一名官员评论到：“他总是不那么看重陆军，如同在阿富汗那样。”也许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　　　　
　　　　对军事计划的第二个主要的批评，即计划的真正失败是在最后阶段：它对战后计划“偷工减料”。在战争中，规划军事行动必须考虑，要为战后的一段时期制定计划。通常，陆军和联合作战计划会提出一种“四步走”要求：部署、集结、决定性军事行动、战后军事行动。在战场上摧毁敌军只是创造了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胜利意味着不仅要击败敌对的军队，而且更要赢得后续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和意图。假如这样的话，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阐明的，目标包括终结政权、驱逐并破坏恐怖分子的网络、找到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铲除恐怖分子活动、为伊拉克尽快过渡一个“不对临国构成威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创造条件。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后续的计划，从对战后胜利的定义开始，还要回过头来，决定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所需要的兵力。　　　　
　　　　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引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的所谓政府理念，没有认识到战后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战后的伊拉克形势，政府将其解释为一些臆想的问题，诸如尚不十分成功、“往往对问题估计不足”、除掉了萨达姆就会消除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威胁、将恢复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统治、官吏们会继续任职等。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备既是布什政府内部决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和军队内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和倾向的结果。从一开始，军事计划（如何进入伊拉克）就优先于战后计划（如何在伊拉克实现真正的目标）。像五角大楼这样的机构，它只是注重自己核心专家的意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不是集中于形势内在的、更广泛的要求。这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不断的官僚政治的争斗交织在一起，前者要求谨慎与周全，另一方仿佛毫不在意这些问题，决心稳步前进。直到2003年1月，白宫决定将战后全部职责交给国防部，这一争斗才尘埃落定。　　　　
　　　　并不是说，政府内部自身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机构或组织来支持军事计划。作为国务院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自身决不是规划和执行机构。曾寻求的在越南进行国家构建的任何表面机构已消失了很长时间。在其位于宾西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战争学院，陆军建立了维持和平机构，但一小队热诚的讲师已经被再三缩减，按照预算，其工作将要终止，他们正在为此而斗争。20世纪70年代，反战理想主义兴起，国会曾设立了美国和平研究院，它起着重要的研讨和学术中心的作用，但是，它不同于空军的兰德，或者海军的海军分析中心，或者陆军的兰德—阿罗约中心，这些机构接受联邦资助，全面分析一些与武装部队使命相关联的棘手问题。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组织，每年能专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提高我们在和平行动中的能力。也不存在类似于国防工业的组织，他们有成群的顾问和院外人士去争取有利的拨款。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至少试图建立一种内部的协调机制，它或许能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在处理像海地这样所谓的政府失败问题时，能够寻求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办法。这一过程注重实效，从全面的准备逐步展开，为1994年美国军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退出战略，它使每个部门对政府援助计划的某一部分负责，并且在各